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机器人

Kraftwerk在内地被贴切地译为“发电站”，可理解成电子音乐的制造者和源头。它在电子音乐版图中的地位，可类比于Beatles对摇滚乐而言；这40年来，一切电子乐主流派别皆可向它溯源。恰因为它的存在，整个西方流行音乐史的欧洲部分里，德国才具备了相当分量，而不至于被英国占尽荣光。仅将它称为殿堂级乐队并不够尊重，它端坐殿堂正中，光芒四射，是主神级别。

12月5日，21：00-23：00，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第9厅，Kraftwerk第一次来到中国演出。票680港元一张，是不分区的自由站票，不少乐迷很早过来排队，希望开场时能占到一个靠近舞台的位置。观众约一半是外国人，华人中除了香港人之外，还有专程从内地和台湾赶过来的乐迷。开场前，一位40岁出头的场馆保安对乍现这么多操普通话的青年感到奇怪，说：“Kraftwerk是我小时候听的东西，没想到你们还这么感兴趣。”

乐队两位灵魂人物只过来一位，Florian Schneider以“生性懒惰，不愿去欧洲以外的地方演出”为托词留在德国，另一位，今年62岁的Ralf Hütter皱纹横陈，尽管不复他在唱片封面上塑胶模特般光滑干硬的脸，但其气质依旧足够冰冷物化。台上其他三位分别是Fritz Hilpert 、Henning Schmitz 和 Stefan Pfaffe，前两位代替Florian Schneider位置的Stefan Pfaffe看起来很年轻，他本来是乐队的视频控制员。

散场人流中见到一脸兴奋的黄耀明。被殖民期，香港音乐曾饱受英国新浪潮电子音乐影响，如果说没有Depeche Mode就没有达明一派的话，那么没有Kraftwerk也就没有Depeche Mode。香港独立音乐杂志《音乐殖民地》创办者及主要撰稿人袁智聪捧了一堆Kraftwerk的唱片来请Ralf Hütter签名，演出前，他因获得20分钟访问Ralf Hütter的机会而激动难抑，在成稿中，他喻之为“与神对话”。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朋克、硬摇滚等重型音乐风行西方，人们热衷于在台上见到动作狂野、汗流浃背的摇滚乐手，由此，Kraftwerk的舞台表演令不少乐迷迅速由惊骇莫名转变为愤怒至极—四人皆梳着一丝不苟、紧贴头皮的二八分头，西装笔挺地站在彼此一模一样的合成器前，除了手指和嘴唇之外基本上一动不动。这种派头迄今如此，除了—由于从模拟技术到数字技术的进步，他们身前的合成器换成了膝上电脑；以及背后精妙的多媒体视频令现场视觉更为丰富。

演出中段时幕布突然闭合了约一分钟，随着经典曲目“The Robots”前奏及其激发的全场尖叫的响起，幕布缓缓拉开，乐队4个活人换成了4个真正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的头脸各自按照乐队4位成员制成。它们随着音乐僵硬地转动身体、摇晃手臂，台下观众陷入癫狂状态。

这是一幕很奇妙的场面，因器械仍留在舞台上，相信这首“The Robots”并非现场奏出，而是干干脆脆地放唱片，机器人的动作也一定是先前编好的程序，也就是说，这段表演如MV般仅是一个拷贝，也可以将之看做可以重复无数次的一段程序，观众向无生命的机器人，向这段冰冷的拷贝或程序欢呼鼓掌、吼破了嗓子，Kraftwerk故意制造了这么一出行为艺术式的戏剧，他们自己应坐在一侧欣赏机器与人的互动，乐队意识内核得到有趣的阐释。

“The Robots”的歌词是：“我们正在充电，直至我们充满了能量。我们是无意识的自动机械，我们是可以跳舞的机械。我们按照编好的程序去做，任何你们希望我们去做的事。我们是你们的奴隶，我们是你们的工人。我们是机器人。”或许，彼时彼刻，观众也是被Kraftwerk编程好的自动机械，来表演欢呼雀跃的程序动作。

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是Kraftwerk永远在谈论的东西。如其冰冷、简约的音乐风格，其歌词没有废话，是干净至简的描述，却禅机四伏、一矢中的。他们有首歌就叫“The Man-Machine”，歌词仅一句：“机器-人，假人；机器-人，超人。”1981年，在他们还没有电脑时，写下了准确的预言歌曲“Computer World”：“国际警察组织和德国国家银行，FBI和伦敦警察厅，生意、数字、钱、人民，电脑世界；国际警察组织和德国国家银行，FBI和伦敦警察厅，犯罪、旅行、通讯、娱乐，电脑世界。”

全场两个小时，台上台下基本没有交流，仅在演出结束时，Ralf Hütter对观众说了一句晚安。幕布拉住后，观众“安可”（意为要求再唱）了近10分钟，乐队没有返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