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案后的上海警与民

11月26日，袭警犯杨佳在上海以注射方式被执行死刑。事件的落幕，并不意味着思考的终结。7条生命的离去，可能会换来认知的进步。杨佳案的发生，将上海警方急速地推至公众的视线之下，人们在观察与思考：上海的警民关系是否有变化？这变化中孕育着多少进步？进步中又会有怎样的滞留与挫折？

有影响还是没影响？

家住上海市普陀区宜川新村的刘小姐告诉记者，前段时间的一天深夜，她正酣睡，忽闻毗邻的工地机器隆隆作响，扰了她的清梦，再也难以入睡。万般无奈，她拨了110，乞求帮助。20分钟后，工地归于宁静。她说：“上海的警察效率挺高的，尤其是杨佳案之后，警察更为亲民。”

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邓伟志则是以一个略带喜剧色彩的故事，开始了他的描述和分析：在他居住的小区，某日，一位老太猛然发现家中赫然盘踞着一条不小的蛇，老太惊慌失措，仓促间记起了110。电话拨后无多时，就有警员上门，可是那条蛇却钻入墙洞内，隐匿不见。警员将老太扶出门去，暂时安顿，折返街上找来一名驱蛇人，燃起烟火，将蛇熏出捕获。老太感激万分，送走警员和捕蛇人。不想，没过多久，警员再次上门，这回递给老太几十元钱，说是将蛇卖给饭店所得。邓伟志以这个故事，证明上海警察的良好素质。邓老还说，据他观察，自杨佳案后，上海警察加强了对自身的约束，盘查可疑人等时情绪更为克制。

然而，记者在采访诸多警员时，他们似乎都并不认为杨佳案对自己有太大的影响。有位警员说：“不会影响到日常的工作状态，过去是怎样，现在还是怎样。”还有一位警员说：“好像没什么影响。一开始议论这个事情的人挺多，没多久就没什么人再提这个事情了，因为平时的工作太忙，根本没什么时间闲聊，还是像原先一样工作。该受伤的还是受伤，该抓人的还是抓人。”

民众的感觉和专家的分析与警员们自身的表述有了不小的分歧，这是颇可耐人寻味的。长期从事警务教育的袁先生认为，杨佳案如此惊天动地，网上的讨论又滔滔不绝，说对警察完全没有影响，是不现实的。他所接触的许多警员都有反省与思考，个别警察甚至还出现了心理上的紊乱和困惑，现在之所以警员们比较一致地持“没有影响”的说词，主要是出于维护警察形象的考量，杜绝人们的联想。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值得体谅的。

影响确实是有，据记者了解，目前某些警员为了避免误会和诬栽，在执法时随身携带录音笔，万一有所纠纷，现场录音可作为一种有力的证据。

应激反应后的整改

猝不及防的杨佳案，震动了全国，也给上海闸北警方带来了无可挽回的警员生命损失。创伤之后的警方，自然有了强烈的应激反应。血案发生后，闸北分局各入口的安全保卫人员从一人增加到三人，停车点设置了至少三个安保巡查人员，以防不测。头盔、警棍、白手套成为安保“标准配备”。此外，闸北分局还添置了电子防爆升降门，并开始推行严格的访客登记流程，访客若要进入闸北公安分局，除了需提供身份证件外，进楼、出楼都需有警方内部受访者引进、送出。文职警员办公区更是成为“重点保护对象”，入口处安装了电子进出识别系统，进出者都需刷卡识别。

加强防备的并非仅限于闸北警方。据记者了解，袭警案后，上海市所有分局和基层派出所全部安装了电子门禁系统，需刷卡才能进入。“以前没有的都装了，过去形同虚设的，现在也都派上用场了。我们所里原先不太牢固的木门，现在重新装了很厚的防盗门。”浦东新区一位民警告诉记者。“分局的两扇大门都有保安看守，并对外来人员出入进行登记。这以前是没有的。”

如同人的身体遭遇疼痛，最初的肌肉收缩过后，血液还是要照常循环，机体还是要正常工作。警方受创的应激反应过后，该执法还是执法，该服务还应服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上海警方推出了不少整改的举措。

7月底，在闸北区公安队伍建设暨政风建设大会上，区委常委、区公安分局局长童永正表示，要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方便群众和提高警惕的关系；二是依法管理、严打犯罪与文明执勤、规范办案的关系；三是关爱干警和严处违规的关系。

一系列的座谈会召开，社会各界人士被邀请来，为创建和谐警民关系出谋划策：

9月27日，市公安局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举行“东方讲坛·警察公共关系大家谈”警民恳谈会，集智推动新时期警察公共关系建设。11月13日上午，12位市民代表走进上海市公安局党委会议室，与张学兵局长面对面座谈。11月19日，“东方讲坛迎世博·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论坛”举办，进一步强化警察公共关系建设，推动警民携手打造“平安世博，平安上海”。

实际行动在推进

10月中旬，上海市公安局传出消息，将邀请80余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离退休干部、专家学者、基层群众及警风警纪监督员全程参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加强社区和农村警务机制，是警方下半年的重要工作。据悉，上海市公安机关目前已因地制宜建立了1898个警务室、2066个社区民警工作点，以及流动警务车、网上警务室等社区和农村警务工作新平台，建成了包括运作规范、警力配备、工作平台在内的警务机制框架。

记者在闸北区采访了解到，其实警方内部有相当多的“紧箍咒”加之于着警服者。譬如，社区民警每周5个工作日，必须有4个半天下到里弄、居委，接待群众，解决纠纷。每周有半天时间，从市局到区局，再到各个派出所，均有领导参与窗口接待，民众反映的事情都会登记在册，在规定时限内“一定要有结果”。社区若发生严重纠纷，除110出警外，社区民警必须立即到场，负责解决，深更半夜概莫能外。不过，“有些事情我们只做不说，不想对外界多宣传，否则，就像以前对公众承诺‘有困难，找民警’，确实为民众解决了不少困难，但也让警方陷入了相当多的非警务活动，大大掣肘了警力。”一位民警告诉记者。

“当然，警方也不是万能的，也要严格执行国家政策。”这位民警也希求民众的理解。不少群众因为办户口等事宜，和派出所闹得不大愉快，主要是他们不了解相关政策。“这要请他们多多体恤，警民关系要靠双方的努力。”

某日，派出所的接待窗口前，一位中年女性来此反映家庭暴力问题，隔着带有栏杆的玻璃窗口，接待民警态度和蔼，细语劝解。上海警察的外在形象、语言措辞、行为态度是堪称文明，有一定的修养，这是不少人共同的看法，但，从事警务教育的袁先生认为，民众的要求不止于此，希望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有些诉求并非不合理，警方应多作努力，不能只满足于做表面文章。杨佳案后，某些警员表现得过分警惕，过分礼貌，这并不能真正修补警民关系。

杨佳案发生后，律师杜跃平发现，警方确实有所改变，至少在表面的态度上缓和温良不少，但在实际关节点上，他觉得仍未有实质性的“变脸”，“和百姓联络还不够。比如，一个案子按规定应什么时候办完，要说清楚。我有一个当事人，立案已经两年，拖到现在仍没有结论。当事人去法院起诉，法院也不能受理，说仍在公安调查阶段。这样的事情要对当事人有个交待。”

在复旦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纽约城市大学研究院教授邝治中先生认为，警察与民众的矛盾全世界皆然，警察往往会冒失地逾越自己的权限，侵犯他人的权利，这就需要一套独立、完善的法制制度来加以约束，如此，才有可能减少警民纠葛，建立和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