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耍猴人：“他们对猴子的感情是真实的”

“传统艺人靠耍猴生存，直接用道德指责他们，过于草率，耍猴人对猴子的感情是真实的。”

时代周报记者 艾文文 发自广州

“我会一直拍下去，看看在我的有生之年，社会有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在中国的前进步伐中，毕竟还有这样的人在这样生活着，不是一步可以迈过去的。”

说这话的人是马宏杰。这位出生于1963年、进厂当过工人，也在报社干过记者的摄影师，近期因两部“关注底层”纪实摄影作品备受瞩目。自去年7月，出版《西部招妻》之后，《最后的耍猴人》一书接踵而至。

在马宏杰的成长记忆中，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匮乏，让猴戏成为他童年中最为美好的回忆之一。而他也渐渐发现，1998年后，猴戏和耍猴人都渐渐离开了城市生活圈，转入了边缘地带。从2002年开始，他将镜头瞄准了耍猴人这一特殊群体，并一直持续至今。

在长达12年的跟拍中，开始的拍摄或许只是兴趣和好奇心使然，随着接触日益增多，马宏杰对猴戏和耍猴人的认识日渐深厚起来。去年，4名河南新野的耍猴人因赴黑龙江卖艺，被判“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一时间，舆论又将视线集中在耍猴人身上，抨击之声甚为激烈。马宏杰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向大众传声：“传统艺人靠耍猴生存，直接用道德指责他们，过于草率，耍猴人对猴子的感情是真实的。”

《读库》主编张立宪评价马宏杰称，大家往往认为拍摄弱者或穷人，都需拍成高尚的或者让人同情心酸的，“预设主题进行创作，这是一种可怕的习惯”，而马宏杰的可贵，正是在于超出了这种“政治正确”。

寻找耍猴人

时间回到12年前。马宏杰说，第一次寻找耍猴人的拍摄过程，并不轻松。

2001年6月的一天，他在洛阳街头拍摄，意外看到几个耍猴人在赶路，顿时产生了兴趣，追上询问后得知他们来自河南新野。随后，马宏杰与耍猴人戈洪兴约定秋天在新野相见。戈洪兴对此一口应承，“你来新野樊集乡冀湾村一问，就可以找到我”。

新野县是河南省南阳市的下辖县，位于豫鄂两省交界地带，是南襄盆地中心—国内有两个地方以耍猴闻名，一个是安徽阜阳的利辛县，另外一个就是新野。利辛现在已没有多少耍猴人了，而据新野县不完全统计，2002年也就是马宏杰开始拍摄耍猴人的那一年，新野县至少还有2000人外出耍猴卖艺。

2002年10月，马宏杰与一名摄影好友来到新野寻找戈洪兴，不想引起了当地村民的警惕和防范。多次碰壁之后，马宏杰终于问到了戈洪兴的家庭住址，兴冲冲找上门去，却吃了“闭门羹”。

一个年轻人告诉马宏杰：“戈洪兴是不会见你们的，他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刚才已经被你们吓跑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还是走吧。”

实际上，一进村里，马宏杰就发现了一些不同之处。村中好些房子的外墙上写着诸如“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远离毒品，远离艾滋病”等标语。马宏杰当时猜测，新野一带因较为贫穷，小伙子找不到媳妇，人贩子不时将外地女子骗到村中贩卖。村民或许是因担心有关部门暗查非法买卖人口，才分外谨慎。另外，养猴人因在家中饲养猴子，也常遭到有关部门的查处和罚款。马宏杰的以上推测，果然在日后得到了证实。

并不死心的马宏杰接着找到村支书家，又被村支书的妻子认作是推销照相机的推销员。

久等之后，马宏杰还是见到了村支书。为了不引起对方的警觉，马宏杰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只是拿出了当时河南省摄影家协会的会员证。村支书的妻子依然不停发问：“你们是过来卖啥东西的？”村支书一挥手：“人家是摄影家协会的，来拍耍猴，不是记者，也不是卖东西。”

最后，村支书给马宏杰介绍了当地的养猴场老板张云尧。

时年30多岁的张云尧，见过世面，说话谨慎有礼。和村里的大多数人一样，张云尧从爷爷那辈开始就是耍猴人，自己在1988年就跟随村里的耍猴人外出谋生。在村里办了一家猕猴养殖场后，张云尧不再外出卖艺，赚的反倒比之前多了。

正是在张云尧的帮助下，马宏杰得以进入江湖耍猴人的群体，陆续认识了杨林贵、黄爱青、张志忠等耍猴人，并开始拍摄他们的真实生活。此后的十余年间，马宏杰和这些手牵猴子走江湖的艺人结下了非同一般的感情。

一起 “扒火车”

走南闯北的耍猴人，外出都选择“扒火车”。

这是一项“铤而走险”的行为。所谓“扒火车”，主要是为了逃避铁路警察的监管，另外则是出于节省旅途成本的考虑。耍猴人需趁着天黑悄悄扒上开往各自目的地的火车。

新野的耍猴人“扒火车”，大多选择距离最近的湖北襄樊（襄阳）列车编组站。在裸露的车厢中，他们的饮食无非只有之前带上车的水和自家做的馒头。冬天，他们要忍受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冷，夏天则要抵抗四五十摄氏度的高温—短则三四天，长则一周。

除了要克服天气、饮食等一系列困难，耍猴人还要避免警察检查的风险。列车每到一站，为了躲避中途清车的警察，耍猴人都要躲在车厢中不出声，一旦被发现，等待他们的不是罚款，便是被驱赶下车。无论何种结局，都会为他们增添很多麻烦。“扒火车”的危险，耍猴人自己十分清楚。已有耍猴人在“扒火车”途中，付出过生命的代价。

马宏杰在听说了耍猴人“扒火车”的经历后，提出要与杨林贵等一班艺人“扒火车”。当时大多数人心里都不情愿。一是不相信马宏杰这个“城市人”能受得了这份苦；另外也是担心马宏杰会增加麻烦，反而成为负累。马宏杰多次劝说之后，才得到了杨林贵的准允。

正是这趟“扒火车”，让马宏杰真正走进了耍猴人的世界，也因此获取了他们的信任。

2002年10月30日，马宏杰至今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扒火车”的日子。

此前，原本打算同去的朋友为避免“扒火车”出现意外，临走前还是选择了放弃。马宏杰只好一人硬着头皮，开始了旅途冒险。为防万一，马宏杰甚至还购买了人身保险，“我后来才知道，扒车本身就是违反保险条例的，真要出了事，保险公司也根本不会赔付。”

当天下午4点左右，马宏杰随着耍猴人顺着路基爬上了铁路，并往编组站靠近。5时50分，天色渐暗。一辆货车减速进入襄阳列车编组站，马宏杰手忙脚乱地爬进了车厢。

车厢长13米、宽2.8米、高2米，里面堆放着大箱子，只有车厢的一头和铁架子可以坐人。由于是载重列车，开动时撞击声极其刺耳。头顶之上的2.7万伏高压线，在一米之内能将人吸附，人体在瞬间就会化作灰烬。为了躲避警察，他们在上车后很长时间内都不敢说话交谈。

火车行驶到丹江口六里坪火车站时，一名铁路职工发现了他们。无奈之下，马宏杰最终透露了记者身份，一行人得以过关，没有被赶下车。

“渴了就喝凉水，饿了就啃一个馒头。实在饿得不行，就利用临时停车的时间在编组站外的铁路旁生火做饭。几块石头支起锅来，点上捡来的柴火，清水里煮着挂面，再在碗里滴几滴香油，就算是改善了生活。”马宏杰回忆。

民俗或陋习？

就这样过了十多年。十多年里，耍猴人成了马宏杰的“亲人”。

“跟拍就是这样，逢年过节、放假期间，我都会去看看他们，拍几张照片。他们也会在有事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听我的意见。必要的时候，我也会跑一趟。”马宏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不过，也正是在这十多年里，马宏杰切身感受到了耍猴人这一群体以及耍猴这项民间艺术正在遭遇的“危机”—在动物保护日益严格的环境之下，耍猴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尴尬。

2014年7月18日，马宏杰接到新野猴戏协会会长张俊然的电话，得知在7月10日，新野的4个耍猴人在黑龙江牡丹江市街头耍猴时遭当地的森林公安拘留了，“有驯养许可证，但没有运输许可证。”张俊然希望马宏杰能找关系通融一下，把他们放了。

8月6日，马宏杰致电牡丹江市森林公安局负责此案的陶磊，在电话中向后者介绍了耍猴历史和新野的猴艺文化，希望对方加强对耍猴艺人的了解。次月，4名耍猴人还是被判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一只猴子也在公安局的扣押过程中死去。

这一事件牵动了动物保护人士、民俗保护者等各界人士的神经。耍猴卖艺到底是陋习还是文化遗产？争议颇大。

一方面，“新野猴戏”早在2008年1月就被南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南阳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9年6月12日，又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二批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隶属于“传统体育、游艺与竞技类”；另一方面，耍猴人是否真正爱护猴子也成为焦点之一。

这件事最终刺激了马宏杰完成《最后的耍猴人》一书。书中，一张女人给猴子喂奶的照片尤为让人意外。

马宏杰介绍说：“那是一家养猴人，专门做繁殖的。为了缩短猴子的繁殖期，就给猴子喂牛奶。小猴子跟小孩一样，你养几天，它就把你当母亲了。每次喂它的时候一看女人来了，就亲热得不得了，夜里就拱到她被窝里睡觉、吃奶。我听说这个事情之后，就等机会拍，去了好几次才拍到了那个镜头。猴子吃她的奶完全是种本能。”

马宏杰的这本《最后的耍猴人》，如今成了耍猴人群体的“珍宝”。“最近有一次，他们在福建地区耍猴，又被抓了。他们就拿出我的这本书，叫警察到网上搜索相关的信息，还真的就把他们给放了。”马宏杰的心情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