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蒙昧时期”到“埃及学”

我刚到美国念书时，在斯坦福大学的室友是一个知识广博的人类系研究生。他对埃及十分有兴趣，计划到那儿去做田野调查。因为我曾经到过尼罗河的源头和中游地带，所以我对埃及古代文明也很向往。他告诉我，埃及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曾经失传将近两千年，19世纪“埃及学”兴起后才被重新认识的。他又说，埃及象形文字有三种元素：“phonograms”、“ideograms”和“determinatives”。我一听恍然大悟，告诉他，汉字的构成也有“形声”、“会意”和“假借”等，与埃及象形文字的结构不谋而合。

我们两人时常在晚饭后散步聊天，多半是讨论与文化相关的题目。有一次，我的室友说他认识的中国人常有“中国中心主义”的倾向。他又说，许多中国人认为是中国独有的东西其实别的地方也有，就连“Middle Kingdom”这个英文词也不仅是指自以为位居世界中央的“中国”，因为在古埃及的历史中，就有“Old Kingdom”、 “Middle Kingdom”和“New Kingdom”。

和这位益友同屋一年多，由于有了新的观照，我对中国文化的体会更为深刻了；对其他文化的理解和欣赏也增加了几分。我脑海中逐渐建构了一个更为有意义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就好比是美国航天员从美国制造的太空舱里会高兴而清楚地看到美国的山河，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地球的面貌。

从卫星地图上看，埃及全境的95%是沙漠；其余5%是贯穿南北的尼罗河谷与尼罗河三角洲。在今日埃及的8000多万人口中，大约99%住在仅占5%面积的尼罗河谷和三角洲，只有不到100万人定居或游牧于广袤荒凉的沙漠里。

古时尼罗河每年泛滥，冲刷下来大量淤泥。河两岸的人们每年就在新泥土上种植，并在这种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灿烂的文明。古埃及的宗教尊崇国家的统治者“法老（Pharoah）”，认其为神。从公元前31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共有大约200余位“法老”统治过埃及。

公元前332年，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年仅20岁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统一希腊之后征服了埃及，并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出海处建立了第一座亚历山大城。此后在继续东征波斯、中亚，至印度河的途中，他建立了数十座亚历山大城。经过12年的阅历，这位年轻的征服者对东方文明由鄙视变为尊重。他返回波斯时，身着波斯服装迎娶波斯公主；并要求众多部下也娶波斯妻子。亚历山大可说是提倡东西方融合的先驱。

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部将托勒密（Ptolemy）篡夺埃及政权，建立托勒密王朝。托勒密的后代统治埃及近300年。这些希腊统治者说的是希腊语，崇尚的也是希腊文化，但是为了埃及子民的认同，却穿着埃及服装并自称是神化的“法老”。

亚历山大本人对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的融合怀有诚意，因此愿意穿着如波斯人；托勒密王朝的“法老”的“神话”却可能是统治者的权术。托勒密王朝的时代正是历史学家所谓的“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Period）；希腊本土已经逐渐衰落，而希腊文化却因为亚历山大的远征而传播到埃及、西亚乃至中亚，并且和当地的文化开始融合。

2006年元旦，我在亚历山大城的旅店里遇见一群说粤语的年轻人，其中两位认出了我，叫我“校长”。原来他们是香港城市大学的毕业生，参加青年商会的旅行团到埃及。我除了有“他乡遇故知”的喜悦之外，还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而这些学生不只为我埋单，还要听我讲述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亚历山大在“希腊化时代”的重要性。

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埃及艳后”克丽奥派特拉（Cleopatra）恐怕已经无法认同希腊。她为了保持王位和追求个人的幸福，先与罗马大英雄恺撒恋爱生子，恺撒被刺后又嫁给罗马的将军安东尼。公元前30年，安东尼被恺撒的侄子屋大维（Octavia）击败并杀害，一直和安东尼并肩作战的克丽奥派特拉于是服毒自杀, 殉国兼殉情。

罗马征服埃及这个谷仓后，实力大增；因此控制埃及对罗马来说十分重要。早期罗马的统治者也自称“法老”，迫害新兴的基督教。公元4世纪，罗马奉基督教为国教后，不再使用“法老”的名号。然而埃及教会（即考普特教会“Coptic Church”；罗马人称埃及“Egypt”为考普特“Copt”）于5世纪被罗马教会判为异端，埃及基督徒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人随即以雷霆万钧之势攻入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领土；640年，进入埃及。此后数百年，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在古老的埃及同步快速进行。属于东非Hamitic裔的埃及人大量皈依伊斯兰教并因而转用阿拉伯语，即使埃及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也都改以阿拉伯语为母语。

阿拉伯穆斯林坚持一神教信仰，对古埃及的多神信仰采取藐视态度。尼罗河谷的许多神庙、金字塔和其他古代建筑逐渐损毁，建筑上铭刻的文字也没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埃及古代绚烂辉煌的历史被伊斯兰统治者认为是“蒙昧时期”，有如阿拉伯民族在穆罕默德接受天启之前的“蒙昧”状态。就这样，人类史上最璀璨的古埃及文明被遗忘了一千多年。

公元1798年，拿破仑进攻埃及。这是十字军之后欧洲军队第一次进入伊斯兰世界。法国这次出兵因英国海军的干扰而失败，但是它也产生了拿破仑绝对意想不到的重大发现！

1799年，法国士兵在尼罗河三角洲一个村庄里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刻有三种文字，分别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古埃及后期使用的demotic文字和希腊文，据判定应是公元前196年所刻。一位法国学者用20年的时间找到破译象形文字的关键，此后一百年里欧洲许多学者投身到“埃及学”的研究中，以科学的方法重新构建了古代埃及的历史，使它可以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近代欧洲人凭借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和工业革命得到巨大优势，在美、非、亚及大洋洲掠夺剥削。他们的罪恶可谓罄竹难书；公正的现代欧美学者对这一点也不再讳言。

但是欧洲社会所崇尚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确实是促进人类进步的重大原因。可遗憾的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效率观念和欧洲思想家们所揭橥的自由、平等和个人尊严等现代化的旗帜，在埃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不易察觉。我经常见到的是社会地位尊卑的分野；是权力的滥用。哪怕是一个只有一丁点权力的人也会摆出一副“官僚的面孔”；多数从事微小服务的人经常伸手要“bakshish (小费)”。

且不论拿破仑的功过，他对理性主义的服膺和对科学的提倡肯定是对全世界的正面贡献。就连他进攻埃及这样的失算，也由于近代欧洲人的理性主义和科学态度而开启了一门崭新的“埃及学”，为我们了解人类早期的文化遗产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作者系香港城市大学前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