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拨乱反正（上）
正德十六年（1521）
内阁首辅杨廷和在皇太后支持下，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拥立宪宗的次子、孝宗之弟（兴献王）的儿子朱厚熜，继承皇位。从北京派出使臣前往兴献王封地湖广安陆，再由安陆护驾前往北京，往返颇费时日。这一段时间，老皇帝已死，新皇帝还未登极，成了没有皇帝的权力“真空”。幸亏有一位胆识与魄力兼具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在这一“真空”时段，独揽朝政，拨乱反正，为世宗嘉靖皇帝开了一个好局。
杨廷和是一个才子，十二岁中举，十九岁成为进士，领先于父亲好多年。然而，在他身上很少文人从政的书生气，注重的是政治实务—经国济世。他的上司李东阳评论道：我在文翰方面有一日之长，在经国济世方面，逊色于介夫（杨廷和字介夫）。可谓知人之论。此人精通韬略，有锋芒而不毕露，在皇帝昏庸、奸佞当道之时，能屈能伸，既不同流合污，也不剑拔弩张。正德三年（1508），他进入内阁，在这个权力与风险并存的岗位上，委曲求全。在刘瑾与焦芳、张綵内外勾结，把持朝政的局面下，也只能如此，故而《明史》说：“廷和与东阳委曲其间，小有剂救而已。”
正德七年（1512）十二月，李东阳退休，杨廷和升任内阁首辅，身处风口浪尖，艰难地行使首辅的职责。对于皇帝搬出宫廷，来到豹房寻欢作乐，不理朝政，正直大臣敢怒而不敢言。杨廷和借着乾清宫火灾，敦请皇帝下“罪己诏”，深刻检讨，广开言路。武宗置之不理。吏部尚书杨一清与他相呼应，指责豹房政治—“以夜继日，既无警跸之规，复乖堂陛之分”。御史张翰也直言：近来民间相传，朝廷正在海选美女充实后宫，凡是没有择婿婚配，或虽已婚配但还未举办婚礼的女子，都不得不逃避，闹得人心惶惶，天下惊疑。这种做法，既有损于皇帝圣德，也有悖于民间伦理。这些语重心长的逆耳忠言，都没有得到皇帝的回音，杨廷和感到无奈、失望。
这时，一个让他“息肩”的机会来了—正德十年（1515）三月父亲病故。根据“皇明祖制”，官员丁忧，必须回乡守制服丧27个月。杨廷和名正言顺地向皇帝请求“回籍守制”。这篇请辞奏疏写得颇为感人：“臣自母丧至今，不得见父者十有四年，一旦抱恨终天，冀得早从礼制……臣若未即就木，尚有十年堪备任使，是臣以三年报父，十年报陛下；是臣尽孝之日少，尽忠之日多也。”经过再三请求，皇帝批准他回籍守制。这并不表示朱厚照多么重视“祖制”—此公从不把“祖制”放在眼里，他心中考虑的是，少了一个元老重臣在旁监督，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纵情作乐。果然，在江彬等佞幸策划下，他到处巡游，把孕妇马姬带回豹房宠幸，都发生在这段时间。
正德十三年（1518），杨廷和“丁忧”期满复出，回到内阁首辅的岗位。武宗依然故我，不理朝政，到处巡游，他多次劝谏毫无结果；请求辞官回乡又得不到批准，心情的郁闷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势下，他只能虚与委蛇，既不屈从于那些佞幸之徒，也不和他们对着干，彼此相安无事。《明史》写道：“中官（太监）谷大用、魏彬、张雄，义子钱宁、江彬辈恣横甚，廷和虽不为下，然亦不能有所裁革，以是得稍自安。”这是深谙权谋术数的杨廷和高明之处，暂时的隐忍，是在等待发力的时机。
这种韬略当然是不可能公开宣扬的，人们看到的是明哲保身的一面，因而遭到一些忧国忧民之士的非议。言官徐之鸾、李润弹劾杨廷和，身居师保重地，没有忧国之忧，皇上出外巡游一月有余，宗庙社稷百官万姓寄于空城之中，正是大臣身系安危之日，竟然借口疾病而请假，闭门不出，还扬言请辞，完全是为自身考虑。甚至气势汹汹地责问：“其自为计则得矣，居守之事将谁是托？中外之心将谁是恃？”指责杨廷和明哲保身，为了顾全自己，而把朝廷大事、臣民托付，完全置诸脑后。
杨廷和此时此地的心态究竟如何呢？焦竑《玉堂丛语》有一条资料值得注意，说的是：杨廷和入阁已久，无所建树，人们对他有意见。武宗南巡，佞幸窃据国柄，舆论汹汹。有一个狂狷书生写信指责他。杨廷和接见了这位狂生，流着眼泪对他说：“久当不负良意。”武宗死后，他一反往昔的隐忍，无所顾忌地革除弊政，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久当不负良意”。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