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孤独的灵魂舞者
残雪—这位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似乎永远游离在主流视野之外,正如她梦魇般的小说总是在诉说一种内心的孤寂。从文汇出版社出版的残雪散文精选集《黑暗灵魂的舞蹈》一书的标题和她对卡尔维诺残雪式的解读(结集为《辉煌的裂变》刚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们也能隐约看到一个在黑暗中踽踽独行的身影,如何抵御着外界纷纷扰扰的商业浪潮。
写梦的理由来源于残酷人生
苏珊•桑塔格的小说《恩主》风格和残雪很接近,这或许就是她激赏残雪的理由所在,她说:“毫无疑问,残雪是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
残雪以其极度个人化的风格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似乎从20世纪80年代她初出茅庐以《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等实验性作品震惊文学界的那一刻开始,她就没有怎么变过。齐耳的短发,刘海盖住了额头,还有一副略有些大的眼镜,永远是残雪个人形象的标志。还有她的小说:“母亲一直昏迷不醒,她在梦中四肢舒展,面色红润,痴迷地傻笑着。我在地上翻了一个身,听见一种骚响,是一个灰蓝色皮肤的婆子蹲在茶几上,像一只可笑的小动物。她用小指头抠出杯里残剩的茶叶来吃,一边吃一边悄悄地吩咐着三妹什么事,那种奇特的语言我怎么也听不出个眉目。”(《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充斥于残雪小说中的,正是这样一种噩梦般的场景和古怪的故事。
噩梦缠绕着残雪,她所面对的,永远是一个卡夫卡式的荒诞世界,这里人物的性格暧昧,背景模糊,你不会在她的小说中读到一条相似的街道,读到一个温暖的名字。残雪近乎本能地怀疑着她所置身其中的时代,用一种决绝的方式与之对抗,即使遍体鳞伤也无怨无悔。
残雪奇特的文学语言和她所构筑的陌生世界一度让中国文学界争论不休。残雪似乎是活在梦中的。这是一些怎样的梦?她说:“从儿时起,我在大多数的梦境里都‘知道’自己是在做梦。小时候不懂得延长自己的好梦的技巧,只知道要逃避噩梦。如果老虎在后面追,我就要往悬崖上跑,跑到了就闭眼往下一跳,以便及时梦醒。”只是她并不承认她的小说和梦境之间的直接关系:“好久之后,我才慢慢知道,我的梦境同一般人的确有些不同,也许从一开始,我就隐藏着把梦境变成现实的野心。”
残雪执拗地描写着她绝望的噩梦和白日梦,与她的童年经验有着隐秘的联系。虽然残雪从来不在小说中正面描述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但毫无疑问,政治运动对她乃至她的家庭的伤害无法抹去。残雪的父亲曾任《新湖南报》(今《湖南日报》)社长,母亲也在报社工作,1957年反右风暴来袭时被划为右派,残雪的父亲作为“新湖南报右派反党集团”头目被打倒,之后,在“文革”的浩劫中,她的父母再次遭劫。虽然残雪的小说从来不正面涉及政治问题,但是那些寓言般的故事何尝不是在影射那段岁月?她的大弟在“文革”中的意外死亡让她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面对死亡。那个恐怖的下午,她没敢去看他的尸体。大弟在浏阳河里被漩涡卷进了取沙的农民弄出的沙坑里……残雪还时常在自己的梦中见到他。只是也许,现实残酷的人生比任何一部梦魇般的小说都更像梦魇本身。恐惧,埋藏在她的内心,以至于20多年来,残雪义无反顾地描写着这些让读者不安的故事,从未改变。
人生目标不是扩大再生产
写作既是对梦境的记录,又是让自己活在梦中的最好手段。
于是,她开始了写作。她的处女作《污水上的肥皂泡》于1985年写成,通过作家何立伟、王平等朋友的介绍,得以在《新创作》上露面。这件事对于她本人来说真是一个惊喜,一个意想不到的成功。她说:“一贯在创作上很自信,但对于发表一事却比较悲观,总认为很难有人真正理解我的作品。使我惊奇的是,当时《新创作》杂志的负责人之一张新奇在我当时还不为人所知,并且又文风特别冷僻的情况下,不拘一格地选发了我的处女作,这对我后来创作的迅速发展毫无疑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污水上的肥皂泡》是一个寓言似的故事,讲的是一个人如何蓄意杀母,最后将母亲变成了一盆污水。小说的整个氛围十分阴森,透露出一种颠覆的决心。可以说,这篇处女作是我在中国文坛亮出的姿态。”
20世纪80年代开放的风气成就了残雪。如果早十年或晚十年,真不知道会不会还有一个作家残雪,还是只有一个裁缝残雪。在她发表处女作之前,残雪和她的丈夫开了一家小裁缝店。1979年,她因为生孩子而失去工作。只有小学文化的她苦于找工作却一直未能如愿。1981-1982年,她曾经盼望去湖南省政协做烧开水的勤杂工—这对当时的残雪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奢望—最后还是没有轮到她。就在走投无路之际,她想到了“自主创业”,学裁缝。那是一个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时代,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尚没有大的变革,只是对于美的渴望却在悄悄萌动,这为残雪的裁缝店迎来了商机。她记得第二个月,她就赚了60多元,相当于她的丈夫之前在仓库搞维修工作两个月的工资。心灵手巧再加上肯钻研、善设计,很快残雪的店在当地颇受欢迎,她说最红火的时候,他们有四个徒弟,轮番上阵。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意识到:“缝纫并不是一门容易学的手艺,我们常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有时候竟把三岁的儿子吃饭的事情都给忘记了。”
但是,扩大再生产不是残雪的人生目标。就在白天忙忙碌碌的工作之余,残雪脑子里想的,却是《黄泥街》的故事。残雪有一种信念,她坚信自己会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家。“文革”剥夺了她学习的机会,1970年之后她先后做过街道工厂工人、赤脚医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个体裁缝,但是她从未放弃写作的理想。
写作就是残雪的全部:“我自食其力,将全部时间用到创作上,这是我梦寐以求的。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人,哪里会有我这种满足的心态。我现在要写的都写不过来,小说、评论、文学观……”
如今,时光飞逝,浮云也已苍老。
当曾经的先锋派作家或者放慢脚步,或者索性去写电视剧的时候,残雪却一如既往,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或是以一种生活惯性在写作,她的新作数量之多,写作之勤,都有目共睹。她说,她完全靠写作来养活自己(作为专业作家作协补贴很少的一些钱),所以她需要拼命写作。在一个文学逐渐被边缘化的时代,残雪的存在提供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样板,她从不与世俗妥协,总是用自己完全个人化的声音在发声,就像她所热爱的卡尔维诺一样,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一往无前。这种坚持为她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她是中国唯一一位被收入美国大学教材的作家,也是中国唯一有作品入选日本河出书房新社“世界文学经典文库”的作家,据说,日本文坛只关注的三位中国作家分别是莫言、阎连科和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