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恰法师的收藏
十几年前我的初次新加坡之行发现了榴莲。十几年后再访新加坡我发现了坐落在薝葡院中的广恰纪念馆。广恰法师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而与之交往的文人僧人更是20世纪中国的一些重要的文化人。广恰极喜收藏，待人又仁慈厚道, 所以他的纪念馆里的陈列几乎囊括了整个现当代中国的书法历史。
广恰法师（１９００－１９９４）年轻的时候曾追随于弘一大师的身旁，对弘一无比忠诚。在他的收藏中有两份血书，尤其触目惊心。两份都是弘一的笔迹, 用的却是广恰自己的指血。一份是广恰亡母讳辰，弘一大师替她写的经；另一份是弘一大师自己病入膏肓时广恰每日为他念经, 并发誓要刺血写经。据说广恰为了稀释血液，几个月不吃盐, 以至于甲状腺肿大，忍受了很大的痛苦。有专家告知，血书的字迹是会慢慢消退的，现在看起来已经很淡了，不久的将来大概就会完全消失。所以能见到就是缘分。
因为弘一的因缘，广恰收藏最多的是弘一大师及其学生丰子恺的书画。弘一大师的墨迹以书法为多，有数十幅之多，其笔法之清丽与超凡脱俗自然不用多说。但是我最喜欢的是李叔同第一张炭笔画。画的是一个男扮女装的西洋女子的头像。不知是不是李叔同曾经扮演过的茶花女。这女子眉目之间充满了悲天悯人的神态，充分体现了他多情善感的气质，甚至暗示了最终皈依佛门的命运。这幅炭笔画骤然将这个佛教气息非常浓郁的博物馆和外面的红尘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听人说广恰生前是识字不多的，写信读信等都要请人帮忙。但是这样一个寻常意义上的“粗人”却对文字艺术充满了敬仰和崇拜。他所藏的丰子恺墨迹很多是我们在印刷品上常见的丰子恺的漫画的原件，其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丰子恺的画以前只是觉得童趣盎然，画的是日常生活的场面，这里收藏的因为很多是特为广恰所作，所以尤其强调禅意。比如一幅画描写了一僧一俗，对谈寺外的景象，题记“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令人感到宁静而超远。但是这批丰子恺的收藏最珍贵的却是他与广恰之间的通信，大多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数量非常之多。广恰大概特别珍惜字纸，随便一张便条也不会丢弃，每收到一封丰子恺的来信更是细心收藏。这些信是上海新加坡的两地书，记录了两个人的友情，更体现了当时两地的经济差异。比如1962年一信的开端就感谢广恰法师寄来的包裹，内中物品一一标出，包括“面干，油，胡椒粉，牛奶，毛菇，青豆，睡衣”等等。另一封信感谢广恰寄来的围巾，并惊讶新加坡如此暖和的地方，居然能够买到御寒物品。几乎每一封信都会提到“收到港币若干元”，这是广恰对于丰子恺的馈赠，丰子恺也报以热情的回赠，那就是他自己的字画。其他提到的物品还有香烟、打火机、手表等等。在中国经济腾飞之后的今天，很难想象当时生活在类似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的人对于这些简单的生活用品的需求，但是那时能够有渠道得到海外寄来的物品的却是极少数的人，算得上特权阶层了。
从这些信里看得出广恰细心体贴及其入世的一面。叶圣陶在上世纪80年代为广恰写的字中特别提到这一点。除了这些名人之外，广恰还藏有徐悲鸿、吴昌硕、郁达夫的字画，其中徐悲鸿所绘的观音像虽然是毛笔画，造型却很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波提切利的名画《春天》。特别少见的是清末民初的奇女子吕碧城的题字“香光庄严”，我的见多识广的艺术家朋友都惊呼是第一次见到。
博物馆的建立听说还有一段奇遇。广恰圆寂之后一个与之过从甚密的僧人曾经试图窃为己有，被发现后反而引人找到了藏在密室中的宝物。后经文化界的名人干预才得以建立这个纪念馆。这个纪念馆坐落的芽龙地区是一个生活气息非常浓郁的老区，无论是地点还是建筑，这儿都貌不惊人，但是走进去却眼前一亮，不得不为之惊叹。那种感觉很可以与几周前探访古都西安的碑林相提并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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