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故乡是丈量世界的标尺
刘震云为了写《一句顶一万句》，他开车去延津走了一圈，去找感觉。
延津是生他养他的地方，在这里，刘震云忽然想到了摩西—《圣经》中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英雄。刘震云借助于《圣经》，开始他关于人人关系和人神关系的中国式思考。
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他要寻找的是什么？只是一句知心话？刘震云似乎要写自己的《出埃及记》，只是他关注的不是权力和民族之间的关系，而只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人话，而这种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
“在一个缺乏信仰的国度里，我们只能向知心朋友透露我们的心声。”刘震云有一种倾诉的冲动。他总是有一种孤独感，从《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到《手机》中的费墨，刘震云洞悉着世态炎凉和社会变迁，却似乎总不能释怀，需要将这种孤独感化作千言万语落实于铅字，他才感到一丝安慰。
其实也没有什么刘氏幽默
河西：《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是你的代表作，你这回又写到了你的故乡河南延津，故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有一种故土情结？
刘震云：我想我的小说不是原来那种从情感角度出发的怀乡小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乡，出身在农村是故乡，出生在上海一个里弄里也是故乡，但是故乡和故乡是不一样的，故乡是你丈量这个世界的标尺：东西南北大小多少亲疏关系爱恨情仇。你刚开始睁开眼睛牙牙学语的时候，故乡就教会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故乡不一样，首先是口音不一样。你生在上海或生在陕西，口音肯定是不一样的。另外饮食习惯也不一样。比如吃羊肉，我们在河南，会吃羊肉烩面，陕西人就会吃羊肉泡馍，新疆人则吃羊肉串。这些不一样综合起来就是面对世界的态度不一样。河南人面对生活的态度，一大特点就是他们特别幽默，不正经说话，常常以一种玩笑的方式来叙述正常的状态，以幽默来化解严肃或严峻。这种化解有时候会影响到人们对河南人的印象。有人说河南人说假话，其实河南人不是说假话，他们平常就有这样的语言习惯，习惯了这样说话。这是因为河南人经受的苦难太多了，面对生活的苦难，化解不了的话，他们就会用一种幽默的状态来说话。这会影响到写作的态度。有人说我是刘氏幽默，其实也没有什么刘氏幽默，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积累。
河西：这部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还有提刀上路杀人的，是否都是你小时候记忆中的形象？现在应该不怎么接触了吧？
刘震云：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小说中所有的人物形象都和我的人生息息相关。我生下来就是个农村的孩子，我是个乡下人，我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自然对这样的人物形象很熟悉。不是特别功利地因为要写这样一部作品，所以我才去观察。
当我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所有的人物，所有的孤独，所有的精神的流浪，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亲人身上，这是我写的时候忽然感受到的。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外祖母生前对我说过，她有一个叔叔，一个人没有娶老婆，他养牛，那头牛死的时候，她叔叔三天没有说话。有一天凌晨他拍我外祖母家的窗户，我外祖母打开房门，就看到一地月光，她问他，这么早去干吗？他说：“嫂子，我走了。”我外祖母说：“他叔，天还这么早，你去哪儿呀？”村民醒来之后跑来找，四乡八镇都找了，所有的井也打捞，不见她叔叔的身影。他的离开仅仅是对牛的去世伤心吗？我想当牛死后，他的生活变得特别陌生，当熟悉变成陌生的时候，你就特别容易产生孤独感。我外祖母的叔叔就有点像《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人物，他让我有一种写这部小说的冲动。
写作就是与知心朋友的相遇
河西：你说《我叫刘跃进》有受到萨达姆的启发，那么写《一句顶一万句》是否也有一个特殊的人物或事件，让你有一种写作的冲动？
刘震云：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外祖母的叔叔的事情。那是我很小的时候外祖母对我说的。她很早就给我讲过这事，但是5岁和50岁对这个事的感觉是不同的。现在回想这个故事，它就焕发出另外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和故事本身有所重合，也有很大的不同，也正是因为这个不一样，所以我想重现外祖母叔叔这个人，更重要的是要重现这样一种心情，重现这种知心，比重现这种知心更重要的是表现这种不同。原来像我外祖母叔叔这样的人，一辈子从事的都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头上受到那么多人的盘剥，这种盘剥有物质上的盘剥，也有精神上的盘剥。但是他们的心潮像大海一样波涛汹涌，他们的流浪和漂泊让我有一种写作的冲动。这种冲动产生之后，你会特别希望自己能和不同的人在一起聊天，特别想要听他们要告诉你什么。这和刘跃进与萨达姆联系起来是一样的。
河西：你曾经说《温故1942》是你最看重的小说，现在《一句顶一万句》出版后，你觉得它还是你最看重的小说吗？
刘震云：《温故1942》是我前期写得还算可以的一部作品。现在来看，我之前所有的写作都是一个过程。写作的过程并不是从一个技术的层面来说这个问题，我只是说我写得越来越成熟了，也越来越纯熟了。这种纯熟，我想任何一个经过专业训练，写过很多小说的人，他笔下的人物、情节、细节都会越来越准确。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并不是所有的写作者都能把握的，我有不同的话要说，包括我的小说里有很多话是有力量的。我这里有很朴实、很真实、也很知心的话，但是我觉得这里最有力量的还是不同的话。我想，如果一个作家能够把小说写到知心和不同的话，那么他就达到了一个很深的层面和境界了。这种境界需要一个作者的胸襟和气度，从这个角度来衡量的话，我的写作是在不断地寻找知心朋友的过程，不同的知心朋友会向我倾诉知心的话。《温故1942》是个中篇，《一句顶一万句》有30万字，它肯定会比一句知心话更直接、深入一些。
河西：你的很多小说都改编成了电影，这部小说你有没有这样的计划？
刘震云：在《手机》、《一地鸡毛》等电影的改编中，我并没有做什么。并不是我不想做什么，而是我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觉得影视是另一种动物，这种动物的奔跑、习惯、速度和小说太不一样了。大家一见小说改编成电影，就会想作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其实他惟一起的作用就是提供了一个文学的基础。其他都是导演、演员、摄影、化妆、道具、美术的艺术，它是特别综合的一门艺术。另外从形式上来说，小说是个体的创作，它就像两个朋友在灯下聊天，但是影视是集体的创作，没有好的导演不行，没有好的演员也不行。形式也不同。文学是一个人捧着一本书在看，影视是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人在创作。
书可以看半个月，电影也就是一个半小时。电影像一盆菜，色香味俱全就完了，而小说关注的是厨房的生产过程，是肉和菜下锅的声音。影视对我来说不超过5分钟的事情，我给导演打个电话，说这个书可以改成电影了。对于我来说，我的事情就结束了。
河西：《一地鸡毛》是你二十多岁写的，到三十多岁更张扬，写了《故乡面和花朵》那类作品，写《手机》四十岁左右，现在写《一句顶一万句》，感觉是否又不同了？
刘震云：我觉得感觉不同是最好的状态，如果感觉相同的话就没必要再写了。下一个活和上一个活是一样的那是什么职业？厨子。一个厨子今天做的鱼香肉丝和昨天的一样，不一样就怪了，但作家不能像厨子一样。
更重要的是，不一样并不是故意不一样，如果故意不一样写出来会非常的矫情。如果是那样我就做别的不就完了么。写作给我带来特别大的乐趣，我从来没有在写作上遇到多大的困难，或者在写作时产生多么大的疲劳。我知道我写一部作品就是在与一个知心朋友相遇，有的朋友见面说一套，背后又说一套，这样的朋友会让你感到乏味。这样的乏味导致的是人的乏味，最终文学与人的关系也变得很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