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未卜，处之泰然”

先父张澜生前长期从事民主运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被推选为主席，旋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继续担任主席。1946年下半年，蒋介石公然撕毁国共停战协议和旧政协决议，同时片面决定召开伪国民大会。这时我父愤时忧国，毅然带病离川，来到上海，召开民盟二中全会，对国民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直至上海解放。在此期间，我随侍在侧，对我父当时的一些重要政治活动，记忆犹新。现追叙若干片段，供史家参考。

1947年7月9日，我父代表民盟发表谈话，严斥“总动员令”，这就使国民党与民盟之间的矛盾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形势非常紧张，特务经常在我父的住处附近活动。四川朋友劝他回川，他怀念着民盟的前途和盟员的安全，决定在上海坚持。我在他身边一同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他那威武不屈的性格至今仍在我脑海中萦回。

当时我们住在永嘉路集益里八号和成银行一幢小宿舍内。民盟办事处在马斯南路（现思南路）原中共办事处，民盟留上海的中委们常在集益里开会。到了10月下旬，突然有警察包围马斯南路民盟办事处。南京民盟总部同时受到监视，留守南京的中委罗隆基来上海汇报工作，商量对策，特务也跟着来了。特务用汽车堵住集益里宿舍前门和弄堂口，对进出的人都要加以盘问。我父虽知环境险恶，生死未卜，但处之泰然，每天下午照常要我陪他散步，特务尾随在后，亦步亦趋。

1948年1月5日到18日，1947年被迫解散的民盟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成立临时总部，宣布解散民盟的公告无效，公开声明与共产党合作，一致主张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拥护土地改革。我父托人带信到港，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安排。香港临时总部的地址设在和成银行香港办事处内，活动经费由和成银行汇去。民盟活动经费的来源基本上是刘文辉和龙云秘密捐赠的，此事只有我父亲知道，也只有我父亲有开支权。1948年龙云赠的一大笔钱，存在和成银行，一直到上海解放还有剩余。事实说明当时沪、港民盟盟员是同心同德、团结一致的。

我父亲从来廉洁奉公，公私分明，1947年至1949年我们住在上海的日子是很艰苦的。除了政治压迫外，经济压迫也不小。国民党垮台前四大家族搜刮民脂民膏，加上战火连年，经济大崩溃，物价一天涨几次，我们住在集益里的生活勉强温饱。七十八岁的老人在大雪纷飞里独坐窗前，看书写字，研究古代哲学。他特别重视“义”，请人代书自励集语，悬挂床头，首句是“以义持己，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还写了“四勉一戒”及《墨子·贵义》等文，对古代哲学作了很多新的解释，表示了他的内心世界。国外爱好和平的记者来看他，他抱着大无畏的精神侃侃而谈自己的政见，刊登在外文报上。

1949年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派甘介侯来上海，要民盟留在上海的中委去南京，他们都不去。那时父亲已感右半身不遂，眼睛也有毛病，离集益里不远的虹桥疗养院院长丁惠康和副院长郑定竹出于正义感，欢迎他免费住院治疗。这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想窜入四川负隅顽抗，怕四川省主席邓锡侯靠不住，先撤了他的职。邓锡侯很气愤，来上海见我父亲，我父亲劝他丢掉了省主席不要紧，时局很快要变，赶快回去联络川军其他部队，等待时机，准备起义，迎接解放军入川。后来刘文辉到南京，派代表杨家桢来上海见我父亲，我父亲也劝刘文辉迅速脱离蒋帮，加入革命阵营。不久，蒋介石派张群任四川行政长官，张群临行，来上海见我父亲，我父亲提醒他，“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劝他不要再跟蒋介石跑，应该为四川人民做些好事，释放被捕盟员，停止征兵征粮。张群在我父大义感召下，表示接受意见，回到四川，交涉释放了关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21位民盟盟员（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员），又将征兵名额由42万人减至62000人，取消了准备新建的六个师，并减少征粮，停止征购实物。1949年初，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全面崩溃，蒋介石想喘一口气，发出假和谈的要求。我父亲针锋相对地在医院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是想利用和谈保存旧法统，不仅中共不同意，人民也不答应。

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的那天下午八时戒严，特务头子密令伪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队副阎锦文于晚上十时前将我父亲与罗隆基两人带往吴淞口，以送往台湾为名，暗中将他们投入黄浦江。在这紧急关头，谁也没有想到派来逮捕我父亲和罗隆基的阎锦文却是中共地下党布置来营救他们的。阎将他们隐蔽在曾任伪警备司令的杨虎家中。

在人民解放军胜利的凯歌声中，父亲获得了自由。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先后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从此八十岁老人以无比愉快的心情，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工作，度过了欢乐的晚年。

作者系张澜之女，文字节选于民盟上海市委会编辑的《张澜与虹桥疗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