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体会那些无法明言的隐情？
绘画由于题材与风格的关系与之有所不同，但是那种在表面上的风平浪静之下宣泄政治意识或悲愤私隐的衷曲却并无二致。这是因政见不同或忧愤之情而引起的书写策略，在艺文史上极大地培养和丰富了艺术表达的私密性，并且使这种表达成为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这些意涵在该书中也多有论述。
李公明
艺文之业与极权政治的关系是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文艺史研究领域中具有独特意义的课题，然而迄今为止，相关研究成果的丰富性与深刻性与这种关系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影响相比，差距尚远。仅以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文艺生活和延续至今的文艺盛典为例，不难体会中国艺文事业的政治化和被政治化是何等复杂和多样化的一种精神统治。读美国艺术史家姜斐德的《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可以对这种复杂性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表现有所了解，进而对中国文人与政治统治者在精神交锋中的微妙关系有所体察。
就从对书名的翻译入手谈起。原著的书名Poetry and Painting in Song China: The Subtle Art of Dissent被译为《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笨拙的直译则是《中国宋代的诗与画：异议的微妙的艺术》。相比之下，现译当然比较简炼，以“政治隐情”作为对本书主题的一种概括也不无道理，但是毕竟与原来的题意有一定区别；而且所谓的“政治隐情”在该书的论述中固然存在这种氛围，但是似乎过于接近某种政治阴谋或诉求，因而显得有所偏差。因此，已有学者指出，现译名对书的主题阐述有些模糊，认为应该是“宋代的诗与画：政治异见者的讽喻艺术”。这个“政治异见者的讽喻艺术” 的确使主题更显豁，而且“讽喻”也与中国古代文学中以诗歌讽谏政治的传统有所关联。但是，这与原题中Subtle Art的意思还是有差异。修饰“艺术”的Subtle原意中的“微妙的”、“难以捉摸的”、“敏感的”等意思是原著的核心概念，与“讽喻的”（allegorical）还是颇有差别。
我认为不妨从作者的两篇主要谈写作主旨的序言中思考书名的翻译问题。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认清宋代学者是如何处理视觉隐喻的”；“就像文学一样，画作在私人间交流，若要其中的隐喻达到效果，就要依赖于这一群体具有一种共通的认知”；另外在自序中，姜斐德认为宋代的“一些士大夫探索出了一种表达不满的优雅而微妙的方式—绘画”，“隐喻诗歌的绘画变为承载无声怨抑的媒介”。接着，她明确指出了这些绘画中的怨诽是与心有灵犀的朋友交流，其目的不是劝谏，而是排遣失意。作者还认为“并非每个感觉自己正在观赏‘诗意的风景画’的人都能破解其中的隐喻”，最后带有总结性地概括本书主旨为：“尽管本书研究中的很多隐含在绘画中的信息是忧郁失意，但对遭受磨难的知识分子而言，以一种微妙而新颖的方式传达这种悲伤，其过程是大有裨益的。运用诗意的隐喻传达藏而不露的讥刺，应是表达自我的最佳形式。”
至此，我认为该书以“隐喻”作为核心主题已经非常彰显，已无需再引援“结语”中也一再出现的“隐喻”。那么，与Subtle 的“微妙的”、“敏感的”之意比较靠近、同时也的确是该书核心主题的概念应该就是“隐喻”。另外，严格说来，“政治异见”也可以再推敲，因为这些人和作品固然有持不同政见，但抗争的程度有不同，有些实际上只是对失意和忧伤的排遣。Dissent本身既包含有“持异议”之意，还有“不顺从”之意，在本书主题中它可能更偏向于因遭放逐而失意的意味。因此，我想也不妨考虑这样的译法：宋代诗画：政治失意者的艺术隐喻。当然，我不敢说这样的译法一定就会好一点，只是由此可以对该书的主题再作一些细致的分辨而已。
隐喻与讽喻同样可以是艺文对于政治的一种表达，但是两者的差别不可谓小。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讽谏传统不但由来已久，而且与朝廷政治的安排也有直接联系。据《国语•周语上》，邵公谏厉王曰：“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可知以诗歌作为讽谏的形式，本身是古代一种理想中的政治制度安排，得到斟酌采纳。至于孔子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与这种政治制度安排有联系，也有区别，孔子说的“诗”更多包含的是个人的意见表达，并非都是制度安排。据孔安国注，“怨”即“怨刺上政”。“怨刺”更多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是对当政者的政治阙失表示不满，统治者是否斟酌采纳则并非是唯一诉求。孔子不反对“怨刺”，但是要求诗人必须要有分寸、要有正确的态度，这就是所谓的“温柔敦厚”，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说就是不能有“恶毒攻击”的嫌疑。
与“怨刺”比较起来，本书所论述的宋代诗画中的隐喻有多种不同的性质。有些不是“怨刺”而是颂歌，例如她论述郭熙的名作《早春图》，认为这幅作品“精细地描绘了众所周知的代表皇恩浩荡的春天景象”，“是对新政成功的典雅隐喻”（第26页）。论者（曾布川宽、石守谦）早有以李、郭山水画风格的政治意涵看北宋王朝的政治气象之议，《早春图》自然是最有代表性的典范，其政治意涵无论从其画面气象、郭画在宫府中的大量绘制以及时风的接受来看都是可以确认的。姜著接着以郑侠的灾民图为例，说明绘画具有表达对世界截然不同看法的功能（第37页），而在这两种明显对立的绘画宗旨与画风之外，真正需要细心分析的是远为隐晦含蓄得多的诗中隐语及其对绘画的影响。概言之，这里既有与地理文化传统相关的隐喻，如开篇的“千年潇湘怨”对文学到绘画的影响（宋迪的《潇湘八景》）；也有以诗歌创作中的“次韵”作为隐秘的交流方式，继而对绘画产生的影响：“隐语诗交换意见与讽喻的人也同样作画，与画家交谈，并且在画上写题跋。苏轼和他的友人不无骄傲地宣称，他们是‘画中有诗’。在绘画中，他们使用了与文学创作基本相同的方式处理图像，并同样以含蓄为美。与他们在诗中所追求的相似，他们有意使绘画具有一个尚未入门的观众不能尽窥的深长意味。”（第48页）这或许也是对“画中有诗”的一种特殊的理解，文学与绘画的内在关联变得更为隐晦曲折，但是也可能反映出政治高压下文人才智与精神的顽强表露。
这种隐晦的艺术表达可以与文艺创作的“面具”理论所揭示的困境和出路联系起来：由于政治高压下的文网甚为严酷，所有的政治失败者、异见者、失意者凡欲表达心声隐情，必以一“面具”（mask）作为传达的技巧，既能达意，亦能逃避迫害。当然，“面具”论更有角色戏剧化的含义，绘画由于题材与风格的关系与之有所不同，但是那种在表面上的风平浪静之下宣泄政治意识或悲愤私隐的衷曲却并无二致。这是因政见不同或忧愤之情而引起的书写策略，在艺文史上极大地培养和丰富了艺术表达的私密性，并且使这种表达成为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这些意涵在该书中也多有论述。
但是，也有论者对于姜斐德有可能走上索隐派的歧途表示疑虑。这一方面需要对书中的案例进行细致的辨析，另外还可以从余英时先生强调的宋代政治对文化史与思想史的巨大影响的观点来思考。以宋代的政治氛围和现实脉络切入对思想文化得以生长的历史现场，恐怕是对书画背后的隐喻进行侦探式研究的合理式指引。这里还可以联想到余先生对陈寅恪晚年诗的笺释，只有身处于时代之变与文网之严酷的人，才能意会那些无法明言的隐情。
《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
（美）姜斐德 著
中华书局2009年10月版
261页，5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