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存仁：“会走路的百科全书”

柳存仁（1917—2009）身后，悼念文章颇不寂寞。

我访问柳先生时，他已九十高龄，依然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2007年，柳存仁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第二十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讲者，三个讲题分别为：《论语》与《春秋》、中国传统小说的演变、丘处机传。4月7日，我单独聆听柳先生讲了整整一天，有时我问一个学术上的小问题，柳先生可以讲一个小时。

陪同在座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李焯然是柳存仁的学生，撰文《学通古今、博极中外—柳存仁教授的学术世界》提到：“在澳大利亚时，同侪称他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Walking Encyclopedia）。”

从柳雨生到柳存仁

见柳存仁前，几位老先生和我探讨过他的学问和经历，尤其关注他抗战期间在上海的历史，当年“柳雨生”之事，想必耳闻之人不少。见面时，我少不更事，主动提起抗战旧事，可惜柳先生不着一语。谈到老师周作人的文章，他说：“我后来写的文章都是考证性的文章，跟周作人先生不能比。周先生的文章受到外国散文的影响，我比较中国，因为我外文的东西读得少，日本的东西读得少。”又谈到比他年轻三岁的张爱玲：“张爱玲我认识，但不是很熟，有些别的朋友可能跟她很熟。她那时候很年轻，也不出风头。后来出名是从台湾流行起来的。”最近看到有人谈从“柳雨生”到“柳存仁”的文章，我实在不敢置一语。因为我手头没有第一手的史料，只能对当天访谈内容有闻必录。知人论世，殊为不易，每当念及此事，我只能引王国维诗句“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自省。

柳存仁的祖上在康熙年间从山东临清举家移居广州，柳父为1898年广东秀才。不过柳存仁的童年记忆里只有老北京，直到十多岁才到过广州。他说：“我后来到广州，接待我的是商承祚、王季思。”

1935年，柳存仁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他回忆大学生活：“北大的课程富于中庸性，其原因就在于她确是领导你进了比较合乎理想的、不偏不倚的真正的学问的大门。”老师上课时，常有学术争论。朱光潜与废名，对一首词，一个说上半好，一个说下半好。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收有柳存仁致胡适的信。柳存仁一年级就听胡适的课：“他的国语不大好，安徽口音，但是比钱穆好多了。北大的女生不多，他对女孩子很客气，对其他的人也没有不客气的。”胡适上课有时候会议论时局，“丁文江在上世纪30年代曾经写文章主张独裁，因为国家乱了，有人以为应该共产，也有人以为应该独裁，当时世界上有几个独裁国家，都是希望自己的国家一下子变了样子。胡适之大不以为然，他们是好朋友，但是胡先生绝对反对独裁，就写文章很诚恳地表示反对。后来丁文江也不谈这种问题了。”

柳存仁说，钱穆讲“中国通史”，是在老北大的一个戏台上。“钱先生拿着他的笔记，他绝不看的，不过拿在手里，我们学生之中大部分是北方人，很难听得懂他的话，钱先生讲到紧要之处，常常用无锡话问：‘是不是呢？’不过我很爱听他的课。”钱穆对着戏台下的学生讲：中国不像人家说的那样落伍、腐败，自古也有很多像样的人。这门“中国通史”的内容后来整理成《国史大纲》。

我问起周作人讲课如何？柳存仁答：“有些老师很著名，可是讲课的本领并不很高。周作人的学生很少，顶多二十多人，因为他讲话声音比较淡。周作人也写了很多打油诗，还要依托在佛教的名词上，把他的心情说出来就完了。周先生用了佛教的话：不打诳语，就是不骗人，但是不骗人其实是不简单的。同时，周先生嘴里讲的东西跟他书上表述的东西很接近，不像鲁迅那样激烈。鲁迅后来跟他弟弟有些冲突，我的印象是鲁迅对他的弟弟还是很好的。”

从忧虑的上海到商业的香港

1937年抗战爆发，北大一路南迁，搬到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柳存仁则到上海光华大学借读，1939年毕业，他笑道：“拿了北大的毕业证书，冒充北大。”

抗战时期的上海是何其复杂的世界。柳存仁回忆：“我有我的家庭，也有父母，他们都在上海。当时是比较忧虑的时代。”乱世的浪奔浪流，到如今也说不尽道不清。

柳存仁1946年赴香港工作，先后任教于皇仁书院和罗富国师范学院。1957年，柳存仁以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佛道教影响中国小说考》）的论文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2年，柳存仁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系任教，继汉学家毕汉思和马悦然之后，出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第三任中文教授，也是第一位华人学者担任中文系“学术带头人”。后成为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首届院士。

李焯然的文章介绍，柳存仁潜心道教的研究，在上世纪60年代花了两年的时间把1120册的《道藏》看完，并写了50册的笔记。柳存仁则自述：“我研究道教的起源就是研究明史，明朝有些皇帝极糊涂的，几十年不上朝。还有其他皇帝糊涂得不得了，自己封自己为大将军。我从读明史开始，就要找出其他的旁证，又要看唐朝的历史。唐朝自称姓李是老子的子孙。唐朝、宋朝、明朝，道教都很昌盛。”

除了道教研究外，柳存仁在文艺创作、小说史研究、版本学、翻译等方面皆有成就。余英时先生为柳存仁《和风堂新文集》写的长序已有公允的评价。有意思的是，柳先生和我谈起余先生：“他是钱宾四的学生，但钱先生不看外国书。当然，余先生到哈佛大学之后，就受杨联先生的影响。余先生是顶聪明的人，我听说他在美国得了一个图书馆的奖，那是中国人很高的荣誉了。他会寄书给我，有时候我写的文章如果还可读的，我会寄给他。他太太是陈雪屏的女儿。你要是到国外去，可以去找他聊聊天。”几个月后，我真去美国普林斯顿找余先生聊天了。

我对柳存仁在“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二十一世纪汉学将成为显学”一说心存疑问。柳先生似答非答：“香港是一个商业文化的城市，所以有时候也需要一个读书人在那里做招牌，饶先生就不可以离开香港。我想想，说一点庆祝的话吧，恭维最要紧是得体。但是，我们大概还需要十年八年，才可能研究出大家一看就为之一惊、所谓‘发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