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诚勿扰》：传统窠臼中跳舞的性别景象

2010年的夏天，众人围观一档中国相亲类电视节目《非诚勿扰》，观者表情各异，有好奇、有惊诧、有不屑、有嬉笑、有愤怒……总之，一个集体评判的舞台已经搭成，专家、媒体人、嘉宾、观众、网民见仁见智，在各种意见交锋的热潮形成时，政府出面下发一道管理规定，要求整治“相亲类节目泛滥、造假、低俗”等倾向，还荧屏以净土。

尽管有低俗、泛滥、造假等不良倾向，笔者还是要为一档由爱情、金钱、谎言、阴谋等要素演绎的精彩娱乐节目将要谢幕而感到遗憾。更为一场由此引发的本来是更精彩的自由公共论坛也要提前消声而感到担忧。我不能想象，大家正襟危坐地在现场和屏幕前，为代表主流价值观的嘉宾而感动落泪的娱乐节目将会有多长的生命力。因为，在我看来，《非诚勿扰》这个节目正是因为碰撞、挑战、颠覆、重构而获得大众关注的，其热播的原因正是因为它真实地体现了中国转型期过后既已形成的变形社会状况：等级制社会结构、父权制性别文化、多元混乱的价值体系、模糊的公共规则等。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国家权力对社会活动的强势规范，那么，《非诚勿扰》这个节目的出现及其作用也仅仅是一个出演了性别、伦理、权力的蹩脚秀场而已。

我为《非诚勿扰》喝彩，因为《非诚勿扰》的主创人员有比较敏锐的社会观察力，他们试图通过挑战和颠覆让这个节目在竞争激烈的电视荧屏脱颖而出，他们成功了。通过对相亲对象的挑选与对游戏规则的设计，节目形象生动地展现出了社会转型后的一些变化与状况。例如，富二代与拜金女的出场展现了30年强烈物质利益追求带来的财富膜拜后遗症；中性女的出场挑战了温柔、性感、贤惠的传统女性刻板形象。而母女、双胞胎姐妹同台争夺男人的环节则展现出了主创人员的阴谋设计，因为不论结果怎样，家庭伦理秩序与传统爱情观念都会受到挑战。

同时，我为《非诚勿扰》嘘声，因为《非诚勿扰》的主创人员并没有到位的社会判断力，他们试图突破传统、展现现代的意图失败了。例如，节目尝试传达这样的信息：《非诚勿扰》的舞台是自由、民主、平等的；男女性别关系是有变化的；女性地位是有提升的，她们不再是被观赏、被挑选、被评论的对象。于是，游戏规则中权力比重偏向女性，女性在节目中可以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爱好与追求，可以运用话语权对男性进行点评甚至攻击，而男性则只可以运用决定权对女性进行最后的选择。似乎在一种民主程序中自由选择就能实现，平等的性别关系也就如此形成。可是，这种性别权力关系的理解非但不是现代平等式的性别关系图谱，反而恰恰是传统等级制的性别关系图谱，只不过是节目强行将父权制性别结构中的“男强女弱”改成“女强男弱”，以显示现代“男权社会”的终结与“女权时代”的来临。

可我们看到，《非诚勿扰》节目中打造的“女人当道”时代，所谓的“女性意识”、“女性需求”、“女人个性”还是围绕着男权规则在运行。男人有没有金钱、权力、社会地位、家庭背景依然是女性意识和需求的焦点，而不是男性的性格、爱好、价值观等内容。当然，拥有自由选择权的女性，则是被男权规则认同的有选择资格的女性，她们年轻貌美个性张扬敢于表达。就算是有个阿姨出场也只不过是年轻女儿的陪衬罢了，并且果然随着年轻女儿的退场其角色作用就消失。《非诚勿扰》节目中的女性身份并没有多元化，反而是非常单一的男权社会所设想的标准现代女性角色。

《非诚勿扰》节目自身的矛盾性困境其实就类似于中国转型后社会困境的状况。一方面，想寻求一种现代诉求，另一方面，却陷入传统的窠臼。我们尝试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现代社会，却被金钱与权力塑造了一个等级制结构的传统社会。现代性的表象与框架中填充的是传统的糟粕。女人靠容貌与身体可以迅速获取资源，男人靠财富与权力可以迅速获取资源，资源的最大量占有与支配代表人的身份认同与社会能量。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不仅等级制强烈刺激人往上走的欲望，同时也使得人将自身物化、将他人当工具。

其实，我们的现代社会更应强调“权利制约权力”，而非“权力制约权力”。《非诚勿扰》节目将男女关系放在政治情境中观看正显示其现代特色，只不过它将其误读为性别之间的“权力Vs权力”的抗争模式，而没有真正去关注现代社会的不同性别群体多元化权利诉求，对传统父权制价值选择的盛行也没有自觉抵制与改造。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