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残的榜样

2010-07-29 05:54:42

来源: 时代在线网

It is the moment of non-construction, disclosing the absentation of actuality from the concept in part through its invitation to emphasize, in reading, the helplessness- rather than the will to power- of its fall into conceptuality.
作者Paul H. Fry是耶鲁大学英文系教授，引文出处是他写的《诗辩》。文长36个单词，在文法上只是一句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术语，一般英语为母语的美国大学生，不用翻字典也应该明白每一个字的含义，虽然这句话究竟讲了什么，他们会像我这个英语非母语的外国人一样摸不着头脑。

刘绍铭

就我所知，文学作品虽然吹了多年的“淡风”，中文著作尚未见有以“文学的死亡”或“文学的末路”作书名的集子出现。英文倒有不少。菲德勒（Leslie Fiedler）的一本文集叫《What was Literature？》，可译作“那种从前叫文学的是什么东西？”，文学既成过去式“was”，谈文说艺的作者亦相应成了“古人”。这本文集第一篇就自我殒灭：《Who was Leslie A. Fiedler？》—“那个从前叫Leslie A. Fiedler的家伙是什么东西？”

菲德勒（1917-2003）在“觉今是而昨非”前的全名是Leslie Aaron Fiedler。那种从前叫文学的东西在他眼中是专供学界清玩的“孤芳”作品，如詹姆斯后期的长篇小说《奉使记》。他引了传闻马克·吐温说过的话：“我宁愿堕落约翰·班扬《天路历程》的天堂，也不要看他的东西！”

那么在菲德勒眼中，“今天的文学”是什么东西？简单地说，就是通俗读物，如《飘》（《Gone with the Wind》）。菲德勒这家伙当年是美国学界老顽童—“the wild man of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说话疯言疯语惯了，大家也就见怪不怪。

教我们认真看待的倒是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克恩南（Alvin Kernan）写的《文学的死亡》（The Death of Literature，1990）。单从市道看，文学命若游丝是事实，但毫无保留地说是寿终，实有点过分。最少在《纽约书评》这类刊物上我们还经常看到新书广告和评论文章。这位荣休教授从“外忧”和“内患”两个角度来分析文学面对的危机。“外忧”的成因再明白不过。新世代读书人的口味早为各种影视艺术所取代。此中因果本是老生常谈，在此不赘。不如说说内患。

依克恩南的说法，所谓内患，实因若干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批评学派，二三十年来不断“瓦解”西方文学传统经典著作之余，还蓄意“谋杀”作家。这就是说此派论者把文学作品仅是看作语码的组合，作者是谁无关宏旨。文字本身游离不定，意念自然飘忽，难以捉摸作者的“中心思想”。道德判断得从实证论出发，若为相对论取代，是非善恶就失去标准。由此看出克恩南的观点跟《闭塞的心灵》作者布鲁姆（Allan Bloom）相似：尼采在美国学界阴魂不散，虚无主义思想大行其道。

看来反权威、反建制的表述不限于文学范围。艺术品“自甘堕落”的倾向更令人瞠目结舌。试看Robert Mapplethorpe展出的一张照片：一个黑人在白人口中尿尿。比他更惊世骇俗的一位摄影师是Andres Serrano，他在一帧作品中把代表耶稣的十字架泡在自己的排泄物中。

后现代派文评家虽然处处反制，倒未见有人跑出来焚国旗、毁圣像。据克恩南的分析，今天的文学批评之所以玄似天书，可说是铤而走险的结果。设在大学的专门科目，如医、理、法、工、农，其“实用价值”早有定论。既属专门科目，自有一套言之成理，但门外汉难以消化的行话。我们听不懂，只能怪自己无知。因为“实用”，所以这些科目公认有存在价值。

文评家是文学的解人，可惜文学的功用无法量化。今天在美国专业研究文学的人，绝大多数是大学的受薪阶级。历史这门功课，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环，但文学不是。文学和哲学的地位一样，属于人文“学科”，沾不上“科学”的边。跟校园内的科学家同事聊天，如果还老黄卖瓜地向他们解说文学追求真善美，有助净化人类心灵这类老掉牙的话，语言就不像专家的discourse（演讲）了。因为文学研究既然是专门学问，老生常谈是大忌，应有像医生或工程师那种别人不知就里的行话穿插其中。拉丁文在这方面很派用场。奇形怪状的数学符号有时也管用。行文于是“夹杠”（jargon）连篇、“罕词”（neologism）满纸，好像非如此这般就不可以把文学提升到“科学”的境界。

后现代文评的风格与文字不断向“科学”靠拢后，出现了什么面目？且看：

文长36个单词，在文法上只是one sentence（一句话）。作者Paul H. Fry是耶鲁大学英文系教授，引文出处是他写的《诗辩》（A Defense of Poetry）。这句子虽然长得教人喘不过气来，但最少没有什么特别的“科学”术语，一般英语为母语的美国大学生，不用翻字典也应该明白每一个字的含义，虽然这句话究竟讲了什么，他们会像我这个英语非母语的外国人一样摸不着头脑。对名牌大学崇拜有加的读者，看了这种“天书”，茫无头绪之余，总先会责己，怪自己学养不足或悟性偏低。人家耶鲁大学教授写的文章嘛，那有不通之理？

偏有人不信邪。《Arts and Letters Daily》的网上编辑Dennis Dutton毫不客气地指出，Fry在《诗辩》上用的语言，像absentation of actuality这些怪胎，卖的是野狐禅，目的在让人听来有如物理学家吃力地把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诠释作“俗讲”的模样。后现代文评在文字上玩的花样，极尽“奇技淫巧”之能事。肯塔基州Louisville大学的Aaron Jaffe教授，注意到特务007在一部电影中突然要换换马丁尼的口味，吩咐酒保用另一个牌子的伏特加调酒。Jaffe认为这涉及效忠对象以及领土主权的易位问题，决定给我们解码道：this carries a metaphorical chain of deterritorialized signifiers, repackaging up and down a paradigmatic axis of association.

黄灿然曾在《明报》译介过Robert Fulford痛批“后现代呓语”的文章。难为他把这些“PoMo-babble”的样板都翻译出来。以下是Jaffe呓语的译文：“此举带动了一条非领土化能指的隐喻之链，上下重新包装一个含有各多种联系的范式轴心。”你喝了一辈子Smirnoff伏特加酒，一天晚上心血来潮，要转用Grey Goose来调马丁尼，Jaffe教授看在眼里，猜想这可能是你由崇俄到恋法政治情结的一个“非领土化能指隐喻”的转移。

在“PoMo-babble”歪风出现以前，我们奉为经典的文评书写，不是Matthew Arnold，就是T.S. Eliot或Lionel Trilling这等人文主义大师的著作。他们的论述条理分明，绝不“矫情镇物”，文字本身就是一篇篇亮丽的散文。

克恩南说，今天除了在大学的文学系外，严肃文学作品早已跟外界绝缘。因为除了不断“文字自残”外，后现代文评还经常各拥山头，以意识形态挂帅，排除异己。女性主义者（其中不少是男士）读经典，总以检举“沙猪”为天职。“沙猪”就是chauvinist pig，大男人主义的猪猡。“新左派”看书，各有自己关心的议题。关心动物权益者对Herman Melville的小说《白鲸》口诛笔伐，因为Ahab船长追杀鲸鱼的手段凶残。“山头主义”的学说，只有在学院才有市场，但文学市场的运作，得靠“the common reader”维持。追捧《飘》和狄更斯小说的，是“一般读者”。上Paul H. Fry课的学生，虽然视PoMo-babble为异端邪说，为了考试过关，只好发挥动物求生本能，在课堂上装出趣味相投、如醉如痴的模样。“The common reader”才不管你这一套。受不了还强忍下去，就是自虐。“狂人”菲德勒以讲授文学为生，竟然说出“那种从前叫文学的是什么东西”这种话，看来他也是受不了。

克恩南说美国的文学市场还可以惨淡经营下去，因为国内四年制的大学有1600多所，二年制的小区学院也近此数。问题是主修文科的学生日见减少，即使选上了这一科在课堂上也被“呓语”吓走。残喘还能苟延多久？克恩南悲观得很。美国大学生近二十年来的文字表达能力，已式微到半文盲的阶段。传统的补救方法，是规定他们到英文系开办的补习班去接受写作训练。但现在这种规定为时势所迫，作了修订。现在不少学生只消选些传播系的“沟通”课就可以过关。哪些课呢？克恩南举了个例子：Hello, then, what？说完哈啰后该怎么办呢？该说些什么话呢？这类课程没有规定一定要用文学作品做教材，因此既不必接触苦闷的象征Henry James，也不用知道海明威是谁。“哈啰，你是子虚大学毕业的呀？可怪呢，我弟弟也是！”能够跟陌生人打开话匣子，“沟通”就成功了，学生的“弱点”也因此“补救”了。

文学会不会有起死回生的一天？依克恩南看，沉疴已久，回天乏术。“外忧”已锐不可当，更不幸出了“内奸”自毁长城，七宝楼台，已破碎得不成片段。他老人家话说得悲痛：“从未看过一个行业，在埋葬自己衣食父母的行动上，表现得这么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