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女儿万方：父亲的灵魂无法穷尽

本报记者 吴娟  实习生 邓佩梨

1910年9月28日，曹禺诞生于一个封建没落的官僚家庭。第一部戏剧作品《雷雨》创作时，他才24岁。

关于《雷雨》，曹禺在其序言中写，“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但是，“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两年后，曹禺发表《日出》，接着，《原野》问世，1941年《北京人》完成，短短几年时间，“四大名剧”喷薄而出，曹禺才31岁。

当他晚年和女儿万方偶然回到旧地清华—他就是在那里创作了《雷雨》，记忆中鲜明的情节历历在目，他仍喟然感叹彼时创作中的美好时光。

1949年，是曹禺创作中的重要转折点，“他再也写不出东西了”。在巨大的时代裹挟之下，创作力急速衰退。曹禺不得不忙于各种纷繁政务，创作搁置，违背了自己的内心所求。

曹禺一生经历过三次婚姻，原配夫人郑秀，他们的婚姻名存实亡数十年后结束。第二任夫人方瑞“文革”时去世，曹禺后来与京剧旦角演员李玉茹结婚。

“我爸爸在年轻时真是非常的自信。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然而老年之后，那股自信早已不知去向，不知为何物了。”晚年的曹禺，是一个孤独的、痛苦的、迟疑的曹禺。“我极力思考怎样才能写出我爸爸，写出那个潜藏在种种表象之下的灵魂。他的身体里绝对有一个灵魂。我觉得我不可能把它写出来，因为它太复杂太丰富、太精致太脆弱、太旺盛太强烈、太荒谬太狡猾，根本无法穷尽。”

万方还说，这是一个外人看不见的、只有亲人和朋友才知道的曹禺。

时值曹禺百年诞辰之际，记者采访了万方，以期看到“另一个曹禺”。

安详是一种极深的疲乏

时代周报：你曾说到老年的曹禺，“真正的安详其实是一种极深的疲乏，从精力到精神，从思想到体力。”你能详细解释一下这句话吗？

万方：因为他到老年的时候想写东西写不出来，原因是很复杂的。他总是写不出东西，又不断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他有很多挂名的职位，主席、院长之类的，每天都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应酬。电话铃一响把他闹醒，总是要他开会、题字、看戏、评奖之类的事儿。他什么事都应承下来。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有活动，有时一天有四个日程，日历本儿上记得满满的：追悼会，法国议会代表团，送机场，英国大使馆，等等。每次参加活动回到家，他都极为疲倦，还有一股说不出的沮丧。当然也有挺得意的时候，但这样的时候毕竟不多。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和我说，我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他还感叹：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而他真正想做的就是写东西，他说，“我要走出去，我要脚踏实地，我要写东西。”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是写不出东西来了。直到他病得没有力气了，才不再痛苦了，因为痛苦实际上也是需要力量的。此前他一直想写作，但是他的思想没有彻底放开，没有自由，是被束缚的，他一直被这种束缚缠绕着。

实际上他天生就是写戏的，他就是一部戏。他天生就是一个写作者，否则怎么可能在23岁写出《雷雨》，那是不可思议的。他整个人，包括他的神经、他的思维、他的感悟能力等等都是为写作准备的。

父亲绝不是勇敢的斗士

时代周报：他有试图抗争过吗？

万方：这不是他的性格，我的爸爸绝不是那种斗士。他的性格比较软弱，他是敏感、软弱、感情丰富的，他肯定不是那种勇敢的斗士型的人。他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但我深知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生命是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态，始终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鼓动，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都是充满了矛盾的，而且都加倍地放大了。当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力量，绝望和恐惧就会把他压垮。   

关于“文革”，他也有过一些记录，《十年浩劫回忆录》，那是一个很薄的练习本，写了不到一半，那上面的最后一行字是：“当时，我整天担心随时被抓进去……”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着他。这痛苦不像“文革”时期的恐惧那样咄咄逼人，人人不可幸免。这痛苦是只属于他自己的。我曾经反复琢磨这份痛苦的含义，我曾在一篇关于我爸爸的文章里说，痛苦是他的性格。现在我感到这样说不很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痛苦是他的天性。而他的性格中具有好热闹的一面，不甘寂寞的一面。

时代周报：那他怎么评价自己的八部戏剧作品？

万方：虽然没有真正和他谈过，我觉得这实际上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有真正认真和他讨论他怎么看待自己的剧本。但在平时的言谈中，我个人觉得他对《雷雨》是挺有感情的，因为那是他的第一部作品，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是把所有青春热情力量全部投入进去的。在他老了以后我跟他一块去清华大学，还找到那个旧的图书馆，当年他就在那里写作《雷雨》。他说那时候真是痛快啊，写累了就跑到外面去，躺在草地上看星星看蓝天看白云。他还说，我不是从头往后写，是自己冒出哪一段，哪一段让我激动，我就写哪一段。但他也说过，《北京人》应该是他写得最最成熟的一部作品吧。

没必要为他撇清什么

时代周报：你曾经说过，你准备写曹禺的婚恋故事。能不能告诉我们一直没能写的原因？现在为什么又觉得可以说了？

万方：这个不能写的原因跟我个人的性格有关吧。因为父母情感的事，我觉得那是他们的隐私，反正就是本能地不愿意说。但是，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整理他的东西，我的继母李玉茹把很多上世纪40年代我爸爸和妈妈交往的信件给了我。我妈妈是“文革”去世的，才50多岁。我觉得我妈妈一生都没有享受过什么，就觉得她不幸福。后来我看了我爸爸写给她的那些情书，当然是之后看到的。我和我妹妹就觉得，妈妈还是很幸福的，她获得了爸爸那样的爱情。站在女儿的角度，我觉得想为她做点什么，所以觉得可以说了。

时代周报：那个情书大概有多少？

万方：大概有十几封吧。

时代周报：这些信件如果公布，也可以澄清一些历史上的误解，比如普遍认为的曹禺第二次婚姻中的道德瑕疵？

万方：这个我不在意，我确实也是这么想的。我非常能理解他，根本没有必要为他撇清什么。他晚年的时候看歌德，还会感慨，说歌德80多岁的时候还会爱上一个15岁的小姑娘，真是好啊。他就是觉得这个好啊，我也觉得很好。所以，如果我想写，也不是为了解释，我只是觉得起码是他生命中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要拿出来。

时代周报：你能不能详细地谈一下曹禺怎样看待情感和女性？

万方：我爸爸对女性，我觉得是充满了同情和爱。他母亲是18岁生他的时候去世的，等于为了他的生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后来他到了80多岁，还写了一首歌颂母亲的长诗。他去世之后，我才想明白这一点。

在他的生活中、作品中永远觉得女人是可怜的。包括繁漪，都是悲剧性的。我觉得《雷雨》里的三个女人，她们的感情都是悲剧。由此我又想到我父亲作为一个男人，可以把女人写得那么深、那么让你难过。

他和我妈妈的第二次婚姻其中也有很多曲折。我爸爸这个人，他总是在反省自己、批评自己，在离婚的时候也说到这个。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电视拍他和第一任夫人的故事，其中有吴祖光说的一段话，说我爸爸那时在清华谈恋爱谈晕了头，连眼镜丢了都不知道。可是电视剧只用了他说的前半句，后半句就删掉了，其实吴祖光后半句说的是，曹禺很奇怪，怎么会和郑秀走到一起，他们俩完全是两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