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信刚：中国大学运作应摆脱官本位思想
在内地，问题相当大就在于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官僚体系，而大学又是整个更宏大的官僚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大陆不应该再让大学的运作以官本位的思想折射出来：哪个校长是正局级，哪个校长是副厅级，哪个校长是副部级……这种概念和大学基本的传授知识、启发思想，用真理作为成败标准的价值取向是相悖的。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香港
从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的职位上退休后，张信刚先生不再参与学校的任何事务，但仍租住在学校附近，他们夫妇都喜欢香港生活。家里布置雅致，客厅所挂书法是友人写的陶渊明《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书房摆放古琴一架，那是张太太周敏民女士的兴趣所在。
张信刚的祖父是中国早期西医，曾在济南开一家颇具规模的和平医院。抗战初期，张信刚的父亲在沈阳（南满）医科大学教书。1940年，张信刚在沈阳出生。那时祖父身体不太好，觉得照顾不来医院，一个电报就把儿子一家从沈阳召回济南。国共内战时，解放军围城济南。一个因胃下垂而濒危的病人被张信刚的父亲救活，心存感激。有一天，他说：“明天有一架飞机来济南运送物资，回程时飞机上有少许座位，虽有不少人订了位置，我还是掌握一些位子，你家里有几口人？”张信刚父亲说：“六口。”他说：“六口人正好，你救我一条命，我就把六个位子让给你家里人。只有明天，我不知道下个礼拜能不能飞了，也不知道我还管不管得了事，所以，你今天晚上要做决定。”张信刚当时七岁半，只记得睡觉的时候，爸爸妈妈谈了一夜话。第二天仍旧上学，大概不到两堂课，家里人接张信刚回家，上了一辆吉普车，直奔飞机场。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张信刚去了上海外祖父家。随后，张信刚的父亲联系一个台北同学，知道台湾医学院需要懂日文的医生， 便先行到台湾探路。不久，张信刚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从上海去了台湾。那是1948年的秋天。
1958年，张信刚考入台湾大学土木工程系。1962年毕业，服一年兵役，随后通过留学考试，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奖学金。签证时，大使馆的华人雇员告诉他：“你这个情况不用申请了，一旦不给你签证，说你有移民倾向的话，那你走到哪里都要填表，都会问你有没有被美国拒绝过签证。你父母在埃塞俄比亚，为什么不去那里想想办法呢？”张信刚的父亲在台湾大学任教期间，曾到美国学习心脏外科手术三年，成为台湾本土第一个开心脏外科手术的医生，后来感觉顶头上司刻意压制他，便申请去美国移民。当时美国移民条件非常苛刻，张信刚的父亲在等待过程中，便先应聘到世界卫生组织在埃塞俄比亚办的医学院担任外科主任。1963年，张信刚利用暑假赴埃塞俄比亚探亲，到达探亲地后又去办赴美签证。他回忆：“一路上去了香港、曼谷、贝鲁特、埃塞俄比亚，又去了雅典、罗马、苏黎世、巴黎、纽约，再从纽约去加州斯坦福大学。别人是从台湾向东走，到美国西岸。我是从台湾向西走，转一圈越过大西洋到美国东岸，再跨过陆地，到美国西岸。我这是‘曲线留学’。”
在斯坦福大学，张信刚攻读结构工程硕士学位，这是受任结构工程师的舅舅影响。那时美国移民局规定，拿到学位的留学生可以有18个月的实习时间。实习期间，张信刚发现相对他的个性而言，结构工程师的工作太枯燥。张信刚又考到西北大学奖学金，到芝加哥念流体力学博士。一年多后，张信刚的导师转为研究生物医学工程里的“人工肺”，需要一些学生跟他转专业。恰巧父母都是医生，张信刚就参加了导师的工作，成为西北大学最早的生物医学工程博士之一。
1968年圣诞节，张信刚完成博士论文，并通过口试。1969年1月，张信刚到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吴大猷是当时纽约州立大学物理系的资深教授，大家每月一次聚会，谈天说地，使张信刚印象深刻，觉得那是思想碰撞的理想场所。
在北美，张信刚发表科学论文逾百篇，编撰研究专论两部，并取得了一项专利注册。1988年获选为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学学会主席，并成为美国医学及生物工程学学会的创会院士。因为张信刚的急救发明—胸外高频压缩法，英国皇家工程学院授予他外籍院士的荣誉。张信刚在香港科技大学做过工学院院长，后出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兼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1996年，张信刚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从此放弃科研工作。
1997年夏秋之交，张信刚应香港电台之邀，在普通话台主持每周一小时的节目，取名“张信刚随想曲”。对一个“百业待举”的大学校长而言，这份业余工作并不轻松，睡觉成为奢侈。张信刚曾邀请十几位文化学者对谈，余下独白。一年后，这个节目集成《大学之修养—张信刚人文随想》一书。张信刚常常对子女说：“我好像转了好几次本行，但做什么事情还是要有点毅力和恒心。”
1998年10月，张信刚开始在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官邸举行每月一次的“城市文化沙龙”，持续10年，共计85次。沙龙的主持人是张信刚，负责后勤照顾客人的是太太周敏民，主讲者有郑培凯、张隆溪、白先勇、汤一介、张灏、叶嘉莹、李欧梵、杨澜、汪明荃等各行业文化名流，还有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
张信刚回忆：“‘沙龙’这个词我是在台湾学到的，欧洲小说特别是法国小说里，有很多文化人搞沙龙，比如说，肖邦的情人，笔名叫乔治•桑的伯爵夫人，就喜欢找一批人在她家里谈文学、谈音乐。1998年，张隆溪、郑培凯两位被我聘请来了，我们‘三剑客’一谈，他们很赞成，我就办起文化沙龙来了。‘沙龙’只不过是一个从欧洲进口的时髦名词。你看，汉朝的党锢之争，知识分子喜欢成群聊天，这不是沙龙吗？到了魏晋南北朝，谈玄学就更不在话下了。宋朝书院的形成，像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其实就是中国传统士人交流的地方。现在到了21世纪，我们借了‘沙龙’这个名词，因为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格局和他们也差不多，都有个客厅。其实知识分子最大的快乐就是知识和思想的交流。”
1996年至2007年，张信刚担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赢得“文化校长”之誉。退休之后，张信刚应邀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讲授的并非他原来研究的生物医学工程，而是人文素质课程。
“中国人的命运是要看中国大陆的表现”
时代周报：1990年，你为什么从美国来到香港工作？
张信刚：我年轻时参加过保钓运动，认识了一些人。1989年，大家对中国的前途展开大辩论，香港出现大批移民潮。港英政府做了一个政策：加速开办计划中的香港科技大学，请在海外已经有一定成就的华人知识分子作为建设队伍的基本来源。校长吴家玮教授跟我认识，我在西北大学当博士生的时候，他在那里做博士后。他找了我和我太太，我是工学院的创院院长，我太太是图书馆的创馆馆长。换句话说，她一本书也没有，一间阅览室也没有，就当了图书馆馆长；我则是一个教员也没有，一间实验室也没有，就当了院长。她本来在加州理工学院图书馆当常务副馆长，我在南加州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当系主任，同时是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的会长。连我父母都有些惊讶：“你们俩怎么就这样决定回去了？”这个问题不少人问过我。我相信跟我素来的中国情怀有关系，我相信中国人的命运是要看中国大陆的表现，看所有华人的命运，甚至包括非华籍的。对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中国造成的祸害，我感受还是比较强的，我知道香港就曾经是这么一个地方。别的不说，我在台湾长大的时候，每周要背孙中山的遗嘱，其中两句话就是“余最近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所以，我对中国收回香港十分支持。别人往外走，我们这些人往香港走。各人有不同的具体原因和心路历程，可是总的一点，就是希望看到中国进步。香港在那个时候，包括现在和可见的未来，都是中国最具有现代化精神、时代精神、最有经济实力的一个地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在香港参加工作，间接上已经证明我们对内地也发挥了一些作用。
时代周报：你有“文化校长”之称，为什么在一个理工商业为主的大学里，提倡中国文化课程？
张信刚：人还是逃不过父母的影响，很多人自以为反叛父母，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受父母影响，这是人的命运。我高中毕业时，父母是希望我做医生的，除了我爷爷是医生以外，我母亲有两个妹妹也是医生，我姑姑叔叔里也有医生。我念博士的时候，导师有七八个博士生，他拿到了美国卫生总署的一笔研究金，要做关于人工心肺机的研究。我是头两个报名参加的，因为我一下就对它感兴趣了。那一定是我父母在我脑子里潜在的影响。我父亲还有个特点，我现在的表现跟他很像。他在台湾大学做外科教授，到我们家来聊天的很多教授都是学文的，我父亲对历史、地理、民族学、语言学都有兴趣，也读过许多中文和日文的材料。我从23岁开始，去过非洲、中东、欧洲，我对国际关系、历史文化一直有兴趣。我深深感觉到，一个真正在社会上有足够判断力的人士，如果能掌握包括理科、工科、商科、法科等专业技能，就会变成有灵魂的人，我很得益于此。我很愿意我的学生也有机会得到这种教育。
时代周报：这十几年城市大学的排名一直上升，办好大学有没有什么重要的经验？
张信刚：对排名，不要太自满，排名本身不是那么靠得住的,排名是一种参考。城大的排名一直往上走，这和我了解到的客观实际是相符合的。客观说一句，不管谁，如果在城大升格为大学的第二年就来做校长，只要他不是搞得怨声载道，不是捅出大娄子，城市大学都应该是往上走的。我愿意相信，我当校长的11年，对城市大学的发展肯定是起了作用的。这点我也不用假谦虚。至于起了多大的作用，或者是不是起了应该有的作用，那应该是别人说的。
“学术造假是天下第一宗罪”
时代周报：你了解内地大学吗？在香港做了11年的大学校长，怎么看中国大学的发展？
张信刚：据我知道，1949年，全中国只有600个研究生。早上看报纸说，2009年考研，计划有54万多的研究生，其中47万是硕士生，其余是博士生。据说1949年之前，每一万个18岁-22岁的人之中才有一个大学生，也就是所谓的万分之一。1977年重新恢复高考，把老三届的人大都消化了。1979年开始是年纪轻的、18岁左右的人上大学，那时候是一百个人里有一个大学生或是大专生，能够读高等院校的还是天之骄子。百分之一相比万分之一，进步一百倍了。2009年，据我知道的数字，一百个人里就有23个大学（大专）生，差不多4个人里就有1个。这个飞跃是令人目瞪口呆的。中间产生的问题以及所忽略的质量问题必然存在。假如不承认问题的存在就不够科学。
中国泱泱大国，几千年的文化，到了清末民初，之所以整个力量发挥得如此微弱，就是因为人的素质不够。人的素质如果能够提高，首先要识字，要掌握现代知识。从这个角度看，大学数量尽管高速膨胀，但只要能巩固，绝对是好事。但如果大学统治变成官僚管理—将来培养出来的人是适得其反还是仍然有用，我就不敢说了。
在香港,校长治校的时候比较少干扰。香港政府的大学资助委员会负责拨款和统筹全局，但具体事情干扰得很少，尤其没有官僚主义作风。在内地，问题相当大就在于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官僚体系，而大学又是整个更宏大的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我在埃及待过，埃及也是这样的，埃及的开罗大学要比其他大学高一层，开罗大学的校长是直接向总理报告的，其他大学的校长是向教育部报告的。越南也是，越南有两个大学，胡志明大学和河内大学是直接向总理报告的，别的校长向教育部报告。印度也是，印度有几间特别好的科技学院是不属于大学资助委员会管理的。中国大陆不应该再让大学的运作以官本位的思想折射出来：哪个校长是正局级，哪个校长是副厅级，哪个校长是副部级……这种概念和大学基本的传授知识、启发思想，用真理作为成败标准的价值取向是相悖的。我希望这种现象能够尽快地改过来。
时代周报：这几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你有没有提交过关于教育问题的提案？
张信刚：我参与讨论过，但我是港澳特邀组的。港澳特邀组的特点是，香港人和香港人坐在一起讨论。但也不是没有谏言。有一年我提出，硕士从三年改到两年就够了，用不着强制每个人要三年。当然如果哪个科目特别难，学生、老师觉得过不了关，念三年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用规定必须要念三年。有一次我被问到学术造假的问题，学术造假是明明没有这个数据，就去造点假数据，或者明明没有做这个实验，编一个实验去博取别人的信任。这种道德的沉沦，比商人造假酒的危害更大。所以说，学术造假是天下第一宗罪。
“我内心真正的价值观是五四的价值观”
时代周报：你既做学术研究，又做行政工作，人生当中有没有一种贯通的东西？
张信刚：应该有一些。我常常在脑际一闪而过，觉得这个和那个是连着的。，边缘科学的好处就在这里。很多人生的经历、不同的参与都有举一反三的感觉。到土耳其我就看到清朝，到缅甸我就看到国民党。再看我们中国，我现在越来越了解中国农村。在农村里面，真正起到作用的，是家族的名誉和利益。现在很多致力复兴中华文化的人最为赞赏的，是中华民族的家庭观念。孩子很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爸爸的事我不管。中国人、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吉布提人、伊拉克人，往往还是以宗亲组织作为效忠对象、依附对象、安全感的来源。这个跟我在欧洲、加拿大、美国看到的截然不同。今天的法国、美国和加拿大，是个人主义的社会，社会的最小基本单元是一个家庭—父亲、母亲、小孩，小孩数目也不多，两个到三个，或者一个甚至没有。因此，就是在家庭，个人地位也非常突出。子女不能去干预父母的事情，子女要念什么书，父母可以建议但子女不一定会听。不像我在内地的亲戚，把子女从五岁到就业的路线图都画出来了。子女也因此觉得这是父母对他们的爱，他们对父母也有责任感。
今天，中国要现代化，一方面大力提倡中国文化的复兴，希望人家学习我们的文化；一方面又不知道如何处理或者很尴尬地对待“五四”精神。当下很多人提倡三岁小孩要读经，从知识层面讲无可厚非，但是从建设法治社会的概念讲，我觉得这跟“五四”精神好像是相反的。
时代周报：中国要走向科学、民主、自由，大学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才培养和思想发散的地方。从你多年的亲身体会来观察，如何协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
张信刚：很多人因为我对中国文化有一定认识、有一种感情，也有很多人因为我大力推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成立，就把我归为弘扬儒家的一类。诚然，行为上我不可能不受儒家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在台湾，都要念四书，都要一段一段背诵的。我现在讲话、写东西，脑子里第一个闪出的往往还是孔子的话。可是，我内心真正的价值观是“五四”的价值观。中国两百年积弱的过程，要想在五六十年内一雪前耻，大概做不到。我只希望将来是好的东西留下来，坏的东西清刷掉，而不是相反。人类历史存在周期现象。像中国道家所说，物极必反。振兴中华应该可为的，这是我的信念，不是科学证据。
时代周报：你游走世界各地的文明，认为未来中国文化应如何在全球化的过程寻找自己的价值？
张信刚：欧美人独霸世界，控制全球这么多资源，造成很多环保问题，要负很大责任。但是，他们也再不能像19世纪那样独霸全球：一个英国米字旗可以全世界插，这是不复存在的。这个情况下，我倒觉得中国说不靠占人家便宜发展，应该是唯一的道路。能不能走得好，不知道。这发展的动力要靠什么样的东西，我认为应该是一种精神的价值驱动。
我不是一个有特别洞察力的知识分子。但是我觉得要承认两件事情：第一，种族主义。我们中国人是不是真的不以肤色看待黑种人？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好，一般民间老百姓也好，媒体人也好，甚至官员也好，心底要问问：是不是有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胸怀？有没有一种现在欧美许多知识分子都能达到的、不以人的肤色定优劣而以个人表现定优劣的心态？中国人需要自省。第二，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企业家也应该逐渐以热心慈善事业的心态和姿态走出去。中国作为经济体是越来越大了，但是如果真要做到富而强、强而盛的话，还需要社会上的很多力量，政府、公司、个人都要参与到世界上去，为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投入才智与财力，这样才能真正创造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中国人的新文化。用流行的话说，赢得中国的软实力。这可不是只靠几部宣传片、只靠官员们在台上几通演讲就能得到的。
（实习生何苑薇对本文亦有贡献）
《尼罗河畔随想》
张信刚 著
三联书店
2007年4月版
307页，28元
《大学之修养:张信刚人文随想》
张信刚 著
三联书店
2001年7月版
490页，2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