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我们》：重祭知青的青春

以荒诞镇住所有目击者

1985年，时任空政话剧团团长的王贵想排演一出反映知青上山下乡的话剧，并让剧团的编剧王培公创作剧本，他只给了两个字：真实。当时的中国话剧，王贵认为“主流是错的，说是继承苏联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现实主义表演体系，其实都是伪‘现实主义’，还是强调高、大、全的那一套。”而《WM·我们》要做的，就是“贴近生活，真实地反映出那些知青的生存状态”。

话剧上演后，立即震惊了中国剧坛，引发一场大争论。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这样评价：“鼓停了，舞止了，人退了，笑敛了，但幕终于没有合。《WM·我们》以中国戏剧史上罕见的荒诞‘镇’住了所有的目击者。”著名戏剧评论家童道明高度赞赏该剧，认为像这样奇妙的话剧舞台演出，《我们》是世界的独一份。但也有许多艺术家严厉批评该戏，认为它“形式大于内容，只是追求形式主义，完全不能接受”。

剧中有一场戏，说的是女知青“小可怜”爱上有妇之夫，发现真相后很痛苦，企图自杀，被另一位知青“将军”救下来，劝她珍惜生命。在舞台上，演员先用威亚吊起来，再从半空“跌”下。这些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都显得老套且不够刺激。然而在当年，无论是“小三”的内容，还是“吊威亚”的形式都相当前卫大胆。

王看完复排的《我们》后认为，内容上有穿越时代的东西，比如反映时代巨变下的一些不美好感情，比如20世纪80年代刚刚产生的感情游戏、身体叙述等。而最可贵的东西，“就是部分还原了那个时代的感伤，反映了知青或者说人的多重面貌，有一些批判。也替那些没有资源、没有发声渠道的人表达了意见。”

观众的反应最直接最激烈。事隔多年，王贵依然记得，有一个在剧场拖地板的清洁工边看边哭，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戏太真实了。戏里有个情节是女知青来例假时只能用报纸擦，她说自己下乡时来例假报纸也不敢用，因为上面有社论，用了是大忌，只能用苞米皮子。还有一个16岁的孩子，看完戏后在留言簿上写下：“我理解这代人；我敬仰这代人；我学习这代人。”

因“种种原因”停演23年

当年的演出迅速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并且越闹越大。王贵回忆：“当时三报一刊（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及《求是》杂志）都登载了专门文章，我出了大名，但是我出的是恶名，是‘大毒草’。”

在演出23场后，《我们》被迫停演。时代周报记者询问停演的具体原因，王贵导演只回答道：“因为种种原因。”据他回忆，在停演之前，有上级领导视察该剧的演出情况，并留下了两条重要批示：“一、春天没有希望，夏天没有希望，到了秋天还没有希望，不宜演出；二、这个戏在北京演出不是件光荣的事情，禁止演出。”

该剧禁演之后，王贵也迅速被撤职并离休。濮存昕在自传《我知道光在哪里》中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部队首长要改戏，王贵又坚持不让。他真的要坚持戏剧革命与戏剧创新，结果反而被撤销了团长职务。……我还记得当年的他，被撤职后从政治部回到灯市口，穿着军装、披着呢大衣，进院时大步流星、目不斜视，大家都想和他打招呼，但都不敢。从领导机关接受撤职，回团时他是坐地铁回来的，不任职了就不坐公家车，够有个性！”

离休之后的王贵，几乎从中国话剧舞台上“消失”，少有作品问世。2008年初濮存昕找到他，希望他能复排《WM·我们》，同时在场的还有大导林兆华。对于他们的邀请，王贵很高兴，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愿意复排，因为这个戏有价值，它涉及到一代青年，观众能够理解会有共鸣，因为它是真实的。”

“不知道导演想告诉我什么”

离知青时代已40年，王贵坚信别林斯基的一句话：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而“知青不会忘记那个年代的”。

事实仿佛印证了他的看法，复排后的《我们》演出期间，剧场里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观众，戏散场后，记者在离场观众中听到最多的评价是，“这不就是我们那代人的事吗？”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些年轻观众对此戏却并不“感冒”，有观众甚至直言：“在这出戏里我接收不到一点营养，我甚至不知道导演究竟想告诉我什么。”

王贵表示：“复排尽管剧本和舞台呈现方式都没有做大的修改，但主题上却有所调整—我现在对那时候人和物的解释是，那是知青们互相支持，互相搀扶，一同挺过艰苦，相互净化了灵魂的十年。”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戏剧研究者陶子则认为：《我们》是戏剧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大背景下，王贵是非常牛的。但复排脱离了历史语境之后，舞台呈现出来的是别扭和不协调的感觉，有些脱离时代。而无论戏剧表达思维、节奏风格都像是存在箱子里又拿出来的一样。”至于“集体舞台表现”、“戏曲新元素”等，她认为孟京辉他们做得更好、更有时代感。

继在朝阳文化馆9剧场的首轮4场演出后，《我们》1月在中国儿艺剧院又演出8场，演出前，王贵向记者表示：“依然担心会被禁演。”

在他看来，“1985年以前，中国话剧是假现实主义；1985年以后是新潮，各种风格流派涌入中国；2000年以后，中国话剧进入低潮，低潮的关键原因在于艺术家本身的浮躁，出现了许多搞笑、装疯卖傻的戏，并且高票价对观众是一种‘掠夺’；2008年话剧有复兴的趋势，出现许多内容充实、形式多样的戏。但就整体环境而言，离真正的创作自由、艺术家的个人选择还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