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生，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事实上，“被知道”的甚至不及冰山一角，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死于自杀，有200万人自杀未遂，自杀已经成为中国死亡原因中排序第五位的原因，而每一个自杀行为都由心理问题发展而来。
八成人需要心理医生
“缺乏从事心理咨询的专业人才，是造成我国自杀率相对较高的原因之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吴瑞华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但是，这句话只对了一半。尽管中国心理咨询师的数量确实存在较大缺口，但更重要的是，从公众习惯来看，“看心理医生”远没有成为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当人们可以为感冒发烧而抢挂专家号时，心理的纠结已近“重灾”，却没有想到或不愿意寻求专业的帮助。
事实上，生活中不少人都高估了自己的心理健康程度。
一项专业研究数据表明，如果把心理状态分为“常态”、“偏态”、“变态”，在中国，目前属于“常态”的人群不到1%，而“变态”人群高达16%，其余的83%正处于不平衡状态的“偏态”。“偏态”和“变态”统称为“非正常状态”，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尹平看来，这类人群可以从心理咨询中获益。
然而，与这项研究不成对比的是，本刊此期对周围人群发起了一项“我是否需要心理医生”的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93份。其中，认为自己“没有达到需要医生的程度”人数占据8%，与专业研究“1%属于常态”形成对比。
此外，看过心理医生的人只占9%；另有54%的人坦言，曾有寻求心理医生的冲动，但碍于各种原因，始终没有尝试；26%的人对心理指导的需求已经上升到“治未病”的层次，希望有一个心理医生定期做预防、检查。
具体是哪些事让这些职场人士有了心理治疗的需求，居于首位的为“情感压力”，占据14%，其次10%为生活压力，9%为工作压力，还有27%的人很无奈，表示自己没有压力，但是却经常心里别扭。
为了探寻职场中人对心理医生的需求，我刊在大学生和研究生中进行了调查，收集有效问卷26份。23%的人觉得“没有达到需要医生的程度”，是职场人的3倍；但同时也有34%学生希望有心理医生定期预防、检查，比职场人的比例还要高。
高考生，找医生填志愿
“曾有寻求心理医生的冲动，但始终没有尝试，”何加琳就是其中一员。在高校实验室进行科研工作的她说，压力大是常事，但达到何种程度需要心理医生，似乎无法用刻度尺或量杯衡量。
对此，心理专家尹平表示，按照心理问题的轻重程度，“非正常心理状态”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层称之为“心理问题”，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情况，出现心理不平衡，“累”、“没劲”、“不高兴”、“应付”是他们常说的词汇，这种状态持续时间较短，大部分通过自我调适就可以恢复。
第二层是“心理障碍”。心理障碍的人会表现出与年龄不符或有别于常人的心理和行为，他们对敏感的工作、人物、环境等会有强烈的心理反应，多数不能通过自我调整和非专业人员的帮助解决根本问题，也是目前看心理医生的主要人群。
到了第三层，已经上升为“心理疾病”，尹平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神经病”，医学称为“精神病”。这类患者不仅有强烈的心理反应，伴有明显的躯体不适。仅靠心理咨询已经难以康复，必须以药物治疗为主、心理治疗为辅，才能改善。
“一般来讲，当出现第二种情况，或者虽然属于第一种情况，但已经无法自我调整时，就需要心理咨询了。”不过，尹平直言，心理问题不能排解就会逐渐积攒，因此，专业人士的介入越早越好。提及陈琳
与这种观点类似，在本刊的调查中，14%的被调查者也相信，如果心理咨询成为习惯，很多悲剧不会上演。针对8%的职场被调查者认为“当自己对一些事情犹豫不决时，心理医生能让我作出决定”，尹平说：“心理医生并不能引导任何决定，而是通过心理干预，让患者恢复到相对平静的情绪之中，让他确定合适自己的方法来处理问题。”
目前，心理咨询的模式有三种以针对不同的人群。一种是医学心理咨询，针对有心理疾患的人群；二是适应咨询，对象是基本健康，但有各种烦恼和心理矛盾的人群；最后是发展咨询，针对那些为了更好认识自己，扬长避短，开发潜能，提高工作与生活质量的人群。
近年来，在尹平医生接触的案例中，出现了不少高考填报志愿的学生。他们希望通过专业的心理测评，分析自身的能力和兴趣，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向，而不是在紧张的状态下，盲目、从众地进行选择。
“转型期”，失衡问题多发
外行看来，陈琳
目前，被公众关注较多的转型期人群为刚刚走向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尹平说，工作的调动、婚姻关系的变化、怀孕期间的夫妻、即将退休的阶段、丧失配偶的老人，都可能诱发心理问题。
“大体来看，心理问题主要集中于两大人群。”在尹平医生接触的病例中，各年龄层的患者都存在，但心理问题高发主要是中年人和即将退休的老人。
其中，30-40岁之间的中年人，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对于男性来说，事业的要求、工作的竞争、关系的处理、家庭的要求等等，都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这类人群中很大一部分，缺少正确的倾诉通道和适当的调整时间，在心理准备不充分的时候，众多问题堆积便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对于即将要退休的老年人，他们要面对的新的环境和生活，习惯了旧环境的他们，常常会因为没有做好准备、没有调节好心理状态，出现问题。
不过，尹平强调，每个心理问题的案例都有不同的特点，问题往往基于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面对同样的处境，内心的承受力、自身的积累、内在创伤的恢复都是主要因素，而外因仅仅发挥了诱因的作用。
当出现心理问题时，脾气行为可能出现变化。原先温文尔雅的人，突然爱发脾气、焦躁不安；对于事情的处理，表现出犹豫不决，需要更多的时间做决定。“在压力作用下，调节情绪困难，身体也会表现出不舒服的信号。”尹平说，不少患者在胃痛、头晕、失眠、早醒等症状，在内科求医却没发现任何异样，最后在心理科解决了身体上的病症。
“处于转变中的人，出现心理和生理的变化，一般都有两周的缓冲期。”专家介绍说，如果两周内，可以自己调整恢复情绪，依然属于正常；但是，如果越调节越严重或者没有疗效，甚至影响到工作和生活，就应当求助专业的心理医生。
婚姻危机，“播种”于童年家庭
在心理医生尹平的擅长领域有一个名词叫“家庭诊疗”。他说，通常来讲，一段婚姻的问题、一个孩子的问题、一个人处理方式的问题，都能在他的父母和原生家庭中找到原因。
尹平医生的同事戚元丽，是儿童少年心理行为研究室的主任。在戚元丽看来，父母对孩子儿时表现出的行为，可能影响孩子的未来婚姻。
戚元丽分析说，六岁以下的女孩子特别对异性的父亲感兴趣，和父亲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而跟妈妈会闹些小别扭；男孩子刚好相反，与母亲的关系亲密，认为父亲比较严格。
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需要引导他们向同性的父母学习，而父母本身也要调整行为。例如，对于男孩，母亲往往太过亲密，这一现象和日本有些相近。因为男性在外面活动，女性料理家务，母亲与儿子相处时间太久，给儿子洗澡洗到几年级、跟儿子一起睡觉。这些不仅引发儿童当下的问题，也为未来埋下隐患，如果产生恋母情结，在结婚以后，可能导致婆媳三角关系难以处理。
戚元丽说，面对这种情况，正确的处理方法是有些事情让父亲尽量参与其中，通过男性角度与其沟通。
此外，儿童与异性的关系也是众多父母们担心的事。但在戚元丽看来，中国大部分家庭缺少对孩子与异性相处的教育，而在其他国家，家长会鼓励孩子与异性交往，教育他们如何进行沟通。
“弗洛伊德说过：一个成年人的心理问题常常是来自于他童年阶段未解决的心理冲突的结果，而童年这些未解决的心理问题又来源于他的家庭环境影响。”尹平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他说如果家庭是一个工厂，生产的产品就是孩子，但是如果父母本身不具有“上岗培训资格”，很难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因此，孩子出现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家庭中父母身上未能解决的问题反映。
事实上，父母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影响，不仅在儿童阶段。尹平曾经接触这样的病例：一位准备结婚的女士，与未婚夫家庭讨论“摆酒”的事，但双方家庭就此发生了争议。本来对如何摆酒并不在意的准新娘，却出现了严重焦虑。尹平说，双方的父母互不让步，不仅伤害了儿女，也为他们未来的婚姻埋下隐患。
尹平指着自己咨询室里，围成一圈几把椅子，他说，看似一个患者的心理发病，通常要全家治疗。通过家庭这个系统来分析问题，常常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职场表现，儿时社会化的成年反应
不仅是婚姻关系，在专家看来，职场关系的处理也与童年时代的经历有关。
尹平说，孩子儿时同父母的关系，在成年后常常演化成同上下级的关系；而其童年和小伙伴的关系，也可能会演化为与同事的关系。
“职场上有很多人际关系问题，如何与领导相处、如何与同事形成合作，其实都涉及社会化的过程。”尹平说，在儿童之间，有的孩子会把自己的玩具让给别人，吃饭时会让家人品尝、分享，但有的孩子刚好相反，这就是社会化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往往以自我为中心， 家长就需要作出正确的引导。常见的问题在于，一些家长宠爱孩子，他们可能不能尊重长辈，成年后与领导关系难以为继；一些家长在孩子面临困难的时候，过多地进行保护，可能造成未来对职场、生活难题的逃避。
对于已经成年的人来讲，回忆童年的经历也可以反思当年的问题。在尹平接触的案例中，一位男性在工作中难以集中精力，而且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经过回顾，他在童年就患有多动症，如今高强度的工作让他更加烦恼。这类由童年而生的职场病人，专家建议需要定期检查，及时排解自身波动的情绪，有时也要对他的家庭进行“家庭式”心理干预，更好地帮助他恢复常态。
“工作中经常出现的是人际关系和工作压力两方面带来的问题。通俗地来讲，面对困境，不能总是抱怨，要学会适应，而学会共存是最高法则。”专家认为，随着社会的高速运转，工作加大了职场人的身心负荷，及时地调适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