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吏于成龙》，戏剧电影的孤本

1905年某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一块白布景片和一架摄影机前，京剧大家谭鑫培演了京剧《定军山》中的几个片段。没有开口，只是眼神、京剧的扮相和身形一丝不苟。这就是中国百年电影史的开端，一部戏剧默片《定军山》。

导演郑大圣似乎至今还能感受到那个下午的阳光所传达过来的温度，他的最新作品戏剧电影《廉吏于成龙》近期在上海的部分电影院中点映，这部电影在排片表上所处的都是冷僻的时段。当《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在暑期档掀起了白热化的票房战争时，《廉吏于成龙》甚至显得置身事外。

一些数字更直接地说明了问题。影视研究专家、上海大学教授石川介绍，1987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豫剧艺术片《丫鬟传奇》之后，上海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戏剧电影。1992年，全国戏曲片首次出现“零出品”的纪录。中国独有的戏剧电影，正在日渐被人们遗忘。

郑大圣用“荒败”来形容过去20多年中的戏剧电影。成本低，缺乏创作的激情，自然也谈不上艺术探索，从电影厂到导演，拍摄戏剧电影都只是为了完成某种任务。即便像郭宝昌这样的导演，前几年拍过一部“在戏剧和电影的语言上都有突破”的戏剧电影《春闺梦》，至今也未能发行。

戏剧电影的黄金年代

石川介绍，104年的中国电影史中，共出品戏剧电影390多部，很长的时间里，戏剧电影的平均票房都要高于普通故事片。石川认为，自己这一代人30岁前基本没进过剧场看戏，拜戏剧电影所赐，后来者也能看到梅兰芳这样的大师表演，今天的人还能看到100多年前京剧名家谭鑫培的身段。

郑大圣则对童年时代看过的《白蛇传》念念不忘。这部70年代末的戏剧电影，几乎把当时最先进的电影特技效果用了个遍。后来有统计数据显示，这部《白蛇传》观影人次高达7亿。然而，娱乐样式单一的时代已经过去，戏剧和戏剧电影曾经庞大的观众群已被瓜分殆尽。

1905年《定军山》在北京前门附近公开放映时，万人空巷，100年后盛况难再。《定军山》是一部戏剧电影，1948年，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也是戏剧电影。而到了《梁祝》，新中国自主研发的彩色胶片技术第一次被用于电影拍摄。更为重要的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知识界进行了一场“梳理国故”的运动。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出现了一种十分深刻的全球化景象，且在电影、美术、文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甚至今天都还没能超越。

1948年，导演费穆耗时一年半拍摄《生死恨》，当中抽出很短的时间拍了另一部电影《小城之春》，至今仍被认为是中国电影找寻自己电影语言的经典之作。可实际上，《小城之春》是费穆拍摄《生死恨》时的一部分电影思考。那些时代的电影导演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将中国的美学意境、文化传统，体现在电影当中，从而形成中国电影自己的语言。

当下电影的另一个视角

戏剧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极为深远，哪怕到了今天，他们依然在对那些票房冠军们产生着影响。这是郑大圣对戏剧和中国电影之间关联的判断。

“成龙的喜剧武打片，本质上是什么？就是京剧的《三岔口》。”在郑大圣看来，成龙喜剧武打明星的角色定位，类似于戏剧中的“武丑”。再进一步深究渊源，会发现香港电影最优秀的几位武术指导，其实都曾经有过戏剧行业的背景；几位最当红的导演，也都曾给拍戏剧片的大导演做助手。

在戏剧电影如此荒败的时代里，郑大圣又为何以极大的热情去拍摄《廉吏于成龙》呢？“这可是个大事儿。”郑大圣用这句话形容当上海电影集团让他拍这部电影时的心情。

在接下拍这部片子的任务之后，郑大圣仔细复习了中国电影史上那些经典的戏剧电影，把前人的作品拆解了一遍，甚至掐着秒表看镜头。100年戏剧电影的探索，厚厚实实地砸在面前，成了无从逾越的一座山。

郑大圣说自己失眠了两个星期，人都恍惚了，“那道门才闪出个缝儿。”既然前人都是致力于弥合京剧的“虚”和电影的“实”，为何不要尝试去弥合鸿沟，而是假装这个鸿沟并不存在呢？所以，《廉吏于成龙》不是一场电影对戏剧的翻译，而是一次不试图去区别两者的诠释。所以，就有了影片开始，尚长荣着戏装，从真实上海的街景中走上上海大剧院的舞台；就有了影片中不时出现的故意穿帮的景片。

电影中的这种剧场感是郑大圣所推崇的，因为这使得电影具有了某种仪式感。就像他激赏的电影《狗镇》、《黑暗中的舞者》那样。这部戏剧电影《廉吏于成龙》，对于郑大圣而言，最终倒不像是一个作品，而是被完成的一个课题。所以，他觉得自己是这部电影“最大的受益者”。

一个更加宏大的背景是，电影制片厂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的电影集团将会把更主要的着眼点投放在票房上，“某种任务”下的戏剧电影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