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梅葆玖说父亲
1949年，15岁的梅葆玖第一次来到当时的北平。这也是梅兰芳客居上海、香港18个年头后，再次踏上这片生他养他、教他捧他的土地。前门火车站的出站口被围了个水泄不通，梅葆玖还记得，“很多人打着旗子，写着‘欢迎
此时梅兰芳成名已过30载，重返舞台不过3年多。而在梅葆玖幼时的印象里，父亲独自在书桌前临帖、画画的场景远远多过粉末登台的华丽喧嚣。1941年梅兰芳蓄须明志，不登台唱戏的他潜心钻研书画，画得最多的是梅花与佛。
梅葆玖总结父亲的性格是：非常随和，从来不发火；从来听不到他高谈阔论，在大场合里是一个爱听的人，有时候也说几句自己的想法；非常低调，从没有过出门三个保镖、六个奶妈、几个司机的情形。对照今天，梅说：“现在的演员不得了，来了以后都要有保安的。”母亲则管理家务，“家里的事都不让父亲操心，包括教育子女、招待客人、安排家里的生活，都做得很好”。梅家常常高朋满座，开饭的时候，常常是流水席，宾客一拨接一拨。“那时唱一场戏，挣钱很多，几十万也不算什么。演员拿这些钱去寻师访友，到家里来研究剧本，吃饭的时候就在家里开饭。”
梅葆玖永远记得，在上海马斯南路（现在的思南路）那幢不大的花园洋房里，年少的他一面学戏，一面听着父亲访欧访美时带回的唱片，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和歌剧。父亲总是颔首微笑着聆听。他也记得，父亲爱吃西瓜，吃完红瓤之后，总要拿着勺子继续挖白瓤，吃到最后，他捧起西瓜皮，薄如蝉翼，可以透过一层清白的光亮。白瓤，最是清火润嗓的。
除了艺术家，他还是一个文人
时代周报：请说说你童年时
梅葆玖：我小时候七八岁，抗战的时候，他在家画画，后来他自己开画展，很多朋友来买画。现在梅兰芳纪念馆还保存着他不少的画。
他生活习惯很随便，跟大家一起，他就是其中的一员，从来没有要求过非怎么样不可。他在艺术上很辉煌，生活上很平淡、素雅。朋友、同行有困难，他都是尽力帮助。在上海，每年春节，一些北京的老同事老朋友生活有困难，他都寄钱回去，让他们可以过年。那时候他留胡子了，梅剧团已经不唱了，他就自己开画展、把北京的房子卖了，钱都是供大家开销。
父亲开始留胡子的时候，我六七岁，看他每天晚上作画。有时候朋友想画个扇面儿，他也帮着画一画。没事儿他也不出去，待在家里。我学戏时，他也看一看。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才又回归舞台。
时代周报：都说
梅葆玖：除了京剧，他也爱写爱画。他不单爱好民族传统艺术的京剧、地方戏曲，对佛学也很有兴趣。他虽然不信佛，但喜欢画观音、如来、天女、各种佛像，他认为这些与京剧艺术都很有关系，是一种美学。他画的梅花也很好。徐悲鸿、齐白石，很多名家都是他的好朋友，亦师亦友。他的文化是大文化，诗词歌赋他都读，从古典戏曲到莎士比亚的书他都有。1919年就到过日本，1929、1930年到美国、欧洲，1935年又到苏联，汇集了世界的大文化，又回归他本身的梅派艺术，是一个大包容。应该说除了艺术家以外，他是一个文人，已经超越了演员这个身份，所以他的艺术那么博大精深，像一个玻璃球一样，怎么看都是圆的、透明的。
时代周报：
梅葆玖：他勇于革新，勇于搜集各种艺术门类的东西为我所用。不管西方的、印度的、日本的、中国的，不管地方戏曲还是其它艺术形式，他都要听一听、看一看，有用的东西就吸取过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再用到京剧上，所以他能立于不败之地。
父亲出国早，到美国、苏联接触了很多名演员，像好莱坞明星道格拉斯•范朋克、玛丽•碧克馥、卓别林，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舞蹈演员乌兰诺娃，和他都是好朋友。他接受了很多国外的文化，除了让我学戏，还让我听些歌剧，听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让我看芭蕾舞。包括日本的歌舞伎、印度的佛教舞蹈，他都知道。
时代周报：在当时他是一个非常先锋的人物？
梅葆玖：他绝对不保守。他让我听听人家的女高音是怎么唱的，发音、位置、变调。那时候外国人送他很多唱片，我从小就在家里听。所以我除了京剧以外，也接触了很多西方的东西，我念书是在教会学校，圣诞节唱赞美诗、做弥撒。
一门艺术要有坚实的基座，又要能够与时俱进，必须要吸取各门类的元素，我父亲的观点是“移步不换形”，移了步了，但是我京剧的魂不动，永远是京剧。灯光、舞蹈、音乐、配器都可以用，但我主奏还是二胡。抓住京剧的灵魂，其他手段都是为京剧服务的。所以他研究化妆、服装，研究《天女散花》的舞蹈，1930年代他演出已经用了舞台灯光、布景。
过去，文化靠艺人自己进修
时代周报：有很多导演想拍关于梅兰芳的电影，为什么选择了陈凯歌？
梅葆玖：这不是一个纪录片，也不是一个教育片，既要表现梅兰芳的艺术，又要有他一生的故事。还是要选一些知名度高、表达更贴切的人来拍，海内外都得有影响，拍完也要有人知道。凯歌考虑比较全面，而且要打入国际，选的演员也是这样，像黎明、陈红、章子怡、孙红雷，除了国内，在国际上也能有观众缘。
时代周报：话剧《梅兰芳》和电影《梅兰芳》，你都担任艺术指导，你觉得哪一个表达得更好？
梅葆玖：我们掌握的就是一个魂，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都要把梅兰芳这个人的真善美表现出来，他的人格、艺术魅力，他的爱国，他生活中的待人接物，我们就是要把关这方面。还提供资料、相片、过去的电影。话剧那个演员也不错，气质挺好。
时代周报：听说戏服、化妆也都是梅兰芳京剧团提供？
梅葆玖：对，都是我们团的。梅剧团这些老古董还都在。我父亲的戏服都是自己设计、自己画的，再找人做样子。仕女画他都会，什么人物应该绣什么花儿，贵人、家庭主妇、小姑娘、武将衣服上应该用什么图案，都有一定的表现特征。他的老戏服现在梅兰芳纪念馆里展览，没有遭到破坏。现在都是文物了，我们已经不用了，这次提供给电影使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梨园的名角儿都有自己的服装，但很多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毁了。那时候知名的演员不光是台上唱几出戏的，都有本身的风格。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当时是平级的，都是大师，尚小云善于演武戏、侠女，荀慧生善于演小姑娘、淑女，程砚秋是演悲剧人物，我父亲演一些古典仕女、天女、宫廷贵妇人，四个人各具一格，每一个风格都有人喜欢。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那是京剧最鼎盛的时期。
时代周报：那时的环境与现在有什么不同？
梅葆玖：那时候以京戏为主。现在说“四大天王”，那时候就是“梅尚程荀”。电影、话剧也有，但不占主导地位，最流行的还是听京剧、学京剧、唱京剧。
时代周报：“四大名旦”和“四大天王”还是很不同的，过去的名角儿好像对文化有种敬仰？
梅葆玖：对。过去那些老艺术家，哪位不会写哪位不会画呀？有的在戏里面需要作画，一边唱，一边就画出来了。京剧跟文化是分不开的。老一辈学艺术是很苦的，在科班儿里，弄不好是要挨打的。那时候练出来的功底完全不一样。文化都靠艺人自己去进修，拜师学艺以后，再去社会上寻师访友，靠自己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