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到昆明：重走三千里上学路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烟花三月，正是湖南温润宜人的好时节。走出长沙火车站，一条笔直的大道通向远方高楼尽处的天际。街头熙攘的人潮与喧腾的楼宇广告，彰显着这座湖湘首府的繁华气象。有一瞬间，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启这道行程。在一个学问与学者、风骨与才情全然贬值的时代，上路追寻70年前一小群青年人负笈远行、千里求学的褪色梦想，本身便显得不合时宜。但回荡在历史深处的歌声与脚步声每每敲打着我的心胸，令我终于无可避退，唯有踏上这条落寞的远路，如朝圣一般，求得些许灵魂的慰藉。

韭菜园路难觅旧踪影

阳光煦暖，政府机关大院的门卫拒绝了我入内凭吊“长沙临时大学”旧址的请求，倒并不觉得有太多遗憾。韭菜园路以东这个大院落里，应该还有昔日“圣经学校”的一座老楼，三校南迁长沙之后，曾暂时栖身于此，并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复课，这个日子也成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然而开学伊始，借来的板凳还没有坐热，日军战机便空袭长沙，注定这所流浪而来的“临时大学”命途多舛，仍要辗转他乡，另寻一方容得下安静书桌的净土。

韭菜园路已难觅70年前“长沙临大”的丝毫踪影。狭窄的马路两侧是上世纪80年代的砖混住宅楼，贴着90年代的白瓷砖。沿街的铺面无非饭馆菜铺、发廊超市之属，殊无昔日学子云集的书卷气息，倒是路口报亭内张贴的期刊海报上，印着一幅马英九的照片，让人想起这位台海健儿的母校台湾大学，其实也承继了西南联大的若干余泽：抗战胜利之初，北大傅斯年继任蒋梦麟为联大常委，1949年赴台之后又执掌台大。

就在北方三校师生来到长沙的12年前，一位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的本省青年曾在橘子洲头独立寒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这位从长沙出发，辗转半个中国，终于在陕北延安站稳脚跟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已经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军事领袖之一。

湖南自古便是藏龙卧虎、豪杰辈出的地界，所谓“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加之国难当头，战事迫近，不到一个学期的时间里，“长沙临大”竟有三百学子报名参军，奔赴抗日前线。对于以保存学术火种为己任的前辈学人而言，学生们投笔从戎的热情固然可嘉，但学术血脉的延续却更须珍重，因此无论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执意挽留，还是部分学生反对迁校的联名请愿，都没能阻止学校主事者将目光投向中国更偏远的边陲省份—云南。

云南之于湖南，在地理与文化上的确差异悬殊。湖南自晚清以降，一直处于中国革命的漩涡中心，从曾国藩、谭嗣同至黄兴、毛泽东，个个将中华大地掀腾得如滚锅沸水一般。云南虽然也出过蔡锷这样的护国名将，终归与中原腹地山川远隔，不但政治上长期自行其是，民风也更为散漫淳朴。它又有滇越铁路接连海外，其时滇缅公路也正在兴建之中，国际交通反而较内地便捷。至于云南的民族与生物多样性，更是令学界赞叹的宝贵资源。因此，迁校昆明的主张即便以安全为首要之计，它所蕴藏的学术潜力也是多方面的。

湘西边城“与闻一多同行”

我也决定从长沙启程，往湘西的边城行进。

在长沙以西宁乡县的一座中学宿舍楼里，我见到了90高龄的退休教师郭冠球。郭先生满口浓重的湖南乡音，偶尔说两句英文，却是纯正的美国腔调。1937年秋，正在长沙测量学校读书的郭冠球目睹从各地赶来赴学的年轻人欢喜地复课，没想到三个月后，又背起行囊离开了这座城市。令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四年以后，他也加入到这群青年的行列，成了西南联大学生中的一员。此是后话，但他的同乡，已经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读书的李廉琨，却打起背包，成为负笈远行者中的一员。

学生们在东北军将领黄师岳领导下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水陆兼行，用足十天功夫才从长沙抵达桃源县，我乘长途汽车走高速公路，只花了大半天时间。在现代化运输工具的襄助下，远行不再是一桩令人筋疲力尽的苦差事，但行走在乡土之上的充实与笃定，却是当代旅行者日渐匮乏的体验。旅行团学生们正是在脚打水泡的行走途中，不独耽美于初春时节弥望无际的油菜花田，更见证农民在土地上的劳作，分享他们的苦难与希望。

与学生同行的十一名教师中，既有诗人气质的闻一多教授，也有走遍江南漠北的地质学家袁复礼，“他主张记日记，并要科学的记载。”时为土木系二年级学生的杨士德在旅行日记中写道，“并鼓励同学沿途多多考察，随处皆可有所获得，如山的高度，地名，地质构造，化石搜集，气候的记载都是有用的。”在这番以科学精神为指引的研修之旅中，现代大学的理性光芒在艰苦的行程中依然照耀着学人的心灵。

湖南桃源县境内有古来得誉的名胜桃花源，典出晋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我所见的桃源县城在风貌上无异于中国内地大多数小城镇：一条干道两侧并列着本县最堂皇的建筑：星级酒店、大型超市、银行及政府机关，但楼宇样式总不离最庸常乏味的几种，“桃花源”在中国古典中传承的幽深意趣，至少在县城里是无迹可寻。

搭乘开往茶庵铺去的短程巴士，过沅江西南行十余公里的山路，就到了桃花源风景区的牌楼前。湘黔滇旅行团师生曾在半山腰上的“桃花观”留影，斑驳山门的台阶上留下他们70年前灿烂的笑容。“秦时明月，洞口桃花”，正是他们曾经感怀的风景。武陵秦人或能在山林避难，但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哪里还会有什么世外桃源？“闻一多先生，诗人，今天走得特别起劲。”杨士德在旅行日记中写道，“来到桃源洞前，我见他穿着毛衣，一双破了的布鞋，大踏步和许骏斋先生同行。”闻一多在旅行之初便蓄须明志，誓言“不待抗战胜利日，决不剃须”，与闻一多同行，或许是不少学生千里求学道路上最笃实的一粒定心丸。

时为助教兼旅行团辅导员的植物学家吴征镒在其《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中说“桃花源……无疑问是假托的，中国人好古往往如此。”至于闻一多在桃源洞口的逸兴勃发更非无的放矢，毕竟“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人文之美，曾感动过中国的百代诗哲。但近30年金玉其外的旅游开发之后，桃花源满山尽是“秦人村”、“秦人隧道”、“秦人居”以及粗陋不堪的“秦城”，甚至有古装“秦人”在台上歌舞助兴……武陵渔人失落的桃花源早已诗意凋零，只余一处仿古景点而已。

从桃花源西行，经过茶庵铺、郑家驿、官庄等小镇（当年学生们在泥泞难行的山路上，第一次体验到湘西土匪逡巡环伺的惊恐），下一座大城便是沅陵。因为风雪阻路以及行李迟到，湘黔滇旅行团在沅陵休整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团员们印象最深的是“妇女任劳苦，善负重，多以竹篮负物，男子不及（吴征镒《长征日记》）。”此外更从乡民的交谈当中知其疾苦：“乡民畏官如虎，不敢申诉，于此可见中国老百姓的驯善与吏治的腐败（经济系学生余道南《三校西迁日记》）。”正是在这天涯羁旅点滴的见闻中，原本稳坐书斋不闻窗外事的学生们渐渐接通了个人与民族之间的血脉，要为中华民族建立“一种灵魂，soul，一种生气，vitality（杨士德《湘黔滇旅行日记》）。”

我在沅陵只停留了一顿饭的功夫，便转道吉首，去沈从文先生的故乡凤凰。旅行团行过湘西的时候，已经名满文坛的作家沈从文还没有在大学执教的经历。他在“卢沟桥事变”之后随杨振声、朱光潜等教授从北平南迁至长沙，因是湘西子弟，更自幼闯荡江湖，他便担当了与沿途匪帮交涉行程安全的任务。湘西匪患之烈名满华夏，从常德至晃县，更是土匪帮派盘根错节的老巢。但因有沈从文的书信，更有学校当局不菲的一笔“买路钱”，“湘黔滇旅行团”一行倒没有遭遇太多的波折，甚至还有“绿林兄弟”们在远远的山岗上暗地里保护他们。在一种既兴奋刺激，又惴惴不安的旅行气氛中，这群手无寸铁的书生终于离开了湖南地界。

不寻常的镇远“和平村”

“湘黔滇旅行团”从沅陵乘汽车至晃县（今湖南新晃），随后便开始了他们横穿贵州的徒步旅程。途中，杨士德看到袁复礼先生西服革履，“手里提着斧头随时打击山石，加以考察。”他在日记中写道，“闻一多先生来了，戴礼帽，穿中式浅色长衫，腰束黑带，斜插大烟袋，下面绑着腿，拿着手杖，充满了风尘仆仆的意味。”

他们在玉屏县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迎接，县长特地张贴文告：“对此振兴民族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而在镇远县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化学家曾昭抡先生还发表了关于国防工业的演讲。那时代的学人兼通文理、学贯中西者众，这位曾国藩的曾侄孙才情奔逸，不但在化学领域卓有建树，还是学界有名的探险家，到云南之后陆续考察了滇缅公路与彝藏边区，有《缅边日记》与《大凉山彝区考察记》等书存世。

我从湖南怀化乘火车入黔，直接抵达镇远车站。镇远以青龙洞古迹著称省内外，近年来又仿照凤凰的模式，在舞阳河畔翻修了两列临水的老房子，设为客栈餐馆。3月或许还不到旅游的旺季，整座老城都显得颇为落寞。镇远在历史上便是朝廷戍边的要塞，明代军屯的痕迹至今还能通过苗疆长城的残墙与老宅门的徽式重檐得见端倪。临时大学的学生们在镇远县虽只逗留了一日，却发现鸦片是戕害贵州民众一张难以斩断的毒网，“黔东山多田少，生计艰难，农民多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鸦片以弥补不足，以致烟毒弥漫，害人害己（余道南《三校西迁日记》）”。

抗战时期，除了赴滇求学的青年们曾匆匆路过镇远，另有一群“异乡人”也在这里度过了一段不寻常的岁月。自1938年至1944年，600余名日军战俘被拘管在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又被称作镇远“和平村”内。一些战俘幡然悔悟，成为“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成员，洗刷他们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战争罪行。

“和平村”旧址经过整葺，大体恢复了往日的原貌。进入高墙四围的院落里，营房蓝色的木门上写着“抗战到底”四个大字，远隔70年时光散发出凛然的光焰。墙壁与图板上张贴着“和平村”在战争时期的照片与文字介绍，有日俘在此劳作、游戏以及参与反战活动的画面。那些定格在黑白影像中的历史瞬间，彰显了中国人“忠恕为本”的宽广襟怀，而这座舞阳河畔的黔东小城，也因此成为抗战历史上值得书写与回忆的一页篇章。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旅行团途经施秉、黄平等县，很多人第一次与苗族有了亲身接触。在炉山县（今凯里市），师生还与苗民举行了一场联欢会。盛装的苗族男女随芦笙起舞，学生们馈以小合唱和宣传抗战的短剧，随行的植物学家李继侗教授更搂抱一名男校医，以西方交谊舞示众。虽然都有些拘谨，但以平等的态度尊重弱小民族同胞，或许正是这些暂时被褫夺了一切虚荣的文化青年们，在万水千山行过后最重要的一课。

贵州素有“公园省”之称，尤以黔东南风景最为殊胜。“朝阳自地平线升起，斜光笼罩墟落，夭桃带雨更觉娇艳动人。”我从镇远乘火车一路西行贵阳，在车窗前翻读余道南的《三校西迁日记》，“时闻苗歌在山间树丛中唱和，但又不见人影，‘曲终人不见’，别有幽致。”

贵阳城中被遗忘的往事

1938年的贵阳与2008年的同一座城市其实很少相似之处，前者只有中华路与中山路两条大街，交叉处即是著名的“大十字”，街边的建筑大多是“带有柱廊的新近粉刷过的三层楼房，它们很多都是为了取悦蒋介石而新建起来的建筑物。”如今“大十字”周围的建筑换成钢筋混凝土的摩天大厦，蓝色顶棚的过街天桥环绕如一只巨大的轮胎。而昔日为学生们津津乐道的地方小吃—“肠旺面”、“丝娃娃”，至今仍是贵阳大排档、夜市上的主力军，至于早已贵为“国酒”的茅台，却不再是穷学生们也能随便要几两尝尝的本地土酒了。

在北方三校西迁云南之前，上海大夏大学已迁来贵阳，在贵阳讲武堂开学复课。同是天涯沦落人，“湘黔滇旅行团”一行受到大夏校方的热情款待，教室成了团员们的临时宿舍。与西南联大一样，这所避祸西迁的大学在贵州坚守了八年时光，为西南地区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战后翌年，大夏大学东归上海，1951年与另两所私立大学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然其西迁贵州的校史却渐渐涣灭不清。

贵州作家余未人先生是我的忘年之交，但她的母亲江雪女士曾在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倒是这一回才获知的新故事。余先生将一张西南联大的毕业证明书拿给我看：盖有张伯苓、梅贻琦和蒋梦麟三位联大“常委”印鉴的发黄纸页上，一位温婉的年轻女子目光清澈地憧憬毕业之后的生活道路。这位师承费孝通、毕业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高材生，因家事与国变，从没有施展她的专业才华，但即便在最艰难的“牛棚”岁月，即便瘫痪卧床，她依然安之若素，以“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支撑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湘黔滇旅行团”在贵阳休整了三天，继续向西南方向徒步行进。“山很低不过二三百米，一个个孤立着，像花朵似的，散布在这个仿佛平原的地方，很是好看（杨士德《湘黔滇旅行日记》）。”他们饶有兴致地游览了天台山，在寺院里看到据说是吴三桂留下的腰刀和笏板。两天后，千里行军的青年们来到了贵州第二大城市安顺。

安顺给旅行团成员留下的印象，一定比它在70年后带给我的感受更为精彩。经济系学生余道南在《三校西迁日记》中描写了他所见到的市井风貌：“安顺城内石板路整齐清洁，商店货物齐备，酒楼茶座，旅馆小吃店等一应俱全，房屋建筑高大，街上行人熙来攘往，繁荣景象大大超过沿途所经各县。”安顺是古牂牁国与夜郎国的首邑，历史较贵阳尤为悠久，如今旧城几乎荡然无存，600年历史的城墙据说还剩下不到50米，倒是著名的安顺文庙尚在，保存了西南的一缕斯文余脉。

从安顺再往黔滇交界的盘县行进，山势逐渐险恶起来。沿途的风景也不再明媚可人。已经在风雨中跋涉了一个半月的“湘黔滇旅行团”逐渐接近体力与意志的极限，烈日和大雨交错的天气让徒步行军的师生们吃不消，汽车托运的行李也因为山路蹉跎，总是跟不上旅人的步伐。“晚间因铺盖、炊具多耽搁在盘江东岸，同学一大群如逃荒者，饥寒疲惫，在县政府大堂上挨坐了一夜。”身为教师辅导团成员的吴征镒在其日记中描写夜宿安南（今晴隆县）的场景，“半夜里，有人同黄子坚先生侄公子口头冲突，几乎动武，县太爷披衣起来拉架。旅行‘乐’事‘趣’事，于此叹为观止。”

这段苦旅中唯一的乐事，是抗战前方传来台儿庄大捷的喜讯，鼓舞了这群流亡在深山腹地的爱国学生。“大家呼口号，唱救亡歌曲，开始了雨天泥地的夜间游行，从城内到城外。”杨士德写道，“我的布鞋和袜子全湿了，精神上却异常快乐。”

由黔入滇：云南的蓝天

由于行程吃紧，我从安顺乘长途汽车至晴隆，又和另外几个乘客合租一辆小巴士，当夜便赶到了盘县城关镇。搭一辆乡村小巴一路辗转，在一个上山的岔口斜插上去，远远看到一座琉璃牌坊，就是在历史与地理上颇具传奇色彩的界分云贵两省的胜境坊。我眼前的牌坊是20年前重新立起来的，但古人“雨师好黔，风伯好滇”的谚语，在这座新古迹的木柱与石狮上也能看出端倪：朝向云南的一面风吹日晒，漆皮多有剥落，面对贵州的柱体和狮子身上却苔痕累累，潮气入骨。

远隔70年的历史烟霾，我依稀看到一群青年人谈笑着走在这条蛮石道路上，身旁是满山遍野盛开的杜鹃花。这些负笈三千里的求学者立在镌刻着“滇黔锁钥”的胜境坊下，前方还有漫长的道路，但昆明，那座即将赋予他们庄严的学识、闪光的才智与勇锐抗争之精神的城市，就在四月的春光里等待着他们。

作者系编剧、导演、独立制片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