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酒令之下的饮者们

有人对照过太平天国最早的一本官方出版物《天条书》和当时在中国基督徒中流传的马礼逊、郭士立等版本太平天国印书，发现一个最有趣的现象，就是太平天国没有圣餐仪式，这个有趣的现象1854年就被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们发现，他们在访问天京时特意向太平天国官员提出，得到的答案是“圣餐礼居然要喝葡萄酒，可是太平天国认为饮酒是非法的”。

饮酒斩首

甲寅四年（1854年）五月，当时总理国政的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发布诰谕，称“酒之为物，最易乱人性情”、“醉后目无尊长，致生事端”，因此“再四诰谕”，自即日起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人等”被查出喝酒者一律“斩首不留”，知情不报者“一体治罪”，而举报有功者，将被奖授太平天国当时最高的荣誉职务—恩赏丞相。

这项规矩可不是儿戏，杨秀清执法严厉，“军兵左足踏入民宅则斩左足，右足踏入则斩右足”，说喝酒要砍头，那是绝对真砍，不会含糊的。问题在于，太平天国为什么要禁酒？

禁酒诰谕固然是杨秀清所颁布，但诰谕中明白表明，这个禁令的颁布，是根据早先洪秀全所发布的、今天已经看不到的一份禁酒诏旨，也就是说，禁酒是洪秀全的主张。

早在1844年，洪秀全仅是一名热心而虔诚的传教者、还未产生“革命思想”时，就已经在其撰写的传教手册《原道救世歌》里表示“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败家汤，请观桀纣君天下，铁桶江山为酒亡”，从目前流传下的金田起义时期手写《天条书》中留下的蛛丝马迹（文中说求告上帝时要“用牲醴茶饭”祭告，“醴”就是薄酒）可以推究，冯云山最初制订的拜上帝会规章中，恐怕并无不许饮酒之说，但金田起义后禁酒之说记载普遍，则推行禁酒最力的只能是洪秀全本人。

洪禁酒的理由恐怕是多元化的。

他的族弟洪仁玕曾对外国人说，洪秀全自幼就很讨厌酒，认为喝酒误事，这种个人对酒的恶感，表现到朝政上，就是假托上帝旨意，强行让大家以他本人的爱憎为爱憎；他在《原道救世歌》里引经据典，则表明至少从理论上，他试图让大家相信，禁酒并非仅仅因为个人爱好问题，而是汲取历史教训所采取的、有充足理由的正当行动。

禁令有效

他的禁令恐怕还可以和《圣经》扯上关系。

虽然“摩西十诫”也就是太平军的“十天条”中并无禁酒一条，但《圣经》、尤其旧约里反对饮酒的言论不一而足，洪秀全的基督教知识起源于《劝世良言》，这本浅薄的小册子对旧约的引述远多于新约，这当然也会对洪秀全产生影响，至少可以让他更加理直气壮地把禁酒当作“天父上主皇上帝旨意”。

那么杨秀清为什么要配合？须知如果“代天父传言”的杨秀清不给禁酒令背书的话，这条禁令能否推行都很成问题。

从甲寅四年诰谕中可知，这次禁令的触发，是缘于一个“饮酒误事、目无尊长”的个案。杨秀清对个人权威十分看重，“目无尊长，致生事端”是他决不能容忍的，记载中顶天侯秦日纲的车夫只不过在杨秀清路过时没有起立，就闹出主持司法的卫国侯黄玉琨投河、秦日纲被打板子、车夫被五马分尸的严重事件，“饮酒误事”自然更不能谅解，在他看来，一劳永逸地宣布禁酒，至少可以起一个预防作用，可以少砍许多脑袋。

然而杨秀清的禁酒令和洪秀全的初衷并不一致，洪本意是全国禁酒，让酒从世界上从此消失，而杨的禁酒只限于军队和官员阶层，因此当时的民间照样有酿酒、饮酒的。

1856年天京事变，杨秀清被杀，太平天国过渡到洪秀全依靠“天话”专权的时期。

在新的历史时期，洪秀全一如既往地禁酒，并且试图将禁酒令扩展到民间。在后期再版的《天条书》中，“牲醴茶饭”被改为“牲馔茶饭”，酒就这样不留痕迹地从太平天国官书中消失。他的儿子洪天贵福被俘后在供词里写道，洪秀全“并不准众人吃酒”，显然，这条禁酒令至少到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去世时依然生效。

痛饮洋酒

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在民间，喝酒酿酒的风气依然普遍，江浙一带的地方武装“枪船”靠经营烟馆、酒馆牟取暴利；许多太平军官员也有饮酒风气，《虎穴生还记》等记载都说苏南太平军中吃饭“旨酒错杂”，甚至借口“谢天福”即祭拜上帝喝酒吃肉，《归里杂诗》说杭州太平军将领“遇相识之贼，亦多邀上酒馆，以尽友谊”，而据《辛壬寇记》的记载，温岭太平军辖区内的许多酒馆干脆就是太平军官员自己开的，而且价格公道，酒菜质量也相当不错。

不但外地如此，天京城里也不例外。

李秀成的弟弟李明成曾在辛酉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一日写信给英国翻译富礼赐，请对方赠送或卖给“上日承赠那种美酒”，据富礼赐《天京游记》记载，李明成曾经邀请他和太平天国高官们聚餐，席间痛饮了两瓶雪莉酒，和若干天京城自己酿造的“酒性猛烈的天酒”，另一位高官、当时还是个青年人的蒙时雍倒是仅仅请富礼赐吃饭，而以“天国禁酒”为由，对不能请“洋兄弟”喝酒表示歉意，但富礼赐称，正是这位声称“天国无一人私饮”的小王爷，几天前刚偷偷派人去富礼赐所住的、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国“深淘”号军舰上，向“洋兄弟”买了一瓶蒸酒。

官员聚饮、城内私酿，另一方面洪秀全却不断三令五申他的禁酒令，岂不是很荒唐吗？

洪秀全虽然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却缺乏杨秀清的能力，更不屑像杨那样事必躬亲，亲理朝政，而是“永不出宫门”，靠躲在宫殿里发诏旨维持禁令，结果自然只能让这个禁令局限在宫殿围墙内；任何禁令，只有上级官员以身作则，才能上行下效，得到推广，但当时总理朝政的精忠军师、干王洪仁玕偏偏是个“无酒吃不下饭”的人，而且公然上奏洪秀全，要求特许饮酒，居然得到特批，总理大臣如此表率，禁酒令倘不变成一纸空文，才是件奇怪的事。

更重要的是，禁酒令不符合当时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且不说宫外、军中、民间，他的儿子洪天贵福不过10多岁的少年，在洪秀全死前从没接触过酒，但洪秀全一死，尽管颠沛流离、朝不保夕，却“常吃酒”，由此可见，洪秀全的禁酒令，缺乏可行性到了何等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