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转基因了？
随着现代生物科技的日新月异，人类今天已然闯进基因这个神秘的世界，试图借助“剪刀”核酸内切酶和“黏合剂”DNA连接酶重组DNA分子，将生命的密码当成化学材料进行任意拼接。这场基因革命与历史上任何重大技术革命的意义不尽相同，因为，这一次我们要改造的不是普通的物质，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生命甚至包括人类自身。
然而，这些转基因食品，究竟是减少环境污染、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大救星，还是造成不可逆的基因污染、妨碍生物多样性、最终酿成生态灾难的弗兰肯斯坦？随着中国政府向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和植酸酶玉米颁发了生物安全证书，随着百名学者联名建议撤销转基因水稻安全认证，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前所未有地摆到了中国人的餐桌上。
转基因食品安全吗？
在刚刚召开的ISAAA（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将中国政府向转基因抗虫水稻和植酸酶玉米颁发了生物安全证书称为是“一项里程碑式的决策”，ISAAA主席Clive James表示，转基因作物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实现粮食自给是至关重要的，这对未来转基因作物在中国、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推广有巨大的影响。
这个“里程碑式的决策”的安全证书由全称为“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的部门颁发。
简单地讲，转基因生物就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将DNA进行人为改造的生物。通常的做法是提取某生物具有特殊功能(如抗病虫害、增加营养成分)的基因片断，通过基因技术加入到目标生物当中，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
1983年一种含有抗生素药类抗体的烟草在美国成功培植，这是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植物；1994年，美国孟山都生物公司推出了转基因大豆及转基因番茄，并获得美国国家准许的推广资格，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就此开始。
ISAAA的年度报告显示，2009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超过100万公顷的前八位国家为：美国（6400万公顷）、巴西（2140万公顷）、阿根廷（2130万公顷）、印度（840万公顷）、加拿大（820万公顷）、中国（370万公顷）、巴拉圭（220万公顷）和南非（210万公顷）。
而让北大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研究员耿栋难以理解的是这一过程的隐秘：一家国外通讯社最早发现这个消息时，它被摆放在一家“几乎很少更新”的专业网站上，混杂在“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连几乎每天都要去看一眼的绿色和平组织工作人员都没发觉。
之前，番茄、棉花、大豆等转基因作物已经在我国大面积推广，并且一度在防治病虫害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对水稻这样在中国人赖以生存的主要粮食，我们不得不一问再问，转基因食品安全吗？
多年来，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在国际上就一直争议不断，保守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欧盟和日本，因为科学家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转基因作物确实无害，因而严格地限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进口。在美国和中国等国家，因为反对者同样无法提供证据证实转基因作物有害，政策一直倾向于推广转基因作物。
世界范围内，一方面是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一方面对转基因食物的不安全性正在不断被证实。除了之前备受争议的“转基因马铃薯事件”，2007年，在奥地利政府的资助下，泽特克教授及其研究小组对美国孟山都公司研发的转基因玉米NK603（抗除草剂）和转基因玉米MON810（Bt抗虫）的杂交品种进行了实验。在经过长达20周的观察之后，发现转基因产品影响了小鼠的生殖能力。
2008年，意大利的科学家做了一个长期实验。他们用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喂养雌性小鼠长达24个月，结果发现食用转基因大豆的雌性小鼠肝脏出现异常；同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小白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2009年第7期的《国际生物科学学报》上四位法国科学家发布的研究结果表明，喂食三种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玉米三个月后能让老鼠的肝脏、肾脏和心脏受损。
2009年10月，印度政府下属的基因工程批准委员会批准了转基因茄子的商业种植。此后，反对声不断，
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博士、《当合作失败时：转基因食品的国际法与政治》一书的作者格雷戈里·谢弗对本刊记者表示：“关于转基因的争议既是非常政治性的也是非常科技性的，在转基因问题上，风险的大小、严重，最终还是得分案子、分品种，一个一个检验和测量才行。”
中国转基因w作物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拥有转基因抗虫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此次拿到安全许可的两种转基因抗虫水稻有着优良的抗虫性，因为这种水稻里引入了抗虫基因，抗虫基因让水稻分泌一种叫作BT的有毒蛋白，研究人员表示，这是针对某种昆虫特有的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不会对人造成危害。
但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
同时，人们对“小鼠实验已经证实转基因稻米安全”的说法提出强烈质疑，鼠类基因和人类虽然相似，但毕竟不同。旅美学者徐开彬指出，与人类生命健康相关的重大科学实验，除了对小鼠的实验外，必须有人类做临床实验，而这是转基因食物在世界任何国家至今也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没有人愿意被充当这样的研究对象，包括转基因科学家自身。
关于那些转基因作物的神话
对于那些为推广转基因作物摇旗呐喊的人，随口可以说出很多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不少优点来：稳定高产，可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能有效降低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减少环境污染、增加食物种类、降低生产成本……
果真如此吗？北伊利诺伊州大学化学系博士后、长期在美国农业部从事大豆玉米研究的王朝华告诉本刊记者，种子公司声称转基因种子可以使产量提高15%-40%，这可能言过其实了。转基因种子可能因为无法适应突然的气候变化，而导致农业大量减产，2009年，孟山都在南非推广的转基因玉米使得82万公顷土地上几乎颗粒无收。“中国是个人口大国，需要稳定的高产，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灾难。”
不仅如此，王朝华认为，转基因种子可以减少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被人为地夸大了。转基因巨头宣称，转入抗除草剂基因，这样的转基因作物可以抵抗普通的、较温和的除草剂，因此农民用这类除草剂就可以除去野草，而不必采用那些毒性较强、较有针对性的除草剂。减少杀虫剂的原理也一样。
王朝华表示，改变一个基因，或者几个基因从而使农作物免除所有病虫害是不可能的。统计证实：使用转基因种子后，杀虫剂的使用并没有显著减少。由于转基因种子里引入抗某种除草剂的基因反而使除草剂的使用大大增加。这些植入的基因不像农药那样有可能洗掉，它们可能进入我们的身体。“早在2000年，德国就发现蜜蜂在摄入转基因的油菜花粉后，它的肠道菌群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横向基因转移）。这种转移不会发生在人身上吗？”
在中国，抗虫的转基因棉花也已经被证实：初期确实降低了农药的使用量，带来了短期的产量效应，但是几年之后，农药的使用量渐渐多起来，甚至超过了非转基因棉花需要的农药量。
中国的食品安全法规基本上是参照美国的药物和食品管理局（FDA）执行的，那么，FDA制定的法规可靠吗？王朝华告诉本刊记者，孟山都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麦克尔泰勒，在上世纪90年代曾是FDA的行政助理，就是这个麦克尔泰勒起草了一项新法律，隐藏了1958年颁布的非法农药和食品添加剂可引起已知癌症的事实；1992年，FDA无视一片反对意见，甚至包括来自FDA内部的科学家的反对意见，声称转基因食品与普通食品没有本质不同，对人体健康没有损害，因此没有必要对产品进行说明。对于FDA官员的这种做法，有些人愤怒地评论：他们如果不是白痴，就是受了贿。
逐渐消失的野生（栽培）稻种
转基因的鼻祖英国向来都遵守“潜在风险原则”：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影响，在当下表现不出来，但是可能在后代中表现出来。不仅是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安全性问题备受质疑，转基因食品带来的基因污染以及对生态的破坏，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害。
正在西双版纳实施“基诺族旱稻保护”项目的负责人付永能告诉本刊记者，稻子作为中国的传统农业作物，历史悠长，与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袁隆平正是在中国本土野生稻种基础之上进行的杂交科学试验，才培育出高产的杂交水稻品种，解决了中国粮食问题的大难题。袁隆平的助手肖劲华等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利用分子作图技术从国际水稻研究所保存的来自马来西亚普遍野生稻，发现了能使杂交稻产量分别提高18．26％和17．07％的两个遗传位点，再次印证了野生稻在杂交稻研究中的宝贵价值。可以说，如果没有野生的稻种，就没有如今的高产杂交水稻。
而旱稻正是众多正在消逝的中国稻种之一，“旱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作物之一，曾广泛种植于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其中有很多品种具有优良的遗传性状，但是由于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旱稻在农户收入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其种植面积越来越小，十几年前西双版纳种植的旱稻品种还有二十多个，但是现在我们找到的只有4个品种了，”付永能遗憾地说。一旦便宜的转基因水稻在中国进入商业化种植，类似旱稻这样的优良水稻将处于灭绝的边缘，即使是杂交水稻也会受到极大的冲击，严重影响中国的环境与生物多样性。
百名学者联名建议撤销转基因水稻安全认证的公开信中，专家担忧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后的不可逆性。因为转基因作物大规模生产势必带来种子污染，一旦人们发现转基因作物的缺陷而想改用原有种子时，原有种子性质已经不能复原，这种严峻的后果已经发生在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
另外，转基因技术可能给生态平衡带来潜在危险。有的生物技术公司为了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对销售给农民的转基因种子作了“绝育”处理，印地安那大学生物系副教授玛莎·克劳奇的研究表明，这种绝育基因有可能在无意中使其他作物也变成不育。而且，一些抗虫基因或者使害虫体内产生抵御杀虫剂的抗体，另一种可能就是某些小生物吃了具杀虫功能的转基因植物而面临绝种之灾。
“当植入的基因改变了土壤中微生物和杂草的基因后，我们该怎么办？”王朝华无不担忧地表示，转基因食品会改变人体基因的过程也可能是漫长的。这个过程也许需要几代人才能有明显的变化；转基因种子不仅对人体有直接的影响，它也对土壤有难以恢复的作用。这种“生物污染”比“化学污染”更可怕，而现在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些转基因的种子的确有这些作用。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谁在推动转基因食品
著名黑猩猩研究专家珍古道尔在著作《希望的收获—食品安全关乎我们的心灵》中写道，一方是生物技术公司的商业利润，另一方是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健康，（转基因安全的）争论会持续下去。
耿栋告诉本刊记者，高产的杂交水稻由于大面积的种植所产生的巨大的经济利益，是转基因水稻利益集团窥视的真正动因。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以美国孟山都、杜邦先锋良种、陶氏益农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公司渐渐成为世界粮食贸易竞争的主角，1998年美国孟山都公司购买了一项叫作“终止子”技术的专利，终止子技术就是让种子断子绝孙，换言之，物种亿万年来生生不息的繁殖已经被人为终止，其结果就是每一次种植都要重新购买该公司的种子。
设想一下，如果外国种子垄断企业将这种“物美价廉的转基因种子”免费输出到发展中国家，当达到一种垄断的状态时，再收取所谓的专利费，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不是危言耸听。目前美国国际开发署正通过美国农业部免费提供数千吨“高质量、合格的小麦种子”给困境中的伊拉克农民，谁知道几年后，这些免费的午餐会让伊拉克人民付出什么代价呢？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转基因巨头游说下，阿根廷政府放弃传统粮食生产，改为转基因大豆商业化种植，阿根廷一度成为开发转基因作物的最大实验室。尽管最初几年，转基因大豆单位面积除草剂和农药用量有所下降，但是随着害虫体内产生抗体，除草剂和农药用量反而上升了。由于转基因作物的大量种植，让阿根廷传统的谷物、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田几乎消失殆尽。
另外，阿根廷的转基因大豆90％以上是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品种，而种植这种种子一定要用孟山都公司提供的农药。阿根廷不得不支付高昂的专利费，从美国公司购买种子和农药，仅仅十年时间，阿根廷的农业经济彻底受控于外国权势集团，整个国家的粮食主权面临极大威胁。
2009年2月绿色和平组织和第三世界网络组织联合发表的《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称：中国正在等待商业化种植三种转基因水稻；正在研发五种转基因水稻，涉及包括拜耳、孟山都在内的多家大型跨国公司的专利。
旅德美籍学者威廉·恩道尔在《转基因生物工程—一场新鸦片战争》一书中讲述了转基因巨头是如何实施转基因作物战略的：首先，生物技术公司以科学的名义，开展转基因工程研究，获得大批专利，并控制某些重点粮食品种，如大豆、水稻等大规模农作物和鸡、奶牛等重要家禽产品；其次，他们贿赂当地官员，寻找各种机会，以援助为名，让该国的农民采用由他们控制的农作物种子；最后，他们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借口，强迫征收种子的专利使用费，进而控制整个产业链条。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周立给记者讲述了转基因作物在中国商业化的幕后过程：诸多跨国粮商和跨国种子公司，已经在不少重点高校与科研院所，以资助研究、资助办学、发放奖学金、举办会议、合作研究之名，俘获了各大科研院所与科研人员，成为一个个为了研究经费、成果发表（尤其是Nature，Science以及各类SCI国际发表）和生物试验与商业推广，而主动为其效力的731部队；地方政府官员则在招商引资、提高政绩的压力下，欢迎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农民因为转基因作物抗药、抗虫等特定效果，会减少农药、化肥以及人工投入，短期的种子廉价或者免费销售策略，以及收成的回收加工策略，也会使农户得到短期内的收入效应，因此转基因作物也受到农民的欢迎。
周立表示，外国政府、跨国粮商、中国地方政府、科研院校、中资育种公司、某些国家部门和种粮农民7种利益集团已经自觉和不自觉地里应外合，形成一个转基因农业发展的利益链条，中国粮食安全面临“内外交困”。
“过去十年来，所谓的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世界早已展开了一场远比核竞赛严重、比核战争隐秘的基因竞赛和基因战争。如果不能及时认识这场竞赛和战争的性质，作出相应的战略部署，就会在这场隐秘的世界大战中成为输家。不仅是被基因武器控制的国家和人民是输家，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自然环境、生态系统，以及子孙后代，都会成为这场战争的输家。”最后周立说道。
尽管有专家指出，此次获批的是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作物，但是作为中国人主要粮食的水稻口子一开，转基因巨头再进入中国就简单多了，而中国的粮食主权也将堪忧。
付永能对记者表示，就我国自身的农业状况而言，我们目前依靠传统的常规技术和稻种已经可以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转基因”不是必然的选择。
转基因大豆侵略战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国家；而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人类。”至少现在，千百年来粮食生产和储备系统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中国，在大豆方面已经被外资“掐紧了脖子”。
黄豆、豆腐、豆瓣酱、酱油、豆腐干、豆芽……这些中国人日常必不可少的豆制品，吃起来可能已经不是那么安全，因为，国外的转基因大豆已经在中国泛滥。2010年1月份，我国进口大豆408万吨，比2009年1月份303万吨增加了105万吨，增长率34.5%。
中国进口大豆主要来源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 2009年，我国进口美国大豆数量达到2180.9万吨，占我国全部大豆进口量的51.2%，占整个美国大豆销量的六成；从巴西进口大豆1599.4万吨，占全部大豆进口量的37.6%。
目前，国际大豆产业五大巨头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和丰益垄断着我国80%的进口大豆货源，其旗下的企业压榨能力已占国内总能力的80%以上。国家粮食局调控司副司长周冠华曾表示，对进口大豆的高依赖，导致中国在大豆的定价方面早已失去了发言资格。
问题是，很多转基因大豆在中国流通时并不都标明是否为转基因大豆，豆制品更没有标明是否用转基因大豆为原料，消费者也无从判别每天吃的豆腐、喝的豆浆是否被转了基因。
黑龙江省是我国产豆大省，全国的大豆产量约有一半出自黑龙江，但是，在低价倾销的国际转基因大豆攻城略地之下，黑龙江的大豆产业正面临灭顶之灾。2009年黑龙江大豆减种面积近20%，同期美国大豆种植面积却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
中国是世界大豆起源地，亦拥有世界最多野生大豆种植资源，1995年前我国还是大豆净出口国，然而不过十几年光景，中国大豆已经严重依赖国际市场，2009年度中国进口大豆达到4255万吨，对外依存度从2000年的48.1%增至2009年的近80%，现在市场上已经很少见到非转基因大豆制造的豆油了。
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曾让中国大豆加工企业吃过大亏，2003年发生在中国的大豆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2003年8月开始，作为国际大豆贸易定价基准的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的大豆期货价格发生剧烈波动，许多国内大豆加工企业在4000元／吨的最高价格区间购买进口大豆，此后，大豆价格骤降，每生产一吨豆油就会亏损500-600元，有数据称，国内压榨企业有70%因此停产。
事实上，对于进口大豆过于依赖的恶果已经在不断上演，2007年，由于跨国粮商的操控，国内食用油价格猛涨，承担宏观调控职能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曾抛出20万吨食用油平抑油价，市场上却波澜不起。
临近2009年底，食用油再次掀起了一轮涨价潮，鲁花、金龙鱼、福临门等几大品牌几乎同时宣布上调大豆油的价格，涨幅在10%上下，而且此次涨价并非是国际大豆歉收，恰恰相反，在国际大豆丰收情况下的涨价，正是凸显了中国大豆油被外资控制的尴尬。
由于我们每年消费的食用油中，大豆油和以大豆为主原料的调和油占消费总量的四成以上，因此菜子油、花生油、调和油等的定价都要看大豆油的脸色，因此当大豆油开始涨价时，整个油价也都跟着涨。进口转基因大豆的生产加工销售环节几乎全部被几家国际巨头垄断了，因此他们成为左右中国食用油价格真正的幕后推手。
在中国食用油市场，金龙鱼属于“丰益嘉里系”(美国ADM公司与新加坡丰益集团共同投资组建)，丰益嘉里旗下还有胡姬花、口福、花旗等食用油品牌，仅是丰益嘉里一家就独占中国食用油近50%市场份额，福临门虽出身国字号“中粮系”，但其原料主要靠美国ADM供应；鲁花的资本结构中有25%为外资所有。而金龙鱼、福临门、鲁花三大食用油品牌占中国食用油70%以上市场份额。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中国食用油市场已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由于国产非转基因大豆成本上的劣势，在国际大豆步步紧逼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大豆企业不得不放弃了国内大豆→中国非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越来越少→为了平抑油价，中储粮不得不进口一些转基因大豆毛油，以补进国家储备→转基因大豆战略更多的市场份额→ADM、丰益、嘉吉、路易达孚和邦基等国际巨头进一步掌握中国食用油定价权→在国际大豆企业步步紧逼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大豆企业不得不放弃了国内大豆。
中国大豆产业协会副秘书长卢林纲此前曾对媒体表示，一旦中国大豆完全依赖进口，跨国粮商便可随心所欲，或抬高豆价或干脆用绝育的转基因种子取缔天然豆种，千万亩沃土将变为其又一个廉价种植园，这样的教训已在一些国家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