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娜•塞厄斯塔：“记者天性让我克服对战争的恐惧”

作为一名记者，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挪威人奥斯娜·塞厄斯塔在战区享有盛誉，在16年的记者生涯中，她几乎总在第一线报道战争和冲突，车臣、科索沃、喀布尔、“9·11”时的纽约、巴格达，然后重返车臣。作为一名作家，她最知名的作品是《喀布尔书商》。这本基于其阿富汗经历的作品已被翻译成41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200万册。《华盛顿邮报》曾评论说，对于一个华盛顿宣称业已解放，但却所知甚少的国家日常生活的精巧而又发人深省的描绘，塞厄斯塔书写的是一个个体，但她传达的信息要深远得多……

奥斯娜·塞厄斯塔看着水槽上漂浮的玻璃碎片，四周是隆隆的战火以及破败不堪的废墟。她看到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子，眼睛里是漫无边际的恐惧和害怕，塞厄斯塔忽然意识到那是她自己的眼睛。那是1994年的车臣，塞厄斯塔24岁。16年后，这个曾经满目恐惧的女子来到上海。

“做战地报道是基于我作为一个记者的直觉，我想要去报道这些故事。而记者的天性和直觉让我克服了对战争的恐惧。”活跃于战区的塞厄斯塔并不认为自己与她的男性同行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在战地报道中，男性和女性所受到的威胁是一样的。因为子弹并不会区分性别。”

“我不要去树林！”

塞厄斯塔成为记者纯属偶然。

上世纪90年代初，在莫斯科学习的塞厄斯塔为挪威一家媒体采访叶利钦的政治对手哈斯布拉托夫—1993年他企图领导其追随者发动政变。随后，她成了该媒体在莫斯科的特约记者。

1994年的车臣因“让俄罗斯军队战栗”而闻名，首都格罗兹尼要了上千俄罗斯士兵的命。杀进格罗兹尼的一个千余人作战团仅剩下一名军官和10名士兵活着离开；进入市区的26辆俄军坦克被击毁20辆；俄军的120辆装甲车损失了102辆；车臣武装甚至将俄军死尸垒成沙包当作街头碉堡。

在莫斯科一个地下室，塞厄斯塔通过一台黑白电视机第一次见证了战争的残酷—旷野里烧焦的尸体、冻死的儿童及被烧毁的坦克。24岁的塞厄斯塔在笔记本上不断做笔记，那时她甚至不知道“车臣”的拼写，但是她决定去那儿看一看。

她搭乘俄罗斯军队的飞机，坐在两名飞行员之间的折叠式座椅上。飞行员将要轰炸在高山深谷中的车臣叛乱分子，但击中的大部分都是平民。整整一年，塞厄斯塔报道了这场被她称作“肮脏的战争”。

一天，行进的汽车被击中着火，随即跌进河道中，塞厄斯塔爬出车时庆幸自己还活着，跑到了前方一个俄罗斯检查站。一个年轻的俄罗斯士兵向她挥舞着他的冲锋枪，大声说她和她的同伴被逮捕了。士兵说，他想让塞厄斯塔单独到树林去，声称这是一条到总部的捷径，并把枪对准了她的腹部。这时，塞厄斯塔听到了远处的坦克声。她挣脱士兵的撕扯，大声叫嚷、挥手。“我不要去树林！”塞厄斯塔大声咆哮、哭泣，甚至叫着“妈妈”。吵闹声终于让坦克停了下来，塞厄斯塔得救了。

喀布尔书商

2001年，31岁的塞厄斯塔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看到了戴面纱的阿富汗女子“沿着墙角行走，仿佛幽灵”。此前的7年里，塞厄斯塔报道了科索沃事件、“9·11”，赴阿富汗之前，塞厄斯塔打电话给远在奥斯陆的父母。她说她是去沙特阿拉伯，并坚决保证自己“绝不会去阿富汗”。

初到喀布尔的塞厄斯塔与其他记者无异，报道战争、士兵和伤亡。作为一个已有两次战地经历的记者，塞厄斯塔并不满足于此。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走进了喀布尔书商沙阿·穆罕默德·赖斯的书店。在《喀布尔书商》一书中，他被称为苏尔坦·汗。

曾经一度，塞厄斯塔认为苏尔坦是个“崇尚自由”的人。塞厄斯塔忽然想到自己可以在战争的背景下写写这个书商的家庭故事。“当我提出想住到他家去的时候，他立刻表示欢迎。”生于北欧的塞厄斯塔自然地询问是否需要经过他家里其他成员的同意，“我后来才知道，他的话在他家里就是法律，根本不需要询问其他家庭成员的意见。”

苏尔坦对这个西方女人非常热情，要求家人提供她所需的一切。“我后来了解，无论是谁，如果不按照这个要求做，就会受到处罚。”所以当后来塞厄斯塔“中立”地描写了苏尔坦的家庭生活时，多少显得“不知好歹”—与其说《喀布尔书商》是关于阿富汗书商的故事，不如说是书商身边女性亲属悲惨命运的故事。

2005年，主人公喀布尔书商直奔挪威，将塞厄斯塔告上了法庭。

重返车臣

当2003年《喀布尔书商》出版并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轰动的时候，塞厄斯塔已经在巴格达报道以美国为首的集结部队入侵伊拉克。随后，她将在巴格达的三个月经历写成了《101天：巴格达日记》一书，这一次她只写了自己的行程。

“我生长的环境可以说没有任何危险。但是世界上还有许多人生活在危险之中。” 2006年，塞厄斯塔决定重返车臣，这一次她关注战争对孩子心理的影响，“即使战争结束了，但是战争留在人们心里的阴影并不能那么快散去。”

这一次，塞厄斯塔非法进入车臣首都格罗兹尼，借住在一家孤儿院里。孤儿院的主人“Hadijat”在她后来的书《格罗兹尼天使：在车臣之内》中被称为“天使”。其间，塞厄斯塔试图教授孤儿院里的流浪儿童英语。其中有一个叫莱拉的孩子让她印象深刻。几年前莱拉被醉酒的叔叔强奸，父母也被杀害。莱拉一度靠偷窃为生。塞厄斯塔在孤儿院隔壁开了一家面包店，她希望或许莱拉长大了能成为一个面包师，全格罗兹尼最好的面包师。

对话：争议让书更畅销

时代周报：在 《喀布尔书商》出版后，听说这位书商本人对此并不愉快？他甚至跑到挪威找你，扬言要告你？

塞厄斯塔：你这个问题也是书写完之后真实的生活。他不再是书中的一个人物，而是真实的人，并且跑到挪威来找我了。书中主人公对我写的并不满意。我想说的是，他到挪威来找我并且要告我，并不是我把他描写成了一个坏人。我在书中还是采取了比较中立的立场，我当时在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之后立即给他邮寄了一本，因为他能读英文。我希望他看了书之后，能够理解我要表达的立场。但是很不幸，他看了书之后非常生气。

他拿到书之后立即打电话给我，跟我说这本书要重新写。而且他说他可以立即到挪威来，花两个礼拜的时间坐下来跟我一起重新写。我马上表示反对。我说如果其中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事实错误，我可以改，但是重新写本书是完全不可能的。

之后这位书商决定自己写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很久之前在喀布尔有一位书商》。他的书比我的《喀布尔书商》篇幅短，更像是一个演讲的形式。这本书目前已经出版了英文版本。在他的书中，把对《喀布尔书商》中描写的不满都一一列出来。

关于如何解决我们之间的矛盾，这位书商也是几次来到挪威，也来过我在奥斯陆的家。我父亲也试图帮助我们达成庭外和解，但是都没有结果。到今天为止，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可能要上法庭解决。虽然有这样的纠纷，但是我们见面的时候还算比较友好。

这个纠纷一直在持续，对我的书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因为这个纠纷，我和他都上过CNN和NBC做访谈。并且他的书出版后，他也到世界各地宣传他的书。他也是比较喜欢曝光的人。

时代周报：我知道北欧国家在社会性别差异方面是最小的，北欧妇女参政率、工作率高，给人独立、自由的印象。我相信这样的生活环境塑造了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是我们是否可以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阿富汗人的生活方式？

塞厄斯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正如你所说，我出生在北欧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我的父母都是崇尚自由的，所以我的观点当然和我的背景有关。我的观点怎么可能和一个生活在阿富汗的男人达成共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是无法摆脱我们的生长环境以及生长环境下产生的世界观。我无法摆脱自己的背景。关于在写作中是否能够保持中立的态度，我个人觉得是很难做到的。一个巴基斯坦的作家、美国的作家、中国的作家，都会在写作过程中体现出自己的生活环境，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写不同的书。如果我要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我并不是在中国长大的，我对中国的理解肯定与你对中国的理解不同，但这并不阻碍我做一个尝试。通过写作，我们把某个角度表达得更好。

时代周报：你写了很多战争中的人和故事。而你自己的故事呢？会不会计划写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

塞厄斯塔：事实上，我之前关于伊拉克的书以及最近关于车臣的书中都有涉及我自己的故事，尤其是关于伊拉克的书中，我记录了我每天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