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议题]众创忌众炒

中国股市一直饱受争议，股民的素质有时也不那么令人放心。认为炒股不利于创业的观点，的确是有其符合事实的一面。

最近，著名政治学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指出，“在中国活跃的企业家，基本是两拨经济分权的产物，一是上世纪80年代个体户起家，一是1992年南巡后下海起家，但他们的年龄现在差不多60岁，普遍没有投资热情，富二代接班又没跟上。这种情况下，怎么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主要靠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就像80年代、90年代分权一样，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分权，来培养新的企业家，解决改革动力的问题。……现在的众创变成众炒，就是监管没有做好。本来开放的目标是为了鼓励实体经济发展，因为没有监管体制，反而从实体经济吸引很多钱进入到投机领域，实体经济受重创、实体经济金融化、实体经济虚拟化”。

郑永年教授的观点，是中国社会越来越主流化的一个观点。中国股市一直饱受争议，股民的素质有时也不那么令人放心。认为炒股不利于创业的观点，的确是有其符合事实的一面。然而，另一方面，股市中贪婪与恐惧心理的蔓延，恐怕没有谁比股民更了解自己了。真诚面对自己人性中缺失的一面，是每个创业者成长的重要一步。结合制度经济学层面的真知识，对股市的适度参与有利于我们加深对经济和公共决策、大众心理的跨学科以及多维度的感性认识，进而理解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种组织的运行机制。这些都是有利于创业的。但前提是，“股市有风险，投资需建设”，千万不要做出超出自己承受力的事情。


【头条】

股市历练，让创业者更富韧性

时代周报评论员 沈阳

炒股是否有利于创业？不同的人会得出很不一样的结论。如果从历史中的大人物和股市的关系来回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出不同案例，例如美国小说大师马克·吐温屡炒屡输、牛顿炒股巨亏且叹言“算不准人类的疯狂”（“我能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的疯狂”）、凯恩斯炒股炒出一番理论（“股票市场的人们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是根据他人的行为来做出决定的，所以这是空中楼阁”）、丘吉尔炒股巨亏50万英镑。

或许上述案例并不能直接证明当代中国人炒股是否有利于创业。但实际上，无论中国股市是正面评价多，还是负面评价多，只要我们在股市中不要做出过于出格之事（例如卖掉房子炒股，以借贷等方式筹集资金炒股），或者将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股市以至于失去这些资金无法正常生活，即便炒股失败，问题不至于大到哪里去。相反，股市中的失败经历，有利于人生的长远发展。

股市有利于投资者明白人性

中国学者最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对此，不同流派形成了很多截然不同的观点。对很多人来说，之所以接受这个流派的观点，很有可能是脱离生活进行了先入为主的判断，进而选择现实生活中有利于证明特定人性观的案例来判断思想性的是非。

股市的激荡更容易让性善论破产。牛顿就是证明。1711年，为了开发南美东部海岸，有着英国政府背景的英国南海公司成立，并于1720年1月发行了最早的一批股票。人们看好这家国有公司。在利好下，牛顿一举投入约7000英镑，并在两个月翻番。到了7月，股票几乎增值了8倍。此时牛顿决定加大投入。由于英国国会通过了“反泡沫公司法”，南海股票一落千丈。这位曾任年薪2000英镑的英格兰皇家造币厂厂长的大科学家，竟然亏了2万英镑。为此，牛顿自嘲“我能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的疯狂”。

著有《动机与人格》等一系列心理学著作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类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这五个需求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在自我实现需求之后，还有自我超越需求（也即终极意义上的需要）。一个人只要关注最高层次的需求，就会合理地相对忽视较低层次的需求。通俗地说，假如一个人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在缺乏信仰的情况下，人的意识感就会几乎全被饥饿所占据。

心理学中的“守财奴心态”（金钱数字心态），更能证明人性的这个特点。当财富几何级数递增的心态倍增时，人的贪婪心会空前强大。面对牛市中自身财富的飞速发展，犹如吸毒上瘾，“欲壑难填”。此时金钱已经失去了货币价值，只剩下占有的满足感和盘算数额时的快感，以至于不愿意离开股市。这种心理机制，是无数散户后来财富灰飞烟灭的基本成因。

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在财富对人性的某种腐蚀力方面，必须有清楚的认识。无论是面对员工还是面对合作伙伴，或者面对自己，他都不应该有那种人性善的天真思路。而只有在对金钱的“偶像崇拜”被彻底摧毁之后，他对金钱的占有才能纳入到托克维尔所说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的机制中去。这样，日后在激烈的商业争战中，他能成功地面对自己的缺陷。正是这种对自身的成功面对，有利于他超越自我的局限性，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只有这样，他的情感才能做到充满火热的爱，意志做到足够坚韧不拔，理性做到足够强大。相反，那些一开始就认为人性多么善良的人，进入市场，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很容易被合作伙伴欺骗。

炒股有利于正确认识组织机制

与“有限的理性经济人”看法一致的是人性动态演变论。美国立宪时期建国创始人们有个经典的说法：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当外在环境好的情况下，人的天使的属性就容易发挥出来；当外在环境对人性充满试探之时，人的魔鬼的属性就展现出来了。在总结民主法治缺失导致重大的决策失误之经验教训之时，邓小平指出，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好。这一观点，可谓是当代中国人性“动态论”的代表。

这么叙述，旨在指出，创业者同时作为自己公司的开拓者，他理性做到自己所开创的公司的优秀的立法者。他承认自身理性是值得发扬的，又明白无论如何理性仍然是有限的。这样，他在自身公司制度的设计方面，股市中所学习到的那些关于人性和组织形态的正确看法，有利于他一套符合充满发挥每个员工的能力并在合作体系中弥补这位员工局限的运行机制。

与一般小本买卖很不一样的是，在中国炒股，鉴于股市自身的“政策市”或者“政治市”的属性，越是与上市公司的实际业绩不一样，股民越要具备对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大局的追踪和分析能力。实际上，单纯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说，对经济大局预测的难度，要远远高于公司业绩预测的难度。这实际上是逼迫股民成为一个优秀的制度经济分析师。

成为优秀的制度经济分析师，只是一个可能。如果人性理解仍然是极端性善论的，或者始终都是赌徒思维，那么即便经历多次的股票失败，也很难转变为一个优秀的创业者。

平常心面对炒股失败

郑永年的担心有其道理，国家层面基于实体经济如何健康发展的反思，关于金融安全保障的反思，当然很重要。但另一方面，由于今天中国所走的整体是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社会在一些微观层面的问题之中有其对错误的修复能力，因而可以说郑永年夸大了股灾所带来的影响。或者换而言之，中国社会有问题，根源不在于股市有问题，那么简单地从股市来分析社会问题，至少不全面，而是应该从整体性的变迁来探讨相关问题及其话题。

这次股灾中所牺牲的股民，基本上就是郑永年所说的“赌性”太强之人。他们的出局，在很大层面上有利于让这些出局者看清自己的人性，在深刻的股市参与中知道这个国家的运行特点，进而采取合适的机制来确定其未来的人生道路。至于有些一蹶不振者，实际上，根据他们的性格特点，如果不是在这次股灾中走向挫败，若其性格不改，仍然会在其他场合遭遇其他形式的挫折。我们没有必要夸大一代企业家会因此而消失的可能性。

在这方面，正如经济学家许小年所说：宏观经济和企业家没什么关系；如果企业家创业指望大环境好转才能让自己有创业机会，无异于让自己成为了“靠天吃饭”的传统农民。

我们讨论炒股有利于促进我们对人性的正确认识（形成“有限理性的经济人”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形成对组织运行机制的正确认识，甚而有利于我们正确分析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之未来，这些都是“理论”层面的“有利于”。

当前散户们由于受教育有限，其思维方式整体是碎片化的，很少展开从人性到经济、到政治、到行政学和企业管理学的跨学科思维。换而言之，因为缺乏通识教育所期待的系统整合能力，很少有股民能从股市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更多的人是在遭受某些亏损之后，决意离开股市，在生活中做个平凡人；当然这也挺好。

我们乐于看到年轻人的成长。我们相信，没有几个年轻人会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投入到股市中去。一个80后、90后的孩子，即便他们把自己全部的积蓄都投入到股市中去，以至于极端地说血本无归，因为“年轻就是资本”，惨痛教训仍是他们人生阶段一笔宝贵的财富。

一个经过正确反思的个体，只要走在了适合其专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难顺风顺水。当然这里有其要求，那就是不要贪婪，对自己有过高期待。但这本身就是成功反思的必然结果。

有一篇最近一再在微信朋友圈中转发的文章《股票市场不是年轻人应该去的地方》。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李晓鹏以自己的教训指出，“不管是生产性还是破坏性要素，你总得占有一样。如果你一样都不占有，纯粹就是去赌钱玩，那么最后一定是得到一个平局：一会儿输钱，一会儿赢钱，最后不输不赢”。我相信专业学者痛定思痛后的决断。然而，人生的教训常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需要一代代人去体会。

关于炒股的底线，答案永远是相对清晰的，那就是不要借钱炒股、不要挪用公款炒股。此外，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80后，应该基于家庭本位来判断炒股的可行性。提到这种可行性，并非“创业”就一定比炒股神圣。只能基于个体处境来理性算计、权衡分析。至于鸡蛋是否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理性的知识足以判断的。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能够相对理性。关键不在于明智程度，而在于是否在正确的价值观下合理地反思。

【另一面】

赌徒与企业家，别样的冒险

丁咚

有人说，中国有很多富人，但成功的企业家却很少。这是因为，在中国，不少人通过投机的方式而不必劳心费力经营企业，就能获取庞大财富。投机有很多种，包括依靠官场关系和政府庇护，在某些行业取得垄断地位，赚取利润，或者在赌场、股市豪赌，一夜暴富。

将中国股市和赌博相提并论，就是由于它们的高度相似性。赌博的胜负是不规则的，存在很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支撑赌博者心理的是急功近利占有财富的贪婪和以较少投入获取较多财富，甚至不劳而获的投机与侥幸心理。而中国股市也是没有规律可循的。

亲身参与中国股市者有深刻体验。举个典型的例子，当股市整体呈上涨趋势时，中石油、中石化、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国字号的股票却下跌；当股市大盘看跌时，这些股票则往往逆势上涨。一些股票可能连续成倍上涨；另一些股票却连续开盘就跌停。这些状况在成熟的股市中可能只会极个别发生，但在中国股市却成了一种“规律性”现象。它们凸显了中国股市大量存在人为操纵因素，使其失去了投资的价值，而变成对炒股者拥有权力和社会资源的检验，或者纯然取决于参与者的运气。

之所以认为“炒股不利于创业”，基于并特指中国股市和在中国环境下的炒股者。人们难以相信一个赌徒能够创业，能够顺利经营企业，并取得创业的成功。不依靠特殊的时代条件（比如在中国市场经济发育初期，一些钻法律和市场漏洞而成长的企业）或者政府背景，而是自身努力实现创业成功的必备条件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法治环境、企业家个人素质与能力。

所谓企业家个人素质和能力，也可称为企业家精神。研究者指出，企业家精神包含了八个方面要素。即创新、冒险、合作、敬业、学习、执着、诚信、服务。从这八个方面亦可看出，成为或者成就一个企业家是多么不容易。

约瑟夫·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企业家才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企业家所从事的工作是“创造性破坏”。他固然是以挖掘潜在利润为直接目的，但不一定出自个人发财致富的欲望。他指出，企业家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或投机者不同，个人致富充其量仅是他部分目的，而最突出的动机来自于“个人实现”的心理，即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还认为，只有企业家实现创新，“创造性地破坏”经济循环的惯行轨道，推动经济结构从内部进行革命性的破坏，才有经济发展。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是支持和创造经济发展的主体。

中国企业家马云也在一次演讲中说过，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是人，是企业家精神。只有发挥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发展起来。正是企业家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和当下中国的市场经济繁荣。

赌徒和中国的炒股者在与企业家相比，都具备某些特点。比如冒险、敬业、学习、执着，就像企业家一样，真正的赌徒和炒股者也是有这些精神的，但他们的目的显然不同。后者的冒险、敬业、学习、执着，只是为了获得“非分”的财富，而前者则是为了创建一个成功的企业，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为社会创造财富，为他人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

换言之，创业对他人、对社会乃至人类发展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和价值，而赌徒和中国炒股者可不是为了“个人实现”这么高级的需求，而仅仅是满足对金钱的贪欲，除了能在“赌海”畅游，收获或失去财富外，对他人、社会以及人类发展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也不会促进市场经济，而只会带来负面影响。

炒股不利于创业，首先就因为它鼓励不劳而获，而不是通过“创造性的破坏”推动经济发展。熊彼特揭示了企业家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所谓的创造性破坏是指破除旧的生产方式，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促进经济结构不断从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创业需要的正是企业家精神，它要求“破坏性的创造”，而不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

炒股不利于创业，其次是因为它凭借的是赌徒式冒险与投机，而不是通过实干实现梦想。熊彼特认为企业家进行创新首先就要进行观念更新，并具备预测能力、组织能力、说服能力，而炒股所需要的仅仅是预测能力以及冒险和投机，对组织能力、说服能力以及观念更新的素质则并无要求。创业是创业者综合运用自身素质和能力，进行组织、创造和说服的过程。单靠预测能力和冒险精神显然无法做到。

炒股不利于创业，还因为他们的目标有交集但更重要的是区别。炒股者的目标是通过股市投机，实现个人财富的增长，除此之外对社会和他人没有贡献。但创业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也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和价值，为他人提供产品服务、就业机会和福利增长的过程。创业者通过自己的劳动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人类社会具有长远的意义。而炒股的功能和意义显然“单一”得多。

最后，从个人角度来看，炒股的危害显然也比创业可能带来的危害大得多。炒股就好似吸食精神鸦片，即使从中收益不菲，也无法像创业那样带来个人价值上的满足感、愉悦感，也无法受到他人真正的尊重。

人们会认为，从股市赚来的钱，和赌徒从赌场得来的钱没什么两样，不值得夸耀。但一旦炒股导致个人破产，极易产生精神幻灭和极端的结果。今年以来已有多起因炒股失利寻求短见的事例发生。

一言以蔽之，炒股者本身既缺少创业者的相关素质和能力，在炒股的过程中也无法获得它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炒股不利于创业，更不能促进创业。

（作者系国际政治观察家，媒体评论员）

【域外】

美国股民的“戒赌”良方

宋金波

过去一年，“股事”之热，几乎“有井水处”无不“谈股论金”。中国特色的股市，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股民文化，其中极端者，用“股疯”形容，并不为过。

“股疯”之病，病在“好赌”。股市本不应是赌场，投资者若把股市当赌场，股市就会把投资者的赌徒心态无限放大，让股市投资的一面黯淡，投机的一面疯长。

毋庸讳言，任何国家的股市都有投机的基因，股民都多少有赌徒的冲动，但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不会让“股疯”文化恣意生长。以美国股民为例，美国股民曾经是世界上最早的“股市赌徒”，但如今的美国股民，从整体上说，大涨不见喜极忘形，大跌难得如丧考妣，已经是戒除“股市赌瘾”的模范股民。

美国股民“戒赌”的药方有哪些？换句话说，美国股民对“股市赌瘾”的免疫力如何炼成？

药方一:“多吃苦，少加糖”

“多吃苦”，即痛苦记忆多。美国金融市场历史悠久，美国股民经受“股灾”洗礼的次数，也非其他国家股民可比。早在大部分国家尚不知股票为何物的19世纪，美国股民已经多次受灾。当然，后来最为知名的，是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直至“二战”后，美国还经历了多次“股灾”，其中包括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这次“股灾”中，许多百万富翁一夜之间沦为贫民，数以千计的人精神崩溃，跳楼自杀。

直到今天，在股市平稳时期，美国股市一只股票从几十美元跌到几美元的例子也不鲜见。这背后，也是财富灰飞烟灭的悲剧。

股市中，流传着一个“猩猩吃香蕉”的典故，用以表明惨痛的教训让股民尽量减少“错误”选择，哪怕这个选择其实是“对”的。很多人认为股民是“记吃不记打”的，但美国股民显然不是这样。如果说股市中，尚有除了制度建设以外的正面“文化”因素，那么多次经历惨痛“股灾”教育的美国股民，是“很有文化”的。比如在1837年大恐慌之后的两次“股灾”中，美国投资者就比欧洲同行们经受了更小的损失。无他，他们更为谨慎了。这种谨慎成为“获得性遗传”，深深植入美国股民文化，对冲了股民们与生俱来的赌徒心态。它虽不能避免“股灾”的到来，却能减少“股灾”带来的损失。

所谓“少加糖”，就是降低股市投机者暴富的“财富效应”。当一个人发现身边的股市投机分子能轻易发大财，仅仅是攀比之心，也足以让他孤注一掷。

美国股市不是没有财富效应，甚至有一些极端成功的案例。2014年，美国媒体报道，纽约17岁高中生穆罕默德利用午饭时间炒股赚取7200万美元，得诨名“华尔街狼崽”。但是，这样的“正能量”范例实在太少。对大部分美国投资者来说，靠“炒股”发财，是一种奢望。

因为谁都知道股市带有投机性质，在美国，“全职炒股”就算有机会成功，也是极大的冒险。但凡有一个更稳定更有前途的工作，必不至于做此选择。偶尔有人这么做，甚至会被身边亲友视为精神受到刺激，恐怕比在中国被称为“股疯”更难堪得多。有好工作不炒股，没好工作呢？更不会—他们甚至连进入股市的闲钱都筹不到几枚。

药方二:“正气丸”

“把股市当赌场”的一个特征是小道消息满天飞，当然，一定有许多“成功案例”，才让普通股民趋之若鹜，不惜赌上大笔财产。“小道消息炒股”的实质，是监管不严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在一个成熟的股票市场，这种“消息”既少，也几乎不能指望它能帮助股民发财致富。

美国股市是目前世界上监管得最好的股市。股市交易的公平、透明，是监管部门最看重的目标。历史上，美国也不是没有内幕交易，以及靠“小道消息”赚钱的先例，好莱坞取材于此的片子也不少，只不过，这些“老鼠仓”死起来也非常难看。如2004年前后，美国发生了数起不法证券交易案，都涉及内线交易。安然公司是其中最大的一桩案件。

美国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方面有严格的规定。任何内部人员都不得透露信息。公司每个季度的盈利报告，有关会计师和审计师做完报告，不得与外界接触，报告公布后，方可获得“自由”。即使是当事公司总裁，在报告未出炉前，也不能提前看到报告。所以，在美国，小道消息要么必然成为股市监管机构和司法部门严厉打击的对象，要么是“毒不死人的老鼠药”—假冒伪劣消息。

没有小道消息，炒股更多看基本面，个人的“才智”、“神通”就退居次席。那么，既然没有额外收益，看报表这些既麻烦又枯燥的活，干吗不交给专业人士呢？

美国股民正是这么干的。

药方三：“纠偏食”

所谓“偏食”，是指投资大忌，“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表面看来，美国股民占比不少，2014年美国官方数据显示，投资股市的人数比例占美国成年人口的48.8% （比前几年略有下降），而美国家庭财产中股票的配置占比达到33.1%，远高于同样为发达经济体的日本和欧洲。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如前所述，既然不靠消息炒股，美国家庭投资股市，大部分就选择了间接性投资，买的是共同基金。美国的基金平均收益率既高，安全性也远胜于个人持股。美国股票市场约2/3的资金在基金手里，只有13.8%的美国家庭拥有个股，这一数据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的2007年是18%；根据美国兽医协会的统计，有30%的美国家庭拥有宠物猫。

美国投资者的投资渠道非常丰富。根据2014年的数据，美国家庭除了33.1%的股市投资，还有保险和养老金储备，占比达32.6%，现金和存款约占13.5%，债券占4.8%，投资信托占13%，剩余3%流向了其他类别资产。在股市投资这一大项中，又有丰富的多种选项，可以满足不同收益需求、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这就大大降低了股民直接入市搏杀的吸引力，或者说，降低了“赌性”。

文化深受制度影响，又不完全等同于制度。不过，中国股民的“赌性”，尽管受诸多因素影响，包括一些根深蒂固的习俗与传统，从根本上来说，在现代性十足的金融市场，决定股民行为模式的，仍旧是制度建设与监管。与历史相对悠久的美国股市相比，新兴市场的股市制度不足，如同不成熟的股民文化一样，或许是一种依靠时间就可以治愈的“成长的烦恼”。只不过，制度建设需要决心与谦逊的态度推进，否则，迁延日久，“成长的烦恼”未必不会成为经年痼疾，甚至反噬制度躯体本身。

（作者系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