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的1949：情系国徽

1948年梁思成在美国讲学，有朋友劝他：“北平保不住了，共产党来了。看来台湾也不保险，还是把全家接到美国来吧？”梁思成回答：“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也得要盖房子。我还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吧。”

抉择：“共产党也得要盖房子”

早在1946年的10月，中国营造学社逐渐消失，结束战时苦难岁月，刚回到清华园的梁思成便接到耶鲁大学的邀请，赴美讲学。他带着《中国建筑史》和同时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图片，以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向世界学术界报告中国的古建筑，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古代建筑文化瑰宝在美国引起巨大的轰动。1947年，梁思成被指名为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和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等人同室共事。

1948年春天，国立中央研究院选出首届院士，梁思成以“主持中国营造学多年；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物，实地搜求，发现甚多”的业绩，高票当选。“同榜翰林”中，有与他在抗战中一路结伴逃难，最后流寓李庄的老朋友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李方桂、董作宾等，他们中或已在美国定居（如赵元任、李方桂等），更多的人则在撤退台湾和留在大陆之间徘徊不定。

梁思成已开始为祖国的战后重建作准备。他把在美的日程排得很满，考察美国的建筑教育，访问著名大学的建筑系，结识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大师。1948年他出席普林斯顿大学“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发表了《唐宋雕塑》和《建筑发展》两项学术报告，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这些荣誉是实至名归。战前，他与夫人林徽因带着助手，跑了200多个县，实地精细地研究了两千座古建筑。战争中，一路西迁，由长沙而昆明，最后落籍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度过了艰难的六年。访问过李庄的费正清曾感叹道：“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路，改善生活去了。”梁思成与林徽因在长江边上那个村庄，重新聚合了星散的中国营造学社同仁，从荒村僻野中捧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部《中国建筑史》。

新生：热情洋溢的夫妻

1948年底，中共开始部署平津战役，决定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万一非打不可，也要全力保护古建与文物的安全。一天，两名年轻的军官在政治学教授张奚若的引领下，来到清华园新林院8号梁林寓所，他们拿出一张北平城的作战地图，请梁思成标出重要的古建筑。他们告诉梁思成，此图作为攻城之用，宁愿多流血也得尽可能保护古建筑。“二战”中，梁思成曾为盟军的大反攻绘制过古都、古建和文物保护地图，梁思成为之感动，立即效命。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22万国民党守军起义投诚，北平实现和平解放。接着，朱德和毛泽东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两位军代表再去清华园，请梁思成组织师生编写一份《全国古建筑文物简目》（以下简称《简目》）和《古建筑保护须知》，以便印发给南下作战部队。于是，一份长达百页的《简目》，成了梁思成和清华大学营建系献给新中国的一份厚礼：它在战争中保护了古建文物免遭误炸，还对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开展的古建文物调查保护起了铺垫作用。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即是以《简目》作为蓝本。

1949年春，中共军队已在作渡江准备，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协助工作。第四野战军经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在平津两地招收了1万名青年学生参军。20岁的女儿梁再冰正在北大西语系读三年级，也毅然报了名。父亲梁思成脊椎有病，佝偻得厉害；母亲林徽因患肺结核，已卧床多年；弟弟梁从诫正在上高中三年级。夫妇俩的确感到突然，感情上也难以割舍，更担心女儿的学业半途而废。但梁再冰态度坚决，他们也不再坚持。

5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一身是病的梁林夫妇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和生机。梁思成担负了大量的行政工作，仍在清华教课，讲中外建筑史，给低年级的学生讲“建筑概论”、“建筑设计”；逐句审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论文。他要求师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那些建筑的形象。据青年教师、梁思成的助手郑孝燮回忆：“梁先生重任在肩，异常繁忙。他在清华园住的新林院8号宅院的客厅，不但变成了这位建筑系主任的会议室，同时又等于主要来自全国政协的重大任务研讨方案和设计绘图的工作室。夫人林徽因和建筑系的部分教师都是他完成任务的核心骨干。那一段难忘的时间，新林院8号客厅的灯光常是彻夜通明。”

9月下旬，林徽因和营建系的10名教师一起参加了国徽的图案设计工作。她为这项设计竭智尽忠呕心沥血。据设计小组成员朱畅中介绍，林徽因曾提出过许多精辟的意见，比如用色要着力精简，要便于雕塑、作证章和钢印与印刷不走样等。“梁先生和林先生以病弱之躯，不辞辛劳带头做方案，并带领大家讨论研究方案……先后做了二三十个正式完成的国徽图案。”

9月30日，梁思成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我得以参加这个开国盛典，实在感到光荣与兴奋。两个月前我设计改造中南海怀仁堂会场时，实在也想不到自己会来坐在这代表席上的……”

“我几个礼拜来，整天都在开会……四面八方去拉建筑师来北京，组织公营建筑师事务所，组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企划处，等等，技术工作全由妈妈负责指挥总其成，把你的妈妈忙得不可开交，我真是又心痛，又不过意，但是工作一步步地逼迫着向前来，紧张兴奋热烈之极……妈妈瘦了许多，但精神极好。”

欢乐还在继续。1949年10月2日，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梁思成领着全家人席地而坐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清华园里，金秋的风中飘拂着热血震颤的和声。

困惑：50年后会有人后悔

春天的新绿，很快就遭遇一场冷雨。

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苏联老大哥看来，也是自己的胜利。对胜利后城市建设和规划，他们天经地义地认为是自己的义务与权力。

那时，承接下北京新市区设计的梁思成有些惶恐，自己是学建筑的，城市规划并非长项，因此请来曾在南京政府内政部营建司担任工程师的陈占祥共同商议。陈曾在英国学习城市设计，两人一拍即合，心心相印。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一起向北京市当局递交了他们草拟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著名的“梁陈方案”）。

他们从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方面详加论证，认为从北京的长远发展考虑，应将新的行政中心区放在京城西郊；而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存有众多文化古迹的古都，应将它完整地保留下来。梁思成眼中，这座城墙围起的伟大城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杰作。在他组织编制的那份《简目》中，第一项要保存的文物就是整座北平城。

“开辟新区，保护古城”的“梁陈方案”，一开始就遭到否决。苏联专家团作的《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提出，应把行政机关建设在旧城中心，即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及东西长安街一线上。他们还认为，北京的工人太少，要把北京建成一个大的工业城市，以提高工人阶级的人口百分比。他们反驳了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认为那是不经济的，是“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

梁思成据理力争，提出把北京行政中心建在旧城会导致大量的拆迁，造成更大的浪费；人们城外居住，城里上班，会造成跨区域的交通问题；北京也不宜大规模地发展工业，应该像美国的华盛顿一样，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建设新国家的蓝图得靠政治家描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中央就提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策略，领导人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苏联专家的方案充满激情和憧憬：“将来从天安门上望过去，四面全是烟囱！”

不谙事理的梁思成不明不白地失败了。他留下一段箴言：“北京古城所承载的信息，不是皇帝个人以及封建王公大臣的，是全民族的，是勤劳聪明的中国人用砖石垒成的史书。现在，人们不懂得她的珍贵，把她大卸八块随意糟蹋，50年后，相信会有人后悔！”

重任：兴奋不安中的每一天

1950年5月，梁思成又卷入了一场“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他大声疾呼：“城墙不但不应拆除，且应保护整理，与护城河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的计划，善于作用，使它成为将来北京市都市计划中的有利的，仍为现代所重用的一座纪念性的古代工程。”他用诗意的语言描绘：“这应该成为一个全长将近40公里的这么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环城公园。登上去之后，可以壮阔我们的胸襟，能够休息人民疲劳的筋骨，壮阔他们的胸襟，古老的城墙确实可以担负起新的使命。”

这一年，林徽因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她坚定地站在丈夫一边，大声疾呼保护古城。但他们微弱的呼声被时代的强音淹没了。一些报刊甚至开始对梁思成进行不点名的批评。世界上最大的城墙被拆除了，梁思成唯一能做的只是多看几眼。这位出身名门留学美国的建筑家有时也怀疑自己，是不是血液中出了问题，是不是受的教育中毒太深？

共和国需要自己的专家学者。1950年，林徽因主持清华营建系师生设计的方案被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选定为国徽，当全体代表以起立方式通过时，被特邀列席这次会议的林徽因无比激动地目睹了这一历史时刻。

1952年，梁思成担任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简称“纪念碑”）的建筑设计主持人，林徽因也被任命为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梁思成几次生病住院，但他仍与夫人一起对纪念碑的设计作了无数次的方案修改，核心问题是寻找一种体现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的建筑形式。冥思苦想中，灵感如电光石火，骤然降临。1939年秋，梁思成曾带领营造学社的同事从昆明入川，沿着岷江、嘉陵江考察，他们兴奋地发现了四川遗存的汉阙—那是汉代建于宫殿、祠庙、陵墓门侧的一种石砌建筑，状如碑，上覆檐，檐下多有斗拱……

于是，他提出纪念碑的设计可参考借鉴汉阙的造型，并获得了一致通过。林徽因与助手关肇邺一起，认真推敲，反复研究，先后画了数百张草图，终于完成了纪念碑须弥座的图案设计和碑身的全套纹饰。

北京城的破旧立新正突飞猛进。建设单位为了改善城内的东西交通状况，准备拆毁位于古城中心的团城，以便把马路修得一平二直。中国向有临水筑台的传统，如秦代长乐宫有鸿台，三国时曹操筑铜雀台，南朝金陵建凤凰台等，但这些古迹早已不存，仅见史载。唯有这座团城古台还存活在世上，而今又要遭遇不测。忧心忡忡的梁思成首先苦口婆心地说服了苏联专家，但一些行政领导却坚持非拆不可。温文尔雅的梁思成一改平素的书生气，竟冲天一怒，拍案而起。他离开会场，径直去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总理恳切陈词。周恩来终为所动，亲到现场勘察，最终保住了团城。

他的“上谏”却招致更猛烈的风雨。北京市委常委郑天翔在1953年的一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批评另建“新北京”是“错误思想”。这年5月4日，北京市委就朝阳门、阜成门和东四、西四、帝王庙前牌楼影响交通的问题请示中央：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同年5月9日，方案照准。

梁思成的学生罗哲文后来回忆道：“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