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全安 《团圆》：献给被迫分离的人们
《图雅的婚事》的女主角余男，也是本届柏林电影节六位评审之一，她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说：“当时，柏林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提议《团圆》和另外一部电影，让评审们选择其中一部获得最佳编剧奖。在对《团圆》举手投票的时候，所有评审都举起了手，全票通过。”
对于《团圆》如此压倒性地获得编剧大奖，影片导演、编剧王全安自己都感觉意外。按照惯例，受邀成为电影节开幕影片更多是一种礼遇，几乎很难再获得奖项肯定，而《团圆》不仅受邀成为第60届柏林电影节的开幕之作，还令人意外地连续承担了柏林电影节“向老艺术影院致敬”和“美食与电影”两个单元的开幕电影。在柏林电影节短短十来天的时间内，王全安和他的《团圆》三度开幕三度走红毯，不仅创下柏林电影节史上之最，在世界三大电影节历史上也属首次。
《团圆》的故事不仅让评审们打破了先例，也让关注柏林电影节的西方记者们做出了改变，和王全安一道分享最佳编剧银熊奖的金娜说：“《团圆》在柏林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没有想到很多记者都关心剧作。他们问我们是不是采访了很多当事人？试图去了解别人的人生？是不是有一个原型给了剧作支持？”在《团圆》之前，无论是来自中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参展电影，这些参与柏林电影节报道的西方记者更关心的是影片背后的政治含义。
《团圆》主演之一凌峰是台湾资深艺人，他说:“因为《团圆》中没有政治我才接演的，导演把剧中人感情藏得很深，两岸不也这样？爱不是占有，分手时带着祝福，因为不知哪天会再重逢。”台湾有媒体对《团圆》如此评论：“这部戏说的是历史的误会，片中充满了中国人的哲学和深沉，借此可领悟舍与得、分与合的真义 。”
而用导演王全安的话来说，《团圆》讲述的是“在分离的大背景下具体承受者的故事”，一个台湾老兵在离开大陆60年后回到上海寻找自己的妻子，却给妻子平静的生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波澜。老兵、妻子、妻子在大陆的丈夫与家人，一群承担着分离愁苦的人，在颇具中国特色的饭桌上历经一次次艰辛的谈判，并一点点揭开过往的岁月。《团圆》在表面上好似平静现实，却在含蓄中隐含着汹涌的情感。
以这样的角度切入的《团圆》，无疑很打动更直接承受分离之苦并依旧承担着分离后遗症的柏林人。刚刚过去的2009年，既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也是台海分裂60周年。当柏林电影节迈入第60个年头的时候，他们以“Family”作为电影节主题，也正是在这样的主题之下，《团圆》中远离政治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才显得如此打动人心。
起源于真实的纪录片
时代周报：《团圆》这部电影的起源在哪里？
王全安：最早的动机是想在上海拍一部规模比较大的电影，正好那段时间看到了一些纪录片，说一个台湾老兵去上海找她的妻子，其中有一段补偿算钱的情节，这马上把我吸引住了。这样的人物关系很有电影的感觉，清算补偿是由于一种巨大的创痛造成的，这是一种很徒劳、很难以述说、很具象的感觉，这样的东西打动了我，我认为可以拍成一部很好的电影。一般这样的内容会从大环境和外部着手，而这次我认为从具体承受者的感受去入手会更加妥善和恰当。
时代周报：这种类型的电影中台词非常重要。
王全安：是的，我认为一部电影最重要的是台词。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上海，而上海话也就居多一些，这样的语言对于北方人来说是不可逾越的，对我来说更像是一门外语，也因为这个问题，我与编剧金娜合作，一起讨论台词。
时代周报：那你是如何去揣摩这些人物的台词呢？是否大部分来源于那部纪录片？
王全安：是的，一部分还是与那部纪录片是分不开的，但在这之中最重要的还是理解，理解这60年对一个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和效果。按照普通人的理解，分离60年再次相见时大喜大悲才是感人的，而最让我感动的是数钱的部分，这是和我们平常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一种压抑了60年的感觉到最后迸发的时刻其实是无法想象的。
时代周报：《团圆》中的剧情很多时候是通过吃“团圆饭”来推动的，一些优秀华人导演的代表作中都有这一部分。
王全安：这是我们对人类最大的一个贡献。人随着年龄越大，越明白饮食对人类的重要性，饮食是关乎全人类幸福的基础，也是幸福中最重要的元素。在我现在看来，美食并不比其他文明差，中国人善于发明美食，也善于从烹制美食达成家族之间的沟通，比如说我们的饺子，需要全家人协作才能完成。这样每个人都能参与制作，最后大家一起分享它。善用“吃饭”说明这些导演对中国有较深的认识。
时代周报：大部分外国评审是如何理解这些吃饭戏呢？
王全安：饭桌上是群像、很细腻的交流，所以有可能他们会捕捉不了细微的变化，觉得这是一个重复。其实在剧中每次吃饭都有它的原因，有它新的层面要展开。
引起柏林市民的共鸣
时代周报：你曾说希望在电影放映前加入“献给柏林这座城市”这句话。
王全安：柏林这座城市也是受过创伤的，比整个中国还要剧烈。柏林市民看到《团圆》会更多地唤起他们的共鸣，柏林墙比起海峡两岸来更近一些，虽然柏林墙被推倒了二十年，但柏林市民之间依然还有那么多地方难以融合，这是时间造成的隔膜，并不是物理距离。这种悲痛对他们产生的影响会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为绵长一些。这部电影对柏林的市民来说应该是具有特殊的含义，它能在一个地方完成也让另外一个地方产生共鸣和感触。所以我希望在发行的时候能够写上导演的一句话“献给柏林这座城市”。
时代周报：从这种分离的大背景入手，是不是《团圆》获奖的因素之一呢？
王全安：我们很难剥离这些。一方面我觉得，打动人的内容是有一些恒定因素的，另一方面则是一股新意。其实，不仅是中国电影面对世界时才这样，其他有这种问题的国家都很难抛离西方对你这方面的关注。但当我拍电影的时候，我想努力挣脱这一点。
所以我比较感慨的是，《团圆》这样一个更为政治敏感的题材，西方记者几乎跟商量好似的，统一不去问这类问题，没有以前关注中国电影必须要问的问题，而是问了更多一些更为个人化的问题。
时代周报：在电影海报上用繁体字“团圆”的意义是什么呢？
王全安：首先团圆这个中文词从传统上来看是一个家庭意义，而用繁体字更能体现出一种传统的历史纵深感；而这两个字从我个人来看也比较好看，比较繁琐，像是两个独立的城，也比较符合台湾和大陆的背景，用繁体字也比较贴切，在两边都会更深入人心。
中国艺术电影处于最困难时期
时代周报：这次获奖对于《团圆》上映有什么帮助？
王全安：作为这样的规模也好，题材也罢，能引起这种关注已经是比较难得了。这种电影的导演和制片人很少去考虑能否取得高票房，更多还是考虑电影想表达什么，希望能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国内的发行，我尽量把它放在希望看到这种题材的人手中吧！
时代周报：现在很多人在说，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在国内院线呈局部、小众化。你自己是如何看待这种状况？
王全安：这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一种状况，最明显的是电影发行方式比较单一，对电影类型分类不够具体。像成熟的欧洲、美洲都有很多层面来发行。艺术片的主要目的是探索，这类电影在其他国家也是属于小众化的，这种电影的功能就是这样的。首先它不可能是一种大制作，其次承担了一种探索的作用，这种探索的本身是在确立以后的主流，通过不停的探索、创意，最后成为主流，这是一个电影更替的过程。
时代周报：中国艺术电影在融资、制作方面现在处于一种什么状况？与以前相比有什么大的变化？
王全安：我觉得中国电影从原先的单一的政治说教功能，中间经过了一点点艺术至上的时期，现在就是票房时代。而中国的艺术电影目前处于一个最困难的时期，先前的体制上的那种束缚还没有完全解除，就像一个脚镣一样。艺术电影的探索是致力于比较远的事物，过去中国还有这种有人文诉求的导演，他对原来的环境还是有去争取和抗争一下，但到现在的商业环境里，他们已经自动放下“武器”了。商业是比较急功近利的，目前我们所奉行的价值观都是以小博大，投机取巧。
《三枪》是闹剧版《血迷宫》
时代周报：本届柏林电影节的主席说:“张艺谋商业化了更好”。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王全安：我认为一个人的二次探索是精神可嘉的，但是不同年龄有不同的优势。作为张艺谋个人，他应该最明白自己做的商业电影趋势是否最好。自己喜欢做无可厚非，其次说拍商业片赚钱了没有，如果赚了钱那也只算是第二好，接下去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赚钱，这个是大家可以拿来磋商的。因此我认为张艺谋可以做出比票房更有价值的东西来，仅仅只是为了票房真的是有些大材小用了，这样的东西很多导演都可以完成。
时代周报：张艺谋的《三枪》也进入了竞赛单元。
王全安：这次柏林电影节把两个不同类型的中国电影同时放进竞赛单元，我个人非常感慨，这意味着我们要来研究一下关于中国电影的发展趋势，这是两个标本。我们应该关心一下中国包括一些重要的导演为什么会做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势必就会带来这样一些思考。
时代周报：在德国你有没有听到对这两个“标本”的一些说法？
王全安：我觉得他们的优点是不会带很多地缘上的偏见。他们是旁观者，所以看《三枪》的时候他们也有觉得好玩的地方。后来我看到他们在穿过表象的热闹之后对于影片本身的一些看法，例如其中有一个杂志就说《三枪》不是一个翻拍制作，只是一个闹剧版的《血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