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伦理：“代理孕母”挑战母职观念

前段时间，香港明星李嘉欣大方向媒体透露，她想请代理孕母替她完成生育之职责，这样她可以保持身材，又能够拥有自己的子女。但嘉欣只是一厢情愿，她难以得到家人和长辈的支持，毕竟，代孕生育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的母职观念。接着，陈慧琳“疑似”用代理孕母的新闻也引发争议。网友对两人的谩骂与质疑，足见大众难以认同代孕生育的做法，更无法容忍明星为了保持身材而选择代理孕母。

代孕生育的出现，在法律、医学和伦理道德上都备受争议。反对开放代孕生育的理由主要是：第一，代孕违背了自然法则，代孕不涉及性关系，代理孕母分娩后即与婴儿分离；第二，这会导致孩子感觉自己身份不明，带来精神的困扰；第三，带来伦理冲突，孩子理论上有两个或三个母亲（生育、卵子捐助者、养育），她们可能会争夺孩子的归属权；第四，女性主义者或女性团体反对的理由是，代理孕母是把女性的子宫当生育的工具，代孕奉举血缘，难免落入父权制的陷阱。

对以上争议的回应，可以归结为一点：代理孕母的出现，挑战了传统母职的观念。如果我们对母职的理解不是那么固定、固执、一元化，代理孕母带来的种种困惑与疑虑就能够得以厘清。传统的母职一般包括怀孕生育、照顾养育和教育，这种母职观念蕴含几个核心要件：生育是女人天生的职责；通过性关系而“自然”受孕才是正常；母亲是照顾、教育子女最好的人选。可是，我要反问，母职究竟要自然到什么程度才算正常呢？例如，中国在这短短三十年，医疗已经全面介入孕检和生育过程，医院的剖宫产率接近５０％；在哺乳方面，由于环境、食物与工作压力等因素，很多母亲奶水不足，奶瓶和质量好的奶制品解放了女性，也保障了婴儿的健康；照顾婴幼儿方面，托儿所和幼儿园分担了母亲的照顾工作，教育更是由教育机构来承担。当代的母亲得以分享社会进步带来的便利，人们不仅接受这些变化，而且认为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如果把代孕生育放在这样的社会发展脉络之中，它松动的正是母职中“怀孕生育”的环节，代理孕母的怀孕是借助医学技术，让受精卵在子宫着床，受精卵的精子与卵子最少有一方是来自委托方。代理孕母把孩子生下来之后，不再养育孩子，而是依据合同协议把孩子转给委托方。这样，无法生育的女性也可以成为母亲，而怀孕生育的女性则未必要做母亲。

即使认可生殖技术可以造福人类，但代理孕母汲汲于求子嗣，正迎合父权制传宗接代的观念，这对于提高女性的地位与身价有何助益？我们首先要认可，女性的价值观和人生规划是多元的，有的女性喜欢独身和不育，有的女性想要延续自己的血脉，有的女性需要为丈夫延续血脉，关键是社会能够为她们实现愿望创造条件。不孕的女性受到各种不公平待遇，在家庭中受到公婆的压力、歧视甚至虐待，不孕可以作为男人离婚的正当借口。我们无法抹杀女性主体的现实需求，即使她们是在家族压力之下求子，也不能简单以“解放”的口号让她们放弃养育子女的愿望。在当代社会，代孕技术让她们得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安排人生。母亲不是只有一种定义，一种实践方式。如果有一种技术，能够让不能或不想生育的女性也能成为母亲，这不是人类的福祉吗？

李嘉欣公开表示想请代理孕母却惹来谩骂，没有人赞美她的坦诚，也不感谢她把这个有争议的话题带到观众层面来讨论，更没有女性团体或专家为她辩护，这背后的原则是，这些事情可以偷偷摸摸地做，却不可以说。说了会教坏女人，都不想生孩子了。李嘉欣理直气壮地挑战传统母职的观念，她面对的可是权贵侯门的规矩和情绪化的大众的双重压力，但她愿意去测试世俗偏见的高墙有多厚多重，她想跟家人、大众协商一种别样的做母亲的方式。同样，法律、医学、伦理学和性别研究等的学界要讨论这个问题，也必然面对各种既定的价值观与伦理观的高墙。对于这个与女性密切相关的议题，只有尊重女性的主体利益与发展，才可能找到妥善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