“语录”被围殴，钱文忠有苦难言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学者、畅销书作家钱文忠的两本语录《颤栗的道德底线》和《风化的传统基石》日前发行上市，引来了众多批评和争议。

钱文忠在书的后记中介绍，这两本语录的催生者是“我的朋友老愚（高晓岩），从头到尾，没有他就不会有这两本书。老愚兄在百忙中不辞辛劳，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从字数以百万计的各类文稿中剔选耙梳、分门别类，最终编成了现在这样的两本集子”。

老愚则告诉时代周报：“钱文忠先生经由百家讲坛为人熟知，但那毕竟是讲古书，人们很难从中知道他的活思想。这两本语录主要是根据钱文忠先生的电视对话编辑成书的。他那些评述社会文化现象的言论，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当然还有他接受媒体采访的内容，甚至还包括一些博客文字。我找人初编、筛选，最后细编定稿。书稿三校样出来后，钱文忠先生审读了一遍，做了个别删改。他完全认可两本语录的编选水准。”

关于这两本书的特点，老愚认为：“两本语录，一本谈社会，一本论文化，应该反映了钱文忠先生对现实的发言状况。里面有知识的传播，也有思想的阐发。”


“ 钱文忠语录”编者老愚。

编者老愚：思想交锋令大众受益

老愚指出：“这两本书肯定有疏漏之处，责任由我来负。”他认为这两本书的观点当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很正常，也是它们存在的价值所在。思想的交锋可以令大众受益。”

针对各种批评的声音，老愚写了《被围殴的“钱文忠语录”》一文，文章称：“如日中天的钱文忠教授，因两本‘语录’而遭‘围殴’。奇怪的是，除了一些粉丝的激烈反应外，至今尚未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打抱不平。”老愚列举了刘仰、叶匡政、摩罗等人的观点。作为这两本书的编者，老愚这样解释撰写此文的原因：“钱文忠语录遭遇的批评，反映出这个时代的某种特征。摩罗先生发明的‘文化迷彩服症’深得我心，我以综述的方式呈现这种交锋，是为了引起人们更深入的思考。”

叶匡政是对这两本钱文忠语录批评较为激烈者。他告诉时代周报：“我基本上逐条读了一遍，不读一遍，也不敢随意批评，说不定语录里藏着一两粒珍珠呢？看后第一感觉是，讲了一大堆平庸而貌似正确的废话。”叶匡政自认并不了解这两本书出版过程的背景情况，他说：“我觉得这不重要。看了后记钱文忠有个解释，似乎称自己是被赶鸭子上架。但我不这么看，因为他在文中说自己同意出版了，还借此谈了一番不能自圆其说的理由。你既然认可出版，你就得对这两本书负全责，没什么理由好讲。这好比我接受你的采访，就得为我说出的话负责。不能因为别人指责我回答得有问题，我就把责任推给你的提问。这其实是一个常识，只要书上署了作者的名，无论中间过程多么曲折，作者都需对书中的每一句话负全责。除非你没看到最终出版的定稿或是盗版书，那是另一个问题。其实我们鉴别和判断一个人的品格，往往就在于这最后的定夺。可做可不做的事，可说可不说的话，你如果说了做了，人品与境界也因此立判高下。”

关于钱文忠语录的评价，现在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随地吐痰”一说。叶匡政说：“‘随地吐痰’是钱文忠自己的提法，他一方面说：‘批评有了一个更宽容的空间。批评者不能辜负这个空间，要主动维护它，而不是‘随地吐痰’。今天，文化批评的健康发展，需要批评者抵制人情的诱惑、商业的诱惑，避免批评的工具化，慢慢抵达一个不功利的、纯粹的批评的概念。’一方面他对社会和历史的批评，包括对余秋雨、刘翔等人的评论，处处显示了人情和商业的诱惑，功利性非常明显。比如他说：‘刘翔对于我们的价值包括绝不限于优秀运动员的价值。因为他已经优秀到了接近于伟大的地步’。他又说：‘余秋雨先生关于汶川地震的那篇文章，我冷静地看过，尽管其中的意见可以商榷，但是我认为他的立意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没有像他写别的文章时那么讲究。’这些都能成为语录？他一边教导别人不要‘随地吐痰’，一边自己却在‘随地吐痰’，这大概就是一些文化人的特色。”


评论家叶匡政。

叶匡政：漏洞矛盾比比皆是

叶匡政认为“钱文忠语录中，充满漏洞、彼此矛盾的论述比比皆是”，并举例来说明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说‘在今天的传统文化热中，还有很多让人担忧的东西，除了过度娱乐化，最让人担心的就是过度商业化。’在另一处谈《开心辞典》国学节目时他又说：‘《开心辞典》还是一档娱乐节目，只是我们用这个娱乐的旧瓶，装了国学的新酒而已。这只瓶子装醋还是装酒，瓶子其实无所谓，主要是里边的内容。’这么说话，就叫自己掌嘴。再比如他说：‘我们的传统是断裂的。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实际上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现在所讲的传统，基本上是清朝雍正以后形成的，与汉代、宋代、明代的到底有多大关系，很难说。’在另一处他又说：‘不讲公德（私德都还比较讲），不讲秩序（到现在还没有排队的概念），不尊重法律，这都是中国传统的致命伤。’接着他又说：‘我这个人身上既有东方的传统，又有西方的传统，这是家族赋予的。’看到这里，别人忍不住会问，你说的这些个传统究竟分别是哪些传统？”叶匡政指出：“钱文忠语录经不起推敲，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的表述非常不严谨，很多地方都是一种漫无边际、大而化之的说法，看不到学术表达的基本功，像中学生说话方式。这种话语方式，出去演讲或许还能忽悠一些人，一旦落到纸上、写成文章都有问题，更别说编成语录了。”

叶匡政认为“钱文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也极为肤浅”，并解释：“我很早对他就有这种看法了。季羡林去世未满10天，他就频繁地在博客里发表讨伐‘罪人’‘坏人’的檄文，是犯了中国丧葬大忌的。按说他是一个宣讲传统文化的人，不至于连这点都不懂。儒家说要‘慎终追远’，一个‘慎’字表明了传统文化对丧葬的全部态度。如今，农村里至少在七七四十九天内不去闹各种纠纷，这是对其他有哀伤之情的人的一种起码尊重。那时我就写文章批评过他。”

叶匡政认为这两本语录的出版，“折射出的就是‘钱文忠现象’。一个没有什么文化修养与学术积累的人，竟然可以四处演讲，兜售自己的观点。钱文忠自己的语录是：‘中国现在最没有的，恰恰就是文化’，他是深知这一点的，所以在四处宣讲‘文化’。看他天天在媒体上讲那些不靠谱的话，真正有文化的人反倒无语了。”

钱文忠：不相信“真理越辩越明”

对这两本语录被说成“随地吐痰”，老愚表示：“我很难同意这种说法。即使不喜欢钱文忠先生的话语，也不至于使用如此不敬的评语。钱文忠语录自有其存在的价值。我所认识的年轻人里，就有很喜欢这两本语录的，他们认为可以从中获得思想启迪。即将出版的《青年文摘》摘录了其中十几条妙语，似乎也可以作为有价值的证据。”

而钱文忠本人针对叶匡政的批评，告诉时代周报：“叶先生我不认识，近日才经友人提示，拜读了他的文章。多年来，叶先生一直很关注我，并且一直对我持完全彻底的批评态度。我不同意他的很多观点，但是，他当然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一点是不用多说的。”

对这两本语录出版的过程，钱文忠表示：“我在后记中基本已经说明，也没有什么需要说的了。当然署的是我的名，我应该面对批评。这是不能用因为忙，以及出于其他的复杂原因，没有具体过问出书整个过程，来为我自己开脱的。由于种种原因，不坚持自己的意见，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还好，我认为从这件事情中认识到很多东西，也值得。不过，问题似乎比较复杂。”他说：“这本书编者根据的，主要是我电视评论的扒词稿，基础是‘语言’，这大概也是编者建议采用‘语录’为名的原因吧。至于是否像有些文章讲的，背后还有这样那样的考虑。我倒是不知道。”他进一步解释：“此书出版过程中和出版以后发生了种种情况，有些我本人和很多朋友都很不理解。我不想伤害到任何其他人，假如把情况全部说明，那自然或许对我是有些益处的。但是，很可能对其他人的职业生涯和一些无辜者造成巨大的伤害。所以，我选择还是不谈。”

钱文忠同时介绍：“有个民间的学术项目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很艰难。我和其他朋友都在尽力帮助一下，这也持续了一段时间了。书还没有出，我就决定将扣除一些费用后的剩余版税捐给这个项目，也早就完成了。”

面对目前两本语录受到的批评，钱文忠表示：“我之所以不予回应，因为我从来不相信‘真理越辩越明’，相反，有些道理在今天似乎越辩越糊涂。何况，不必要的回应又很可能被认为利用不同意见进行炒作，以求增加书的销量，而我对此类事情历来躲避。同时，我也认为，这只会伤害这两本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