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书声—西南联大未央歌

和负笈三千里从长沙西迁至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一样，我也在翠湖东岸的圆通公园结束了这段颠沛而难忘的旅程。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圆通寺门前缤纷的花树鲜美动人，寺旁的公园里也尽是赏花与游春的散客。1938年的4月28日，风尘仆仆的数百师生在圆通公园的山林间接受三校常委的检阅，并与先期经海路抵达昆明的教授、同学们一起，再度构建起一所生意盎然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也正式成为这座学校不朽的名称。

慕名而来云师大

云南师范大学位于昆明一二一大街路北，校门东翼的粉壁上有朱光亚先生题写的“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另一厢校训中“刚毅坚卓”四个字，也依循了西南联大的旧旨。70年后，如果想在昆明寻找西南联大的遗迹，云南师大这片校园算是最得时代风情的怀旧之地：一组联大师生促膝论学的青铜雕像散落在校门内的草地上，引得刚入学的新鲜人争着凑到他们当中合影；三座纪念亭掩映在绿荫里，象征清华、北大与南开三所名校联合办学的空前（或许也是绝后）壮举。在教学主楼的东侧，一道牌坊式的石门象征性地隔开现实与历史的边界，甚至出入其中的女学生，有些都作民国少女白衫长裙的装束了。

“我们就是想看看蔺燕梅和童孝贤读书的地方。”两位从北方来的年轻人手捧一本厚厚的《未央歌》，探身张望着门内的风景。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的鹿桥（吴讷孙）写成这部以母校为背景的小说，用温婉的语词和情感回味他渐行渐远的大学时光。1959年该书在香港付梓刊印，此后数十年间都是港台与海外大学生钟爱的书目。2008年年初，这部小说终于在中国大陆出版，一度只在讨论知识分子命运时才浮出水面的西南联大，也因《未央歌》的一曲唱颂，从高山仰止的“先贤祠”柔化而为三千学子成长于斯—求知、求道甚至求爱—的青春苗圃，便有不少青年人循着书中指点的地名，在昆明城内静静地徜徉，感怀一场被岁月洗尽风华的校园往事。

“饱享自由的读书空气，起居弦诵于美丽的昆明及淳厚古朴的昆明人之中。”鹿桥在《未央歌》的前奏曲里为他的回忆铺陈底色。在他的描摹之下，西南联大简朴得有些潦倒的校园绿草如茵，池塘中的半岛上盛开着芬芳多情的野玫瑰。那些有“爱有怨，有笑有泪的日子”就这样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背景下悄然流转。七十年后，云南师大的校园里，娇美多刺的野玫瑰虽已不见，草坪上坐卧的学生们三五成群，却依旧享受着昆明春日里煦暖的阳光。

生于西南联大的爱情

当我们正年轻，五月风光令人迷醉。

你许愿你爱我，当我们年轻时。

刚从长沙启程时，在湖南宁乡县中学的一间老房里，我拜访了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的郭冠球先生。年届九旬的老人眼含泪水，用英语轻唱这首美国电影《翠堤春晓》的插曲《当我们年轻时》。一年前，郭老的夫人—同为西南联大毕业生的欧阳澄女士以91岁高龄辞世。他们的爱情萌发于上世纪40年代的昆明，在翠湖之畔，在南屏电影院，也在土坯为墙、茅草覆顶的西南联大校舍间。

1938年早春，郭冠球曾目送长沙临时大学师生西去云南，并于次年考入迁至陪都重庆的中央大学英语系。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命运之手会将他拂往昆明，先是为美国飞虎队做翻译，继而转学西南联大外语系，不单受教于吴宓、卞之琳、闻一多诸位大师，更认识了被同学们誉为“湖南明珠”的长沙女生欧阳澄。

“1944年，我们在昆明一间教堂里成婚，那时我刚从西南联大毕业，在美军招待所工作。抗战胜利后我们携手回长沙，一起在中学教书，风风雨雨60多年，到今年终于剩下我一个人。”郭先生送给我一本小书：《笑一笑》，是他和夫人近20年翻译的外国幽默故事。勒口上印着两位老人的合影，容颜虽已苍老，青年时代在西南联大濡染的书卷气却沛然不减当年。“老伴在世时，我们曾回昆明看过。那座教堂还在，南屏电影院也在，就是《翠堤春晓》在电影院里恐怕再也看不到了。”

我们欢笑 我们忍泪，告别难分难离。

当春之歌重唱，那五月清晨常回忆。

别忘记旧情谊，当我们年轻时。

《当我们年轻时》的旋律似乎仍在云南师大的校园里回响，虽然青春的面孔早已换了一茬又一茬。

三位联大常委传奇事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花岗岩校坊内，并立着张伯苓、蒋梦麟与梅贻琦三位联大常委的半身像。清华校长梅贻琦曾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遗世，其实清华园内楼宇堂皇，直追欧美名校，倒是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9年岁月里，梅校长殚精竭虑，在茅屋土房里戮力经营，才为众多“大师”营造出安身立命的学术气场，也让历届联大学生箪食瓢饮，得其所哉。

身为北大校长15年之久的蒋梦麟先生在其本校没有任何纪念物，倒是在遥远的西陲昆明有一尊铜像，让如我这样的北大后学千里之外赶来凭吊。在担任西南联大常委期间，蒋梦麟撰写了《西潮》一书，从个人的生命经验感怀中国自近代以来苦难与希望并存的变迁史，其中也有对西南联大自草创至巅峰时期的记述：

“二十八年（1939年）9月间，联大规模再度扩充，学生人数已达3000人。联大过去10个月来新建造的百幢茅屋刚好容纳新增的学生。抗战结束时，我们共有五百左右的教授、助教和职员以及三千学生。”蒋梦麟在《西潮》的《大学逃难》一章中写道，“多数学生是从沦陷区来的。他们往往不止穿越一道火线才能到达自由区，途中受尽艰难险阻，有的甚至在到达大后方以前就丧失了生命。”

三位常委中张伯苓先生年资最长，也最富传奇色彩。他凭一己之力将天津的一家私塾办成中国最孚声望的私立南开大学，其麾下的南开学者群在当时堪与北平的北大、清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三校西迁昆明之后，张伯苓虽转入政坛，常驻重庆国民参政会，但西南联大的连横之势也必得此公的关照才畅行无阻。正是由于张、蒋、梅三位教育界大匠的气魄与风度，北大的自由民主、清华的刚健笃实以及南开的知行合一，都凝聚在西南联大的教学实践当中，合力而为一种卓绝的文化品质。甚至在抗战胜利，三校“复神京，还燕碣”之后，都无法再复制他们曾在昆明创造的学术奇迹。

云师大校方在学园后院里复制了一间仿旧的茅屋，内置黑板课椅，试图构拟西南联大师生“笳吹弦诵在山城”的教学图景，然而斯时气象恐怕只能在先贤的旧忆中略得些况味。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作家汪曾祺在《谈师友》书中对联大往事多有温习，如谈中文系学风“民主、自由、开放”，体现北大精神更为充分；说闻一多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他又说哲学家金岳霖应沈从文之邀，为中文系学生演讲“小说和哲学”，“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

菜谱上的“故人”

云南师大门外，隔一条马路便是茶馆和饭铺林立的文林街、青云街和文化巷，西南联大师生都喜在此读书饮茶，切磋学问。“茶馆的客人们包括种种人物，有不少学生。可是大多数的茶客是镇民、马车夫和由远处来的商人们。大家都高谈阔论，而我们通常是声音最大的。” 杨振宁先生在《现代物理和热情的友谊》文中，追忆他在联大求学时的茶馆风貌，“我们的生活是十分简单的，喝茶时加一盘花生米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可是我们并不觉得苦楚；我们没有更多物质上的追求与欲望。我们也不觉得颓丧：我们有着获得知识的满足与快慰。”

今天的文化巷仍然依傍在云南大学与云南师大两所高校之间，衣着时尚的年轻学生们穿行在这条洒满阳光的巷子里，风景却和从前大不相同。殷勤而廉价的茶馆早已灭绝无踪，新潮的酒吧、餐馆鳞次栉比，一家比一家透着新新人类的情调。在文化巷内的“自由自在靓菜馆”就坐，服务员麻利地递上菜单，除了滇味家常菜之外，上面还有几道特色主食：“一多烩饭”、“公仆炒饭”和“思诚煲仔饭”，都是以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化名人做招牌。当年吴宓教授因为文化巷里开了一家卖湘菜的“潇湘馆”，找上门去斥责店主“亵渎了林妹妹”，若他地下有知：联大众多老友同人全都上了菜谱，恐怕更会痛心疾首，大呼斯文扫地。

“一多烩饭？”等待下单的服务员皱了皱眉，试图解释这个印在餐单上的古怪菜名，“就是说我们烩饭的量很多喽！‘公仆炒饭’嘛，当然是指公务员们最喜欢吃的饭。”

同样是借故人名声享饕餮之乐的食肆，位于昆明北门街68号的“马帮菜馆”正是李公朴先生当年经营的“北门书屋”旧址。昔日的书店被布置成滇西大车店的风格，玻璃餐桌配着马鞍式的皮凳子，打扮成牛仔模样的男女服务生端着深盆大碗在厅堂里来回穿行，豪迈倒是足够了，却独缺老派学人坐而论道、秉烛夜读的书卷气。

“北门书屋”曾是云南商人李琢庵的私邸，1942年，“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从北方前线抵达昆明之后，获赠此宅，开办书店与出版社，宣传其反对一党独裁、民主救国的主张。闻一多、楚图南、曾昭抡、吴晗、潘光旦等西南联大名教授，也常在这座雅致的小楼里探讨学问与国事，这里还是他们当中不少人临时周转的寓所。正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今日觥筹交错的马帮菜馆除了附赠的纸巾盒上印有“北门书屋”的简介，其他一切似乎都与李公朴等人的历史行迹再无瓜葛。昆明一家本地报纸曾刊登《北门书屋：炊烟掩书香》一文，质疑生意兴隆的餐馆究竟能为历史凭吊者唤回怎样的记忆：“昆滇大地当年沉积了厚重的爱国文化，时过一个花甲子，当年的‘本真’却没了……北门书屋，本不应成为酒肆。”

“未央歌”未终结

“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魅力。民主与科学已经成为这块圣地不朽的魂灵。”北大中文系谢冕教授曾在《精神的魅力》一书中，深情地赞美他的母校北京大学。这番礼赞同样—或者更为贴切地—应该镌刻在西南联大的纪念碑上。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两所大学之间无法割舍的血脉关系，更因为西南联大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紧要时刻，担当起一所大学最崇高的使命：让文明的火种在黑暗的年代里传承不绝。正如西南联大校歌所咏唱的那样：“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而一个时代、几代学人所凝聚的人文风骨，竟成了令后世高山仰止的绝世楷模。

再次来到云南师大的后院已是清明节的晌午，湛蓝的天空下，很多年轻人站在校园尽头的“一二·一”烈士墓前，祭奠63年前为民主牺牲的四名殉难者：南菁中学教师于再、西南联大师院学生潘琰、李鲁连和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他们都是在“一二·一”惨案中因军统特务袭击联大校舍而蒙难的热血青年。清风呜咽地拂过林梢，将纪念碑前的花圈吹得瑟索有声。一位老人孤独地立在张华昌烈士的墓前，吃力地将一张白色的挽联铺在水泥修砌的墓台上，再摆好两束鲜花、几枚水果，又将一瓶白酒倾洒在地上，最后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英年早逝实堪哀，心碎魂断思亲人。今年清明胞兄祭，往后祭扫知谁人。”老人见我肃立在旁，便轻轻念出挽联上的诗句，他是张华昌的哥哥张德昌。每年清明时节，他都会来到这座坟前，看望这位少年夭折的兄弟。

最后一次站在云南师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前，映入眼帘的依然是冯友兰先生那篇挺拔俊朗的辞章：“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所大学虽曾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连同其学术传统被长期蓄意地遗弃，但它的生机却从未彻底根绝。终有一日，西南联大的血脉将再度贲张跃动，带着自由的潮声与书声，带着几代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这首起兴于翠湖之畔的西南联大“未央歌”，或许永远也不会终结。

作者系编剧、导演、独立制片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