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宪政是“训”出来的吗
这几年，终于有一些读者愿意以历史学的眼光看待历史，愿意阅读带有详尽注释的专业研究著作。沈志华、杨奎
《革命年代》收入高华最近20年的部分文章，虽然《“肃AB团”事件的历史考察》、《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等没有收入，依然扣人心弦。全书共分五辑，前两辑主要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后三辑主要研究延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按照我们熟知的颜色政治学，前面可以称为“白色时期”，后面可以称为“红色时期”。高华对红色政治的研究，在思想界享有盛誉。阅读整本书有渐入佳境之感，最初两辑略显平常，后面三辑高潮迭起，读到最后一页意犹未尽，“曲终人不散”。
然而，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谈谈前两辑带来的启发，这些文章促使我思考，为何“以党治国”在80多年前能够生根发芽直至枝繁叶茂、根深蒂固？党国是怎样把训政当作完美借口的？宪政是“训”出来的吗？
“党国”的借口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训政纲领》，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进入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确立，中国由此进入党国时代。对于党国的批评，我们从童年起就在连环画、电影乃至课本里耳熟能详。但是，为何会出现党国？这个问题往往被一笔带过，以国民党本性如此或者少数野心家别有用心作为标准答案。
国共融冰之后，大陆对国民党的历史开始有更多同情之理解。国民党曾经根正苗红，用“本性如此”难以解释它的变化。把蒋介石称作野心家也有失简单，“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相对更为贴切一点。国民党独裁众所周知，可是独裁程度有限。北京大学历史系的
训政时期，当局常以“民众素质还不够高”为借口推迟宪政。但是，在“军政-训政-宪政”的戒律之下，训政的终极目的是宪政。不论支持还是反对训政，双方都不会公开否认宪政，区别只是在于是否需要训政或者训政的时间和方式。这是一个老问题，即手段和目的之间应是何种关系？
孙中山的最终目标是实施美国式的民主。虽然今天英美民主常被并称，但是在当时，英式民主被视为君主立宪，美式民主被视为共和政体。在清帝退位之后，英式民主由于保留了王室被认为过于妥协，已经被排除出历史选项，美式民主成为主要目标。孙中山“以俄为师”，不是要“全盘俄化”，而是要以苏俄模式为手段达到美国民主之目的。两者之间的不可兼容之处，被手段和目的一分为二。苏俄的终极目的并非美式民主，而是苏式专政，这一点孙中山没有充分的认识。高华特别指出，1921年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孙中山大为振奋，甚至认为苏联已经采用了三民主义。
国民党“以俄为师”，但没有像苏俄那样建立“强势独裁政党”，有不能的因素，也有不为的因素。“强势独裁政党”需要有一个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乌托邦，以便动员国民为这个乌托邦献身。这个乌托邦遥不可及，根本无法成为现实，如果最高领袖想在三五年内实现目标，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
国民党的终极目的是宪政，这完全可以成为现实，虽然部分高层希望不断推迟还政于民的时间，但是不可能公开表示时间是遥远的未来，只能不断使用缓兵之计。孙中山明确给出了“军政三年，训政六年”的时间表，
孙科的的宪政理念
高华以“太子”孙科为例，分析了他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孙科对训政的态度反复发生变化，有时敦促早日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有时又主张集权。其中有个人利益的考量，也与他极具个人特色的逻辑有关。高华文章引述了孙科很多观点，很有一些值得思考：一、只有提高党权，才能防止个人独裁；二、党的制度既不集权也不民主致使党权衰落；三、苏联在宪政之下国力不断强大。
只有提高党权，才能防止个人独裁，并非孙科原创，源自其父孙中山。由于中国是两千年的帝王专制（当然，钱穆不同意这个观点），所以孙中山认定“独”裁的主体只能是单数的个人，防止个人独裁的方式是用群体取代个体，“以党治国”。他没有意识到政党同样可以成为独裁的主体，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非但不构成矛盾，还常常结伴而来，两者一旦结合在一起，独裁程度远甚于帝王专制，所以两党制或多党制才是现代政党政治的精义所在。
在这种逻辑的引导下，孙科和“再造派”把党国的忧患理解为“党的制度既不集权也不民主”。他们认为自己代表党权，主张提高党权以限制军权和政权，尤其是限制握有军权的蒋介石，这依然是通过以党治国限制个人独裁的思维。党权、军权和政权需要分立，但希望三者之间形成制衡，反而给了以党治国和军人干政的借口，只会导致党政不分的党国和军政不分的军国。这种独特的“三权分立”，无助于限制个人独裁，只会引向“三权合一”。于是，蒋介石顺水推舟，接受了“以党治国”的口号，并且成功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孙科持有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的逻辑，与他对苏联的误判有关，《革命年代》对此多有论及。1933年，他主张早日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竟然是以苏联作为模范，认为苏联在宪政下国力不断强大，因此表示：“为什么俄国在宪政之下，就可以推行它的共产主义，而我们何以不能在宪政之下，推行三民主义，进行革命建设的工作呢？”正在孙科歌颂苏联的时候，斯大林推行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导致乌克兰大饥荒，数百万人死亡，他无疑是问道于盲。孙科公开反共，但“竟以吹捧苏联的方式反共”，他的逻辑是苏联纪律严明，所以中共也应服从三民主义的纪律。
孙科和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分分合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共同认可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论，没有思考宪政是不是“训”出来的，以至于训政成为推迟宪政的完美借口。即使孙中山有“训政六年”的圣旨，国民党依然不断推迟，1948年公开行宪，却是有宪法无宪政，党国体制维持了长达60年时间，直至1987年解严之后才逐渐进入宪政。宪政的首要原则是限制政府权力，使得政府权力无法侵害个人权利，训政的首要原则是个人无法行驶自己的权利，所以党国训练民众，这导致党国的权力范围扩大。于是，公民通过宪法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变成了党国通过一党专政限制民众权利的训政，南辕北辙。
在序言里，高华讲到“文革”期间，他细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商君书》、《韩非子》等一批法学著作，已经“清楚认识到被包裹在革命辞藻下的那个年代主流意识的新专制主义的本质”。这是一个重要的细节，清晰地将法治和法家区分开来，有助于深入理解训政。
党国体制之所以能生根发言并且枝繁叶茂、根深蒂固，不仅因为“以俄为师”，更是因为它结合了中国国情，“批儒崇法”。当然，批儒崇法已是极端，近两千年的儒表法里已经使得儒法刚柔相济、恩威并施，所以更为盛行的是新权威主义和新传统主义相结合，这也成为训政的主要特色。反思党国机制，必须双管齐下，一边反思列宁、斯大林一系的专政逻辑，一边反思商鞅、韩非子一系的法家思想。今天，对于苏联的极权主义已经有着越来越多的反思，但是对于中国自身的传统反思有限。
在训政期间，蒋介石通过鼓吹民族复兴建立党国体制。高华指出，对于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向民主主义进攻的行为，孙科无力抵御。在20世纪30年代，更值得反思的不仅是孙科，很多知识精英也认为一党专政有助于大国崛起。他们似乎遗忘了商韩入瓮的教训，很快重蹈商韩之路，想驯化君主，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