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丽莎：写作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的集体伤痛
因为邓文迪投资，李冰冰、全智贤、邬君梅主演的第一部女书电影《雪花与秘扇》拍摄，华裔作家邝丽莎（Lisa See）走进大陆读者视线。她是一位在美国本土大受读者追捧、作品多次登上《
特约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大家总会质疑我的白人长相！”邝丽莎不记得自己究竟多少次回应这个问题，但是她强调，“我在洛杉矶有400个亲戚，最多12个长得像我这样金发碧眼，其余全是华人模样。”
因为邓文迪投资，李冰冰、全智贤、邬君梅主演的第一部女书电影《雪花与秘扇》拍摄，华裔作家邝丽莎（Lisa See）走进大陆读者视线。她是一位在美国本土大受读者追捧、作品多次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的小说家。从《花网》、《内部》、《龙骨》，到备受评论界推崇的回忆录《在金山上》，以及后来的《雪花与秘扇》，邝丽莎的故事有一个统一的主角—华人。
“有许多的理由驱使我写作关于中国的故事。比如个人的兴趣，对我的家庭为何还在延续华人的传统的好奇，还有对自我的探索等等。显然，拥有一部分华人血统对我影响重大，这一点或许读者无法理解。”她说。
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邝丽莎正出发做一次短途旅行。她2005年的作品《上海女孩》今年11月出版了简体中文版，她说自己“十分荣幸”。这本当年由兰登书屋推出、连续11周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小说，封面是两个月份牌女孩的如花笑靥。
邝丽莎在旅途中完成了《时代周报》的访谈，又仔细阅读了两遍才回复。在这封字斟句酌的回信里她这样写道：“中国太美了！她的文化是如此丰富而深刻，即使是中国人又有多少真正理解？全世界都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我在尽我所能通过故事，而不是学术论文让世界阅读中国。通过小说我们触摸真实的人以及共享的生存环境。通过对中国独特的描述，我想要找寻普世价值，这是我的兴趣所在。”
那么，《上海女孩》想告诉世界一个怎样的中国？
月份牌女孩的残酷现实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会写作《上海女孩》这个故事？
邝丽莎：《上海女孩》是关于两姐妹的故事。她们（珍珠和梅）在1937年离开上海，通过包办婚姻到了洛杉矶。许多作家会因为一二件事的驱使写作一本书，但这一次至少有七点引发了我的写作。首先我对上世纪30年代的“东方巴黎”上海十分感兴趣。它是一个多样化而摩登的城市，巨大的财富和极端的贫穷在这里兼容并包。可以说，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见证了这个十里洋场的声色犬马。然后是日本的袭击。从抗日战争到内战，再到后来解放，可以说从1937年起直到文革结束，上海遭受了巨大的创伤。但是你看，现如今她再一次成了中国最主要的城市之一，或者可以说它已经是世界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了。我痴迷于一切未曾改变之前的每一刻。
第二点是我从20多岁起开始收集月份牌，已经很多年了。这些所谓的“美女”，她们为商业艺术家做模特，可以算是摩登上海最摩登的人。可是除了月份牌里美丽而迷人的生活之外，我更想要发掘这些女人的真实生活。第三点，我想写写那些通过包办婚姻到美国来的华人妇女，我的家族里就有许多包办婚姻，我对这些妇女的不幸遭遇有深刻的感触。第四点是我想通过一个女性的视角写天使岛移民站，那是许多华人移民的必经之地。另外我想写洛杉矶的“中国城”，那是一个短命的旅游之地。第六是“坦白运动”，我觉得如果现在不写—至少还有亲历者活着，我可以采访—那么或许我将永远没机会写了。
最后一点关于姐妹亲情。在我们有生之年，姐妹关系可以算最长的关系。你的姐妹了解你几乎全部的生活，她与你同在，支持你，爱你，但同样也是这个姐妹，清楚知道用什么方式可以将你一刀毙命。
时代周报：写作这样一个具有深刻历史背景的小说，你具体做了哪些前期的准备？
邝丽莎：我总是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在真正坐下来写作前，我会花一段时间想一想这个故事。那么，五到八年前我有了这个故事的构思，然后做了一点材料的收集，这算是前期的准备吗？还是我花费完整的两年用来收集材料算是前期准备？或者更甚，是我整个人生？因为我将我关于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部所知都投入了小说的创作中。
我的确做了大量研究。针对《上海女孩》，我特地去了一趟中国。同时，我还在天使岛未对公众开放前，就以参与豪华团的方式对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察。我采访了家族中的许多人，还有一些家族外但是经历过天使岛问询的华人；我采访了在洛杉矶“中国城”内开商店和咖啡店的人，这些老人已经所剩无几了，大部分我采访到的人都已经八九十岁，有时我也通过采访他们的子女了解情况；参阅1978年口述历史项目，我获得了关于75位洛杉矶华人移民第一手材料，这些人大部分已经去世，但是这些材料却告诉我许多细节，所以可以说，许多人将他们一生的故事讲给我听。我记得一位妇女，是中国传教士孤儿院里的一个孤儿，步行了1000公里，只为了躲避日本兵。我用了很多关于这个妇女的真实细节来描写《上海女孩》中珍珠和梅的经历。而珍珠和梅通过渔船从香港到美国的故事，来源于我们家族的一位朋友吴太太。
新作的题材有关“大跃进”
时代周报：很少有小说涉及到美国上世纪50年代的“坦白运动”，《上海女孩》中谈到了，并且占了很大篇幅。你为什么要写这段历史？你又如何让谨慎、小心的华人来谈论对他们来说至今仍然避讳的“纸儿子”的身份？
邝丽莎：始于1956年的“坦白运动”直到1965年才结束，它是美国政府针对非法进入美国的华人所发起的一项运动，这些华人被称为“纸儿子”。从1882年排华法开始实施到1943年排华法取消，由于美国限制华人入境，华人不得不采取一些非正常的方式移民。有人冒险偷关进入美国，更多人用假身份或购买假证件冒认美国国籍申请入境。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火灾烧毁了移民局的全部档案，一些华人趁机冒称是在美国出生，领得美籍证件。在法官确定了土生儿孙国籍权利之后，又产生另一种冒籍手段。美籍华人从中国探亲回来，就向移民局报告生了孩子（通常是男孩）。这样制造了一个移民空额。几年后，居美华人可以转让或出售这些空额及有关口供资料，让其他华人冒籍入境。既然是冒籍申请移民，就必须改姓移民纸上的姓，因此出现了所谓的“纸儿子”。
这个运动中，美国政府要求华人“坦白”他们的“纸儿子”身份，并鼓励人们揭发家族中其他成员的假身份。不仅如此，人们还被要求揭发邻居、商业联合会或者其他任何有可能是共产党的人。作为交换，他们可以获得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
这个运动至今对许多人而言还很羞耻。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被美国政府怀疑，或者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坦白”过。在我采访的过程中，这样的情况可以在一个家庭里同时发生，一个人对我说：“很多人自杀了，很多人自杀！我们不愿意回忆这些事，因为太痛苦了。”另一人对我说：“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子女知道这段经历。”然后他补充说：“我们还没有死，所以我们还不安全！”
时代周报：《上海女孩》结尾，两姐妹的女儿乔伊离家出走，去了1957年的“红色中国”。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安排？
邝丽莎：乔伊是理想化的。那是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她对那里发生的一切感到兴奋。她同时经历了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她的父亲被“坦白运动”的探子认定为“纸儿子”并被指控为共产党后自杀了。对我而言，她离开那个对其家族如此残忍的国家，来到与她血缘相亲的中国是十分自然的。这是她理想化的一点，而作为一个在洛杉矶出生、长大的幼稚女孩在1957年进入仅仅与她血缘相亲的中国，这一点其实更为理想化。对于《上海女孩》，这是一个结局；对我而言，这是另一个开始。
时代周报：这是一个开放的结局，你会写《上海女孩》的续篇，讲讲乔伊后来的故事吗？
邝丽莎：这正是我刚刚完成的新小说，它的名字叫做《乔伊的梦想》。我说它是另一个开始，因为在《乔伊的梦想》里，我有机会写这一段西方社会鲜为人知的中国历史。乔伊在1957年回到中国，她的母亲珍珠为了找寻她，尾随而至。你肯定清楚，他们回到中国的年代正好是大跃进时期。所以这是一个关于母亲和女儿在特殊时期对彼此的所作所为的故事，关于大饥荒（我使用了一部分最近由中国政府公布的关于大饥荒的材料），关于家和家乡的意念，关于艺术，以及刻板印象、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对那个年代中国的误解。
不了解华裔作家抄袭，但决不能原谅
时代周报：你笔下的中国，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印象，你是否了解当下的中国？
邝丽莎：尽管我最近的作品都是历史小说，我也写过一些神秘系列小说叫《红色公主之谜》，它们是发生在1996年到2003年期间的中国故事。中国在这些年里变化惊人。我将这些谜团比喻为“中国速写”，这些作品并没有在中国出版。尽管我尽可能了解历史和时间的各个细节，关于某某陷入了爱情或者生了孩子这些故事情节，的确出自我的想象。
我了解当下的中国吗？有人了解吗？它时时刻刻都在变化，这也是它生动、有趣的原因之一。
时代周报：据了解，不少北美的华裔作家都写类似的题材，比如100多年前的华人血泪史。近来中国内地有传闻，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写作题材相近而互相抄袭，主要是利用将英文小说翻译成中文到国内发行这样的方式，比如2009年的张翎作品《金山》和Denise Chong早年的作品《姨太太的孩子》之间就被指出相似的争议。据你了解，这属实吗？
邝丽莎：事实上在北美并没有很多华裔作家。我写这些故事是因为我在写作关于我们家族的历史。大部分华人（或者他们的父母）移民到美国更晚一些，对100年前的历史知之甚少，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现象。
很抱歉我没有听说过张翎的《金山》。我有一本《姨太太的孩子》，但是说实话我也没读过这本书。所以对于这两本小说之间的抄袭争议我无法评价。但我要说的是，我目前已经发现三本小说大面积抄袭我的《在金山上》。我乐意吗？绝对不会！无论任何理由，抄袭是绝不能原谅的行为！任何抄袭他人作品的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