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从此属于人民
日出天安门
史书记载最清楚的，是接连发生在广场上的狂欢。这样的情绪始于1949年10月的新中国开国大典。
是夜，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礼花映照下，数十万欢欣不已的民众提着灯笼、鲜花，手擎红旗行进在广场的三道门之间。其中，由4万多名学生汇成的游行队伍最扎眼，他们抬着红纸糊成的大五角星和八根火炬造型的红灯，“万岁”的喊声此起彼伏。
从学生队伍出现在视野中开始，一直站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显得愈发活跃。他远远地指着青年学生们的灯笼，对旁边的朱德说“大学生们过来了”！也许是为了更清楚地看见中国的未来，他甚至吩咐工作人员“把水银灯打亮”。
听到了领袖的声音，青年学生们沸腾了。刹那间，他们忘却了此前的安排，潮水般涌向金水桥，尽情挥舞着手里的大旗。在直冲云霄的欢呼声中，他们也听到了主席激情的回应，“青年同志们万岁！”
若干年后在一次对留苏学生的讲话中，毛泽东留下了这样的称许：“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青年学生当得起这样崇高的赞誉。他们一直是社会最敏感的部分，也是最激进、最敢于表达的一群。
自五四运动始，绵延到后来的“三,一八”反帝爱国大示威，“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激进的学生群体屡屡将社会的热情引至新的顶峰。在这样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痛苦，解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恶梦”（瞿秋白语）。
30年后，在面对广场的高耸城楼上，毛泽东骄傲地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巨大的欢乐随之透过广场上的30万民众四散开来，在新生的中国大地上不断欢腾。
诗人胡风高呼：“时间开始了！”
人民的广场
除却热情奔放的学生，广场上更多地聚集着生活在这座古城里的市民，还有城郊的农民。为了赶上傍晚的狂欢，农民们需要凌晨起床，举着灯笼步行进城。
他们中的一些人亲自参与了广场的修葺和整治。北平解放后不久，广场杂草丛生，金水河淤塞发臭，垃圾堆积如山。初来乍到的军管会人员，“简直不相信眼前这座城楼就是天安门城楼”。
人们决心发起“建设人民首都”的运动，用一个整洁的城市迎接新政权。当时的《人民日报》描述说：“在欢乐的锣鼓声中，‘北平青年建设队’、‘星期六义务劳动队’、‘劳动服务队’、‘建设人民首都’的旗帜迎风矗立，几千只手愉快地举起锹、镐，挖松了泥土，崛起了石头，拔除了青草。尘土在飞扬，歌声在飘荡，抬土的用赛跑的速度在飞奔，一个个土坑被飞速填平，几千只脚把松土踏实。”
“有6亿人口大国的集会广场，太小了不行”，毛泽东的豪情给广场日后的规模奠定了基调。1956年的国庆节，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取了北京市关于广场改建的工作汇报后，决心改变历次阅兵和节庆活动受到的场地限制苦楚。他的目光尽处，落在了南边的护城河畔。1950年至1954年间，规划部门陆续做了15个方案。其中的多数，都希望把广场设计得更宽、更大，要求建设超高层建筑的更是有11个之多。
“新中国刚刚建立，面对城市的破败和落后面貌，大家都有急于改造的迫切心情，普遍存在新的要超过旧的愿望”，城市规划学家董光器回忆说。
“北京的老城有一条中轴线，现在在这条线上有两个明显的标志性建筑。一个是紫禁城，已经列入了世界公认优秀的历史文化建筑。一个是天安门广场，已经由原来的宫廷广场最终变成了人民广场，代表着我们国家正在蓬勃发展”，著名历史地理学家
青年人的舞台
青年学生再一次成为广场的主角，发生在1966年。这一年的下半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连续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一场全国性的“大串连”运动开始了：全国串连的人数以亿万计，全国停学、停产，铁路拥挤，交通堵塞，社会秩序混乱。这些本应出现在田间和工厂里的青年人，以疾风迅雨的速度，迅速成了左右国家局势的主人。直到两年后，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认为红卫兵组织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可以不再继续存在。之后，各地红卫兵组织即行撤销，至此，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群体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汉学家史景迁说，中国的年轻人“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体验一下1935年那次著名长征的某些经历”。在与革命有关的词汇里，长征显然是最闪亮的那种。
历史在1966年再次折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随之启动。
不过，在青年人牵动的新一轮运动里，知识分子的声音已经很少听到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被打倒，在牛棚、边疆和田野间接受各式的批斗和教育，等候着命运的下一次转机。
又是十年后，一件让全国人惊愕的流血事件再次冲淡了广场喜庆的传统。1976年清明节，以工人为主的市民们试图在广场上纪念逝世不久的周恩来总理。悲痛在不知不觉中化为愤怒，游行演变成骚乱。 “几年前狂热不羁的数百万革命青年，此刻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走向仍茫然无知。”不过这也是群众关于“文化大革命”和革命情结的最后的切身经验了。几个月后，中国的航向开始了新的调整。
见证开放的脚步
1972年，北京第一次迎来了美国总统尼克松。是年
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记录说：“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过去了，另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数年后，中美建交，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随即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美。
不过，尼克松这次最终未能登上天安门的城楼，他的车队经由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直奔中南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杨正泉在《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里回忆道：“尼克松车队经过的沿途，北京街道和天安门广场，既不组织群众欢迎，又不能无人，为此有意做了安排。”彼时的中国，倘若举行盛大的迎宾活动，一般会在机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市内尤其是在十里长街举行夹道欢迎。但中美当时是未建交国家，尼克松的来访不是国事访问，只检阅三军仪仗队，但不组织欢迎群众，不献花，也不通知各国驻华使节。
同样是超级大国，美国总统显然遭遇了与苏联人不同的待遇。前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曾经在新中国十年大庆时与毛泽东一起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美国人与这片广场有着深厚的缘分。民国时期那次直接催生的广场大改建，就是在美国大兵的监视下完成的。但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人基本与这里绝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是唯一能够登上城楼的美国人。
百年来，我们一直在以西方强国为镜鉴。这个古老的国家自从被迫打开国门开始，一直在寻找“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路径。历经反复之后，对外开放终于被确定为不可置疑的主题。
内部的改革工作也悄然破冰。1979年7月，普通民众开始有机会进入人民大会堂这个神秘的所在。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邓颖超说：“大会堂这个禁区已经被打破了，它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此前不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同处北京长安街、与人民大会堂一箭之隔的京西宾馆召开。与会者作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决定，实行改革开放。
天安门城楼的开放时间还在七年之后。
1984年9月，一封署名“华兴”的信，最终促使领导人下定了决心。信中写道：我是1954年从上海来北京的。三十多年来，每次到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总梦想有一天能登上这“祖国心脏的心脏”：我向周围的同志们说出我的愿望，有人说这是“白日做梦”。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梦想会成为现实。
时任北京市旅游局长的薄熙成，用“势如破竹”形容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开放。他在接受《北京日报》采访时说：“从中央到北京市，对天安门城楼开放的态度都很统一，也很坚决。各个环节都非常顺，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在广场东侧不远处的王府井位置，也赫然建起了一座名为“东方广场”的商业写字楼。该楼最大的意义，莫过于带头挑战京城里“故宫周围建筑高度不超过
1984年的那次大阅兵，给了新中国一个美好的记忆。一群欢乐的年轻大学生的队伍中，一幅绿底黑字，写有“小平您好”字样的大型横幅在蓝天底下飘动。历史在那一瞬间的定格，至今温暖着所有的国人。
改革开放的策略一直被坚定地执行着，更被确立为这个国家的两大基本原则之一。之后三十年的历程里，中国也成功地走在强国富民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