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给娜拉自由的家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并决定同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毛泽东称之为“有关一切男女利害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之一，它是全国范围内实行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法律依据，是同封建主义家庭制度作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建立和发展新婚姻家庭关系、改造旧式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工具”。

重磅炸弹

制定婚姻法的议题，是在1948年的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会后立即成立了起草小组，邓颖超主持，成员有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李培之、罗琼和王汝琪。这些人中学过法律的只有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的王汝琪，不过其他人都有深厚的妇女工作经验。依据的蓝本是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1950年1月21日，中央妇委将《婚姻条例》草案呈送党中央，经过数次讨论修改后，于三个月后通过。

1950年的《婚姻法》共8章27条，立法原则是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实行婚姻自主、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它以调整婚姻关系为主，规定了结婚、离婚、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等内容。《婚姻法》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闻所未闻的法律。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自由恋爱，冲破封建家庭障碍，然而出走的娜拉毕竟是少数，像《家》这样的小说，因为写了婚姻不自由的痛苦，曾让青年男女如痴如醉。在广大农村，仍是包办婚姻与童养媳的天下；城里的遗老遗少们，照旧“狂嫖烂赌，宠妾灭妻”。

《婚姻法》的这些内容无疑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投下了重磅炸弹。许多长期生活在不幸婚姻中的妇女看到了光明的希望，全国很快掀起了第一波离婚潮。在北京等21个大中城市中，1950年1月至4月受理离婚案件9300件，法律颁布后，5月至8月猛增到17763件，增加了91%。从全国来看，1950年离婚案近19万件，至1953年到达顶峰，达到了117万件。提出离婚的多数是女性。离婚的理由，大部分是因包办婚姻引起的意见不合，亦有重婚、遗弃、虐待等。

已经被做主包办了婚姻的青年男女，也终于有法可依能理直气壮地提出退婚，并得到政府的帮助了。像《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那样对父母说：“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去。”

到1953年4月，“凡是工作做得较好的地区，都大大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使他们认识了强迫包办、男尊女卑的封建主义婚姻的害处，与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好处”。据全国11个大城市1954年上半年的不完全统计合乎婚姻法规定被批准结婚的，占申请登记总数的97.6%，因强迫包办，而未被批准的只有2.4%了。

革除积习

虽然《婚姻法》颁布后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推行绝非一帆风顺。因其所涉及的，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所面对的，是千百年来的传统思想与积习。

报纸上出现了许多残忍的家庭暴力案例—作为典型的封建婚姻黑暗事例加以宣传。如绥远省达拉特旗的一名妇女，被丈夫用锥子剜掉左眼，用镐头将腿打断。广西临桂妇女曾水初因要参加当地革命工作，被丈夫和同族人活活打死。

当城市中的妇女纷纷要求离婚时，即使在大城市广州，仍有郊区农民在法律颁布一年多后仍茫然不知。城中居民，也有仍大摇大摆设宴庆祝纳妾的，认为政府不会理这等小事。许多妇女因为要求离婚，被恐吓毒打。陶林县一个农民把要求离婚的妻子戴上脚镣，在黑屋子里关了40多天。还有不少干部自身也认识不足，觉得《婚姻法》是“提高女的，压低男的”，采取敷衍态度，甚至“保守秘密”，不让群众知道这部法律。河北襄阳的一个寡妇想改嫁，被村干部吊起来打，使她第二天就自杀了。《婚姻法》实施后，在有些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妇女自杀与被杀现象。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在1952年11月26日和1953年2月1日，分别发出了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规定以1953年3月为“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号召人民群众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少数民族地区和土地改革尚未完成的地区除外）开展一个宣传婚姻法和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运动。

从训练手法到开会方式，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如培训宣传员，就先从各基层抽调积极分子，然后采取作报告、组织小组讨论、动员学员控诉封建婚姻制度等方法。由于宣传员中女性的比例很高，以“过来人”的身份进行宣传，还有一种榜样的作用。而深入到社会基层的控制力，则使得这一运动可以普及到街道或乡村，召开青年会、家长会、婆婆会、媳妇会、男人会、妇女会等，在这些“漫谈谈心”会上，引导启发讨论，鼓励订立家庭公约—显然，目的是调整所有的家庭关系，因此有群众在参与后发出感慨：“过去总说青年自由恋爱，对我们老一代没有好处，现在才知道婚姻法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复杂心态

不过，对于家庭婚姻这样复杂的问题，无法以革命姿态扫荡一切封建遗存。从“宣传月”的精神中，我们亦可见不少妥协。如对于包办夫妻，有许多夫妻虽然关系不和睦但未达到非离婚不可的程度，对这样的夫妻采取了说服教育的方法以改善他们的关系，不因为他们是包办婚姻或关系不好而拆散他们。对过去的重婚、纳妾问题，只要当事人相安无事、和平共居，而妻或妾又没有离婚的要求，不强制他们离婚；但妻、妾一方因不堪同居而提出离婚要求时则准予离婚。对已经结婚的童养媳不作童养媳问题看待。如果童养媳在男家相处得很好且对未婚夫满意，不强制她们回家或另择配偶；如果童养媳遭到迫害，本人要求回家或另择配偶者，准其回家或自由结婚。对男女两性关系不正常这一社会现象，不追查两性关系不正常的男女，更严禁对当事人进行“斗争”，以便集中力量改革封建婚姻制度。李双双式的“先结婚后恋爱”作为折中路线被提倡，不追查两性关系不正常的男女显然与土改时期有些地方狂热“斗破鞋”有关—1948年时，邓颖超就注意到农村的“破鞋”很多是因为实在生活不下去，不得不依附一个或几个男人。然而仍有许多难解困局，就这样被拖了下来。阿城上世纪80年代写过一篇小说《妻妾》，工人老余和一妻一妾相安无事几十年，年轻人惊诧万分，冷静下来算一笔账也明白了，“八十块钱三口儿人，不安定团结怎么活”？

《婚姻法》实施后另一巨大作用是增加了生产力，到1956年，约有一亿二千余万农户的妇女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城市女职工已达到300余万人。妇女劳动被赋予了很高的政治意义，“妇女解放”，“劳动光荣”，同时她们仍然需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在《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中，社会学家高小贤注意到了社会变动中的妇女心态非常复杂：“她们说服婆婆让年轻妇女参加扫盲识字班学文化，同时也在劝说挨丈夫打的妇女不要离婚；她们宣传婚姻自由，却坚守着自己的不幸婚姻不愿意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