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所有的艺术都来自不务正业
小说 我不会重复我自己
几个月来，张大春应香港岭南大学之邀，每个周末从台北飞来给大学生讲课。虽然劳累，但意外的收获是可以写出另一本像《小说稗类》的著作。当年写《小说稗类》时，张大春还不会用电脑，现在已经操作自如。他通过电邮和学生交流，发现学生作业常常会出现学写小说的麻烦问题：人物控制不好，个性矛盾，布局粗糙。张大春便把学生犯的错直接变成例子，再把经典名作里不犯这个错的内容放进来，进行理论分析。“这就变成我跟学生的作品的角色在搏斗，用经典跟他们搏斗，既可以延续《小说稗类》的内容，又可以打破原先的写作方法。我终于在上课的经验里，找到了写第二本《小说稗类》的途径。”
时代周报：最近你的小说有什么新作？
张大春：我有几个过去没有完成的东西，比如说在出版社方面，有一套“春夏秋冬”，春就是《春灯公子》，夏叫《战夏阳》，第三本叫《一叶秋》，第四本叫《岛国之冬》。前两本已经完成好些年了，第三本已经完成，插图都好了，只差没有印出来，为什么一直没有印呢？因为每当我要出《一叶秋》的时候，出版社就已经安排好有一本书要出了，所以它老是被往后耽搁。去年差不多10月，出了一本《认得几个字》。上个月我刚刚出了一本《我妹妹》。
时代周报：《我妹妹》跟《聆听父亲》有关吗？
张大春：没有。《我妹妹》是15年前的书。1990年，我先出了一本我在这辈子唯一的畅销书，叫《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卖了二十几万本。我的编辑就说：“你可以写个续集，希望可以大卖。”我说：“我不会重复自己。”他说：“你不写我就找一个女作家，叫她用大头妹的方式炮制你的第二集。”这样的话就太糟蹋我了，我就写。我就拿了点菜单，小小两张纸，随手写了名字，回家贴在灯上面，26天内写完了这个《我妹妹》。事实上我没有妹妹，讲一个青春的成长故事，从一个哥哥的眼睛看一个妹妹从0岁到19岁的生命。
时代周报：《聆听父亲》是有特别的机缘才写的，还是完全写实？
张大春：当然是写实，讲我的家族史。有可能有错的，后来我姑母跟我讲：有几个人名、时间、地点她不能证实。我的消息来源从我的六大爷那里，跟她所理解的有一点出入，但是我当然不可能编自己的家族史。
时代周报：《城邦暴力团》之后，还写武侠小说吗？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是有一个前传，还有一个后传，前传已经写了12万字，后传也写了六七万字，还会继续写，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多人关心的。不过它的问题是，出版的时机在“绿色执政”的初期，台湾能够愿意静下心来读一部长篇小说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后来前传也好，后传也好，我连发表都不发表，我要等台湾整个社会的浮躁压下来，尘埃落定再说。
时代周报：台湾现在浮躁成什么样子？
张大春：每天就是陈水扁啊，“国务机要费”啊，弊案啊，贪腐啊，独立啊，驱逐陈云林啊。台湾就是在自己哄，事实上，整体而言，搞“台独”也是假的，搞“国统”也是假的，大家都只是想要维持现状，并且从中取得最大的执政利益，很浮躁。很多人就因为这样离开了。
时代周报：你那么高产，写得很快吗？
张大春：我出了大概30本左右的书，这比起很多前辈作家—倪匡出300本书，我不觉得自己生产能力大。
时代周报：你可是很多类型都写，这就很少见了。
张大春：也许正是因为写很多类型，才帮助我写下来。如果我只能写或者只愿意写一个类型，或者说挑剔地更严谨一点的，也许根本写不出什么，不能撑到现在，不同的类型彼此之间也是一种休息。那么，早上写写旧诗，晚上就可以不写了，有时候早上写，晚上也写，中午和下午肯定就不会趴在那边写，估计写别的了。我写东西是这样，被贴上一个标签。
写小说、写散文，都不是我们自愿的。当我有一天说，我现在在写旧诗，我每天写的旧诗是多少，你为什么不叫我诗人呢？你一定又会说，那你有发表吗？我说：我写博客。人家说：你有出版吗，你没有出版怎么叫你诗人？一方面自己愿意承担一些标签，另外一方面，说不定那个标签自己背不起来了。小说也是这样，你叫我小说家我也点头，也许我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我在广播上说书，我主持电台节目，我们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每天那两个小时工作的收入。
书法 于右任后台湾没有书法家
时代周报：陆灏（著名文化人）开玩笑说，现在张大春变成一个书法家了。
张大春：没有，差太远了。我只写行草，偶尔写碑、楷书，篆字我几乎没有认真练过，钟鼎文这些也没有。书法完全是兴趣，你自己感受到有个美的典范在那里，所以就把它朝那个典范写。比如说王羲之、王献之，有人说这个“二王”应该被打破，他们写的可能更高明，我没有这个企图，我还是依循“二王”这个美学标准。
我练字已经30年。高中写楷书，比较用力地写，大学有书法课，我当然也修了。后来有一段时间，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之间，反而我比较关心的是西方的东西，但是我几乎每天都读帖，哪个字结构如何，用笔如何，不断地揣摩。我姑父欧阳中石是大书法家，他和我父亲大概从1986年开始通信，我跟他也有接触。行草来看，像“们”字的用笔，是从他那里来的，别人没有，就我们两个。他前不久写过电视剧《闯关东》那三个字，“门”字部的写法，就是他的写法。
时代周报：张充和说书法是一种立体的艺术，有诗词、文化的元素。
张大春：书法不是独立的，所以我自己也一样，过去的十几年开始比较用力写古诗。我写了3000首古诗，把它当日记写的。写古诗有它的格律，不管是五言七言，不管是近体的律诗绝句，或古体，都有它的章法，不是乱搞的。我看现在大陆有些老干部，喜欢弄两句，称之为“老干体”。还有文人写的，像
时代周报：启功先生也写很多旧诗。
张大春：他有一套诗很规矩的，《论书绝句》。他的字比较媚一点，台静
时代周报：在台湾，一般对台静
张大春：台静农的作品，书法、绘画、论文都不多，可是他写的一整套中国文学史稿可以完全送给学生，让学生挂名发表，可想而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非常老派而敦厚。台静农是我的老师，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是他教书的最后几年。他还活着时台湾有一位老书法家，就是于右任。于右任虽然作为政治人物的成分比较大，但是作为书法家，我认为是500年来最好的，他融合了很多不同的传统，甚至自己规格化了行草的标准笔画。在书法界，他不但是个创格之人，而且是个集大成之人。于右任以后台湾基本没有书法家，台静
我为什么提于右任？于右任已经开出一条路，很多人学，没有人学得像，但他至少开出一条行草的路子。台先生没把字放到那么大，他是有意回到魏晋，也就是王羲之字那样的大小，那个时侯没有纸没有桌子没有椅子，他们用手板写，唐朝人都是这样写。
时代周报：最近在苏州，白先勇请了董阳孜写书法，董阳孜在台湾的影响力有多大？
张大春：20年前，我认为董阳孜在各体基础已经出神入化。20年以来，她都在想办法创格，创一个书法的格调，等于把书法当做抽象化的概念来经营。没有别人这么做，有些人说太怪，太大，不好辨认，什么理由都有。她是艺术家，当然可以自己搞艺术。她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展览，我认为很了不起。
京剧 京剧的盛况还很长
时代周报：你在台北编了一出什么样的京剧？
张大春：我编了一出京剧是吴兴国导演的，叫《水浒108》。我编了《水浒》第一回到第二十七回，因为在《水浒》的前半段里，林冲夜奔、野猪林、智取生辰纲，过去京剧里都有，但是我对词、唱腔全部重编。
时代周报：你自己本来对京剧很感兴趣？
张大春：欧阳中石是京剧票友。我父亲没有下海，但他也会拉，从小也唱，我们家里平时都放京剧。
时代周报：你把京剧改成什么风格？
张大春：唱腔没有太多的改变，只是换了新词，加了一些喜剧效果。比如同一个台上有两个戏同时进行，这在传统的戏剧里比较少。还有一些象征性的，比如武松打虎，那只虎被打死以后魂还在，随时就在武松旁边，因为我把那只虎设计成武松的超自我，或者说他的道德良知，那只虎从来没有离开过舞台。潘金莲来调戏武松，这个虎就会跑出来阻止，那三个人身段就漂亮了，我认为是京剧《三叉口》以来新编的最迷人的武打身段。一男一女，女的要调情，男的要拒绝，又有一点受引诱，中间来个虎。虽然说，服装太累赘，舞台太花哨，但整个剧的精神非常革命性。我这是新编，比如说他演武松，到中间就演店小二，到后面演一个马夫，有的是大角色，有的是小角色。
时代周报：
张大春：那要看把这一段拉到多长，比如说只认为京剧最辉煌的是清末，就承认开宗立派的尤其是四大名旦，他们发明或创造某一个表演形式。可是京剧表演所带来的启发，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可以对法国产生影响，对北欧产生影响，对美国产生影响。老先生如果认为传统的京剧的剧种和表演形式必须是那样的，就是在茶楼里边搞，对不起，那早就衰亡了。可是从表演形式的改变及扩大，你知道吴兴国是在美国大都会艺术表演中心，在林肯中心去表演他的京剧《李尔王》、《暴风雨》，那是衰亡吗？那应该是恢弘的一个证据吧。
时代周报：现在京剧还能吸引年轻观众吗？
张大春：我从来不觉得年轻观众变少了。《水浒108》打的招牌是吴兴国导演，我编剧，周华健音乐，周华健做的完全是京剧的旋律线。当天有人看一场买一集，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孩。我们那个戏，第一不赔钱，第二即使打台风还爆满。对京剧，不能说从整体上有人泄气，这是不道德的。
时代周报：京剧、书法、诗词都是传统文人的趣味爱好，为什么写小说很新锐的张大春和这些融为一体了？
张大春：我一直在想一个事，虽然后来念了大学，念了研究生，但我从来都在质疑：我的小学到底念得好不好，或者小学程度的基础打得好不好？我每天都在问我自己，我认为我的基础打得不好。你问我题目，我不会被考倒，还常常可以引经据典。但我还是认为我的基础不好，因为现在我每天都可以学到新的字，每天都可以知道旧的词，原来这个词是这个意思，啊，我以前不晓得。所以，写旧诗是帮助我用一个字、一个词的方式重新学习，写书法也是帮我重新在印证中国人这一套艺术表现，到底有多少种变化的机会和可能。在这个变化里，它的韵律是怎么产生的，格调怎么产生的，神韵是怎么产生的，机理如何，章法如何？这都是重新学习。
时代周报：有没有人认为你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小说家？
张大春：他们最好别跟我在面前讲，不然我会骂人。因为“不务正业”是个愚蠢的词，什么叫“正业”呢？所有的艺术都来自不务正业！假如用职业跟业余的角度来看，职业的训练在一个人生阶段里面是必然的，他的养成教育、启蒙跟锻炼里面，有那个职业精神。到现在我还是这样子，我用职业选手训练的手段来训练自己写古诗，只是它不能卖钱就是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从一个从容的角度去看，你想要永远是保持着一个什么职业球赛、职业钢琴家，去表演，去竞赛，去跟人搏斗，或是在世俗里面打滚，这样想的话，你没有从容的余地，你的东西不会有实质的厚度。
记者手记
他不仅仅是个作家
和张大春、马家辉在香港湾仔共进午餐，话题海阔天空，从林青霞的文章到金庸改小说到肥佬黎（香港著名传媒人黎智英）的饭局。尽兴之余，不忘取出张大春为马家辉新写的书法，品评一番。每次张大春到香港，都会送马家辉一堆字，马家辉隆而重之地收藏起来，准备日后变卖换钱退休。“但这家伙有一次突然说，以前的书法都写得很差，不值钱，赶快扔掉。”马家辉说，“害我的退休计划全盘改变。”
在台湾，张大春的正职是在电台工作。张大春笑道：“每天我只工作两个小时，可以让全家衣食无忧。其他的时间就是写作了，爱干嘛就干嘛。”每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5点，是张大春的节目时间，第一个小时做访谈，第二个小时说书。中国传统小说名著，张大春几乎都说过，一说就是10年。而说书的内容有时也成书，张大春说的鬼故事，变成了一本《鬼语书院》的书稿，他太太是时报文化出版社的编辑，她看完书稿，只有两个字的评语：“不好。”张大春于是只好乖乖重写。
记者提起，前辈白先勇很推重张大春。张大春回忆，他20来岁在报社副刊打临时工时就认识白先勇，等到白先勇70岁时，美国学界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张大春赶不上美国签证，便写了一首七言古诗，请王德威在现场朗诵，算是为他祝寿。聊起评论家的创造，张大春说：“我最近看到王德威又发明了一个词，叫‘后遗民’，意思就是在一个政权结束之后，换了一批人执政，有一批人始终还眷恋着原先的人、王朝或者是政体，甚至觉得在新的执政政体里，当官是羞耻的事。王德威的意思好像是说遗民的心态是有问题的，所以应该跨入一个‘后遗民’的时代。”记者问：“白先勇算不算遗民？”张大春说：“白先勇是遗少吧。他比较自由主义一点，因为他毕竟常年在美国教书，写作地点也是美国，眼界比较开阔。”
小说、文论、旧诗、书法、京剧，张大春样样都玩得不亦乐乎，且常有出人意表的创作。而对未来，张大春并没有具体的计划：“我是不按计划的，因为我不是搞计划经济，没办法数字管理，没办法预期进度。”
张大春
1957年生，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
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曾获联合报小说奖、时报文学奖、吴三连文艺奖等。
著有《鸡翎图》、《公寓导游》、《四喜忧国》、《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聆听父亲》、《野孩子》、《寻人启事》、《小说稗类》、《城邦暴力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