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选择多元声音的两会新闻
2009年3月6日晚7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里没有出现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而是选择播报了一条全国人大代表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履职的新闻，两位基层人大代表在分组审议当中关于“粮价到底该不该涨，怎么涨才合理”的辩论。
这一条新闻的主播是柴静，编辑自当天新闻频道《两会进行时》的直播栏目《见证履职 共商国是》。柴静将镜头对准了辽宁代表团的分组审议会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较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引起了代表们热烈的讨论。
毛丰美代表是辽宁省凤城市大梨树村的村支书，他觉得这些年农民太亏了，城里人的工资涨了二三十倍，农民1995年一亩地盈余200块钱，到现在还是盈余200块钱，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另一位代表赵喜忠是个粮库主任，却认为粮价一涨百涨，宏观经济会受到很大影响，将来农民也是受害者。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3月6日晚8点，柴静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今天的节目是中国电视报道中没有出现过的形态。”语气中难掩兴奋。
重新选择新闻战场
《柴静两会观察》开播于2006年，到今年，她觉得自己才真正理解了两会的实质所在。“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关。代表们来开会是来干吗的？第一是来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工作报告、两高工作报告，第二要提出自己的议案，对决策者作出建议和批评。什么叫审议？审查和评议。如果仅仅是听取，简单的举手表决，那审议就失去了它的内涵。”
于是她和团队完全放弃了前三年的报道方式，栏目名也更改为《见证履职 共商国是》。“我们一次都没有去人民大会堂，也没有去跑大的会议，我们就做分组审议，要看人大代表是怎么履行职责的。”很多同行一开始并不理解她的选择，“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放弃了新闻的主战场—他们把人民大会堂东门前面的那片广场叫新闻的主战场，因为在那儿可以围追堵截到各种明星代表，政府高官—但我认为真正的新闻战场是在这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小会议室里，只有这个地方呈现出了真正的思辩、争论、交锋、博弈，呈现出了民主的实质。”
柴静认为，以前看履职，只看到一个结果，“对一项政策表决了，十比一通过，不知道那个“一”是谁。他为什么要反对？他有依据吗？这政策出来后对他和他代表的选民利益有什么影响？他们会被说服吗？如果不被说服，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这些我们都不了解。”今年柴静想要展现的是过程，“我们要让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两会，真正的两会是多元的声音，多元的利益不断博弈。这是社会的本态。哪有说几千个人大代表出来都是一个声音的？不是这样。在分组讨论现场，激烈的争论很多，为什么以前这些没有被呈现？因为它们没有被选择。”柴静说，新闻是选择的结果，你选择什么来报道，你选择什么来呈现，就决定了观众看到的两会是什么样的。
在《见证履职 共商国是》的第一期，柴静请导播将镜头切到了分组审议会场一个空空荡荡的会议室，她说看上去这些椅子上一无所有，但是它们代表的是被宪法所赋予的神圣权力和责任。“《论语》中子路问孔子：‘如果您从政的话您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但凡去做一件事情之前，我要首先确定我的合法权力的边界，然后才能清楚地去履行职责。对于人大代表来说也是如此。”
坚守自己的权利
民主的履职是《新闻联播》的头条，在柴静看来这就是一种选择。节目播出后也受到了中央电视台管理层的好评。“很多时候是自己画地为牢，固步自封，不敢在思维上作出一些尝试。”
“为什么我们敢这样去做？因为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两会当中，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提问时明确地说了，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特有的，它是人类共有的价值观。而且《宪法》规定了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确定了人大代表要履行知情、参与、监督、表达四项权力，那我们当然要把这四项权力践行到底。吴邦国委员长在今年两会前一天，刚刚号召代表深入领会《宪法》精神。我们要建设一个宪政的社会，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为什么要用直播的方式？是因为两会不仅仅属于这几千名代表。如果你觉得两会跟自己没关系，他们怎么说是他们的事，那你就忽视了你作为公民的权利。”
柴静觉得，无论政府、代表、公众或媒体，都在慢慢地学习。
“三年前的我并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如此明确的价值观，我也会被自己头脑中的固化思维束缚。近两年我才知道‘我是谁’，就像代表们回答‘我是谁’一样，我们都重新回到自己的法律角色上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价值改变。”柴静说，这个改变不是一朝一夕，不是要靠批评谁、指责谁来完成的。“以前我们总是说，媒体应该有启蒙大众的职责，我非常反感这种说法，因为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启蒙大众？我们不是传教士，更不是职业教师。但是我们有责任启蒙自己。启蒙是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
去年《柴静两会观察》报道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异地接续问题，柴静和三个农民工代表一起去西城区劳动局质询局长，农民工代表就给她以很大的启发和触动。
“我第一次如此切身地感觉到什么是人大代表。他们在平常生活中是三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在脚手架上工作，一个月挣1000块钱，很少跟政府官员当面对话，更不要说质询。”柴静说她当时问其中一个代表，那天站在局长面前为什么能这样去做？代表告诉她：“因为我的背后站着两亿人。”
“他们给我的感动是，让我由衷地认识到，改变我们这个社会、推动我们这个社会的不仅仅是政府这一层力量，人大代表作为最高权力的践行者，他们是有责任去监督和质询政府作为的，很多时候我们真正的利益要靠他们来捍卫。我们不要再去抱怨，首先要问自己，我们相信这些权力吗？假如相信，就要去坚持这些权力。”柴静把她的这些思想也带入了她的节目，并用报道的形式向电视观众作了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