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转”的东北土壤
辽宁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金芳说：“这些天我接受的采访就没断过，北京的、上海的、辽宁的……记者都盯着差不多的问题：小沈阳会不会超越赵本山？二人转流行的文化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很奇怪，有必要把二人转提到这样的高度吗？大家爱看二人转，就是图一个‘乐’。”300年里，二人转为东北民众提供了最简单也最廉价的欢乐，而这种“穷乐呵”本身就是东北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在漫长的时间里，二人转都是一种农村文艺形式，它由农村兴起，演员大部分也都是农民，包括赵本山和他的徒弟。300年中，二人转几次进城，都没能站稳脚跟。张作霖时期《盛京时报》就曾发过一个布告，驱逐二人转（那时被称做“蹦蹦戏”）在奉天演出，原因是有伤风化。2000年以后，它却成功占领了东北的大小城市，成为东三省大众演艺市场绝对的主力。沈阳中街“刘老根大舞台”对面商场的一个售货员说，每天早上他9点来上班，已经能看到排队购买二人转戏票的人—开演的时间是晚上7点，最低票价150元。
两代二人转艺人的故事
1978年出生的新民市大柳屯人于世海，20岁时才开始学唱二人转，他说是因为不愿意种地。2000年他开始到各地剧场走唱，“最惨的时候，一天收入五毛钱。”现在他开着一辆本田车，过年回家时亲戚开玩笑说：“你一个人一年的收入都赶得上咱村一个生产队的了。”
于世海承认这几年钱好挣多了，他唱压轴，每场20分钟，收入大约1000元。搭档就是他的妻子，两人有个4岁的孩子，一直跟着爷爷奶奶过，“跟我们一点都不亲，我们回来、走了孩子都不在乎。”因为除了过年，夫妇俩很少能回家，一直在各个剧场之间奔波。过一段时间，他们要去天津，那里一家剧场的老板已经打电话来邀约了。
这个行业的流动性特别强，剧场一般一两个月就换一拨演员，“二人转演员会的活儿基本上就那几样，新的东西很少，只是每个人演出来效果不同。节目没得换，只能换面孔。”于世海说，在这个圈子里各个演员、各个剧场之间都有紧密联系，“哪里需要人，大家都会相互介绍。”不光是信息共享，节目也共享，“演出时MP3、MP4都得备着，看人家演得好的，回家就照着学，都是这样。如果哪个二人转演员今天创了新段子，明天整个东三省的园子里就都有人演了。”
于世海学艺是拜的师父，“跟着师父到处走，帮他们干点活儿，他们演，我就在台下看着。”为练翻跟头，他把河滩都砸出一个坑。那时二人转还没有现在这么火，他们师徒组成的戏班一年只出去演两个月，正月和7月，都是农闲的时候。演出地点是农村的各个生产大队，唱的都是传统二人转正戏，一唱好几个小时。
师父高桂香、侯宏阁也曾在各城市的小剧场里走唱过，他们是同门师兄妹，从小跟从高桂香的父亲、今年90多岁的二人转艺人高玉林学艺，嗓子好，会的戏多，原来都是唱压轴，到了1990年代末，却渐渐地在剧场里干不下去了。一方面是“二人转养小不养老，年纪小的，唱得不好人家也愿意看，年纪大的，唱得再好也不受欢迎”；另一方面，于世海分析，是“他们过时了”。
于世海记得师父们最后一次上剧场演，是2001年在铁岭，“那时候我刚出去演不久，剧场老板让我介绍一对压轴的演员，我说有，就把我师父他们找来了。演出分白天和晚上两场，白天老年观众多，喜欢听传统的正戏，师父他们还压得住，晚上都是年轻人，喜欢听流行歌曲，喜欢演员在台上扯点淡、说点小笑话，师父他们来不了这个。”
他跟师父学的传统二人转唱段现在演出很少能用上，那些戏都来自一些古老的故事，比如《包公赔情》、《西厢》、《兰桥》、《白蛇传》、《猪八戒拱地》，“年轻观众听不懂你在唱什么，一唱最少半小时，他们也受不了。”他说师父那一代人演二人转主要靠唱，有基本固定的程式，“现在复杂多了。在台上你得随时观察下面的反应，看观众得意（喜欢）什么就给什么，唱一个歌要是下面没有动静，就赶紧换个说口（笑话）。”
2003年起，师父高桂香、侯宏阁在家开了个二人转学校，“这玩意儿这几年老火了，东北三省教二人转的学习班得有上百个。”于世海在家时很喜欢往师父的学校跑，师父让他当领队带师弟师妹出去“锻炼”，附近的村子、市镇上有红白喜事、开业庆典，都会请他们去演，“反倒在农村，大家还愿意听正经戏，不喜欢你总在台上扯淡。”
二人转的历史演变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演二人转的团体已经不多。包括赵本山的成名地—铁岭市民间艺术团，在一批老演员退休后也没有专门的二人转演员了，现在这个团的二人转主力，大部分由舞蹈演员转型而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民间兴起很多二人转剧场，大众浴池里的休息室也开始演出二人转。2000年辽宁省曲协开会，赵本山对老朋友崔凯说：二人转出事了。
现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文联副主席的崔凯是赵本山的伯乐，1982年，正是他和李忠堂编剧的拉场戏《摔三弦》让赵本山一举成名，今年春晚捧红小沈阳的小品《不差钱》也出自他的手笔。
多年没有看过二人转的崔凯跟着赵本山去了一趟吉林，“我到长春站前的小旅社，那里有二人转演出，跟着我去的司机看了一会儿转身就走，台上的演员一会儿伸手到怀里掏一把，一会儿裤子抖落出来，扇子支在里头，已经是不堪入目了。”那时候二人转的声誉已经非常不好，有中央领导也对整顿二人转作了批示。崔凯跟赵本山商量得搞点活动挽救二人转，于是2001年东北三省第一届“本山杯二人转大赛”举行，赛后赵本山开始收徒，并提出“绿色二人转”的概念。
“他提出净化舞台。但净化舞台并不是一定要把二人转提高到一种专业水平。二人转属于大众娱乐业的一个项目，不要用纯舞台艺术的标准衡量它。”崔凯说。“二人转纯属从民间而来，一直与宫廷、官方无关。建国后对曲艺、民间艺术进行改造，成立专业团体，使它们走向专业舞台，进入城市。二人转原本充满乡间俗气、即兴灵活的表演，被改造成特别规范的‘唱说扮舞绝’，同时它原生态的鲜活艺术其实也被阉割了。”
“文化大革命”时，二人转被全面批斗，转入地下，艺人被解散回家种田。1973到1975年间，参加工作到铁岭地区文工团的崔凯，与下放铁岭的二人转专家马力偷偷去农村寻访二人转艺人，包括多年没有演出、不久后隐逝于民间的男旦小兰芝、丑角温大个子，他们灵魂附体的表演震动了此前视二人转为鄙俗的崔凯，后来他将寻访记录整理成一本《辽北二人转资料》。
粉碎“四人帮”之后，崔凯提出恢复二人转的丑角艺术，后来流行全国。以赵本山、潘长江、巩汉林等演员为代表的东北派小品，母体就是二人转的丑行。“二人转一男一女表演，女是旦角，男是丑角。在南方的地方戏曲里，如果是两个人演的小戏，一般女是旦角，男是小生或老生。二人转里面没有生行，男演员上去就是喜剧性的，有丑扮有生扮，但必须喜庆俏皮。”崔凯说：“现在剧场里演的二人转，丑角艺术恢复得有点过，女演员基本不起作用了。”
无论在小剧场还是刘老根大舞台上演的二人转，都与真正的传统二人转相去甚远。传统二人转讲究“唱说扮舞绝”，以唱为主，有丰富的音乐唱腔，号称“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两个人扮演各种角色，“千军万马全凭咱俩儿，分包赶角赶哪儿说哪儿”，表演不分男女，女的可以演皇上，男的也可以演老太太，全靠神似。这种灵活的叙述方法、舞台表现，实际上是很现代的戏剧形式。而“现代都市版二人转”以说为主，更像一个忽悠、笑话、脱口秀、模仿秀、杂耍的大串烧，只是表演形式依然是一男一女，直接面对观众交流，大俗的气质依然如故。
许多老一辈的曲艺研究者认为，现在演的根本不应该再叫做二人转。崔凯却主张宽容：“不能要求它不能改变。不能改变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教训。比如说京剧不能改变，就造成了僵化。很多艺术生于民间衰于庙堂，已经成为一种规律。”他认为传统曲艺面临的选择首先是生存，还顾不上谈发展，二人转能走到今天，全因为随着观众的需求在不断变化，“我对赵本山说，二人转不要提登什么大雅之堂，它的大雅之堂就在广大民间，如果老百姓喜欢，这个艺术就能生存和发展，所谓的大雅之堂是一种教训。”
二人转与铁岭城
因为赵本山的缘故，现在每当人们提到二人转，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一个城市铁岭。
事实上铁岭并不是二人转的发源之地，也不是现在二人转留存、发展得最好的地方。东北二人转在近300年历史中，曾形成东、西、南、北四个流派，“南靠浪，北靠唱，西讲板头，东耍棒”，没有一个流派是以铁岭作为中心区域或典型代表。不过，铁岭的地理位置优越，从现今的行政区划上来说，是吉林、黑龙江两省通往其他省市和出海港口的重要通道，而在二人转发展历程中，则是东、西、南、北各派艺人在去往其他区域走唱时的必经之地。
大部分人听说铁岭，始于1999年的央视春节晚会。赵本山在与宋丹丹、崔永元合作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赵本山为故乡打了一条轰动性的免费广告：“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去趟铁岭，度度蜜月。”从此“大城市铁岭”作为一个善意的笑话，开始流传。
“只要1个小时，就能把铁岭转一圈。”出租车司机刘永东说。当车穿过一片普通的住宅楼，他伸手往窗外随意一指：“潘长江以前就住在那栋楼里。”除了赵本山、小沈阳，小品演员潘长江也是地道的铁岭人。“这地方怎么净出些这样的人儿呢？”刘永东笑，“都是赵本山忽悠的，在南方，没准儿有人以为铁岭比沈阳还大呢！”
刘永东对赵本山怀有朴素的好感，在铁岭开了10年出租车的他感觉，这座城市以及他自己生活的变化，似乎都跟赵本山有关。10年前铁岭市中心还都是小平房，“只有一条路能跑得动车，其他都是破破烂烂的小道儿。”城市建设的加速始于2002年，铁岭举办首届国际民间艺术节暨“赵本山杯”小品大赛，“就跟自个儿家似的，有客人要来了，就得好好收拾收拾房子，路面一下子扩宽了，绿化也好了。”2004年，赵本山又将第二届“赵本山杯”二人转大赛搬到铁岭，同时举办第二届铁岭国际民间艺术节，中央电视台的《同一首歌》栏目也来这里录制。刘永东记得，艺术节期间市政府给所有出租车司机发了统一的工作服，“浅黄色的衣服，还有领带，每辆车上插面小旗。我挺高兴，心想这一年不用买衣服了。”至今，那两届“赵本山杯”还是铁岭办过的最大最热闹的活动。
一座南距铁岭市中心
出租车司机刘永东在2008年夏天曾专门拿出一天，开车带着全家老小去逛新区，他对自己生活了10年的这座城市充满期待：“以前说铁岭是座大城市，那是赵本山忽悠的，如果以后新老城区真能连起来，铁岭就真的是座大城市了。”他最近准备买房，记者问他会选择新区的房子吗？他说不，还是买旧区的：“老百姓都是一种观望的态度，希望新区能够发展起来，但规模这么大，要达到城市配套设施完善、适宜生活居住，真不知道还需要多少年。”
一位被征收了土地，住进新区回迁楼房的65岁农民对记者感叹：“原来这里都是很好的黑土地呀，凡河大米全国闻名！我种了一辈子庄稼，种啥得啥，从来没有碰到过自然灾害！”
在城镇化加速的进程中，耕地正在被不断扩张的城市边界蚕食。铁岭，在“较大城市”的梦想下，前所未有地躁动着。这座城市的状态，正像一场热闹喧嚣的二人转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