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轲：需要用新的概念理解中国

在这次被外界视为“罕见”的会议上，中共高层领导热情邀请彭轲等海外中国问题学者到中国来，寻找解答“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钥匙”。

时周特约记者 尹乔 发自荷兰 莱顿

在众多的荷兰城市中，莱顿可谓最具文艺气质。遍地开花的诗歌墙，著名画家伦勃朗的出名地和荷兰最古老大学莱顿大学，拼凑出这个人口只有11万的荷兰小城秀美风景。莱顿大学东亚学院就坐落于繁花团簇的小城中心，阿森纳街1号 (Arsenaal 1)。东亚学院的建筑风格延续了荷兰传统建筑的古典节约风，但是内部装潢却独具东方韵味。书法字画乃至神龛都随处可见。彭轲教授的办公室就坐落在这座建筑的一层的一个拐角处。作为东亚学院的金字招牌，彭轲教授的办公室除了多一张会客用的长桌之外，并没有过多特别之处。与其他专注于语言教学的老师不同的是，彭轲教授的办公室中中文书所占的比例并不大，显而易见的几本多为英文或荷兰语书籍。彭轲教授个子很高，衣着得体干净，长相颇似法国总统奥朗格。

彭轲（Frank N. Pieke），英国人类学家、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前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英国跨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现任荷兰莱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当代中国教授。

9月4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人民大会堂与包括彭轲在内的50多位参加“2014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海内外学者对话，直面中国改革和中共执政问题。这是彭轲在今年3个月内第二次以外国学者身份和中共高层领导人座谈。不久前的6月11日，在丹麦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欧洲学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研讨会。正是在这次被外界视为“罕见”的会议上，中共高层领导热情邀请彭轲等海外中国问题学者到中国来，寻找解答“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钥匙”。

这种待遇让彭轲很感叹。1983年，初来中国时，在北大留学的他想在课下与同班同学交流，却受到限制；20多年前他到中国调研，申请访谈民众，但被拒绝。而现在，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与中国高层如此密切接触，这在以前“根本没有机会”发生。

时代周报记者与彭轲教授的对话，就从这件本来“没有机会”发生的事情开始。

中共的自我革新

在彭轲看来， 两次会面，刘云山和李源潮都向包括他在内的国际学者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在中国社会将扮演何种角色的展望。而这，意味着一种新思路的出现。彭轲指出，“在过去，人们提到共产党，总是要说共产党是搞革命的，后来说是搞改革的，而现在提出的共产党是执政党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它跟中国的传统文化、跟老百姓的愿望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概念非常新颖”。而之所以说概念新颖，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除了搞革命，搞改革，更加将自己与中国本质密切联系。开始表现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并把自己当做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共产党正在试图转变对自身角色的看法。他们说，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是一个比政党身份更重要、意义更深刻的执政机构，是他们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

事实上，彭轲所言“新思路”，应该与会面时候，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表现出来异乎寻常的坦率态度不无关联，“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党的执政权是人民赋予的，”李源潮说，“我们深深知道，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执政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能真正为他们造福，为他们解难。如果不能做到这两点，人民就可能抛弃你。“李源潮直言：“中国共产党一定要靠自己的表现，来接受人民的选择，努力使人民过去选择我们执政，现在选择我们执政，将来还可能选择我们执政。”中共高层的这种表述，令不少在场专家有耳目一新之感。在他们眼中，引领中国改革的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革新。

更为自信的中共，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与世界对话。

对话会落幕之际，带着问题来的彭轲被问及是否找到答案时，对媒体记者说，他看到了共产党内部慢慢已有所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改变，新一代的教育背景，对外界的认识和理解都与老一代党员不尽相同，这种代际变化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中共与世界交流的障碍。

作为治理方式的新社会主义

本次交流的主题 “中国改革：执政党的角色”。这也是彭轲一以贯之关注的问题，初来中国时，彭轲更倾向认为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基层，但经过多年农村的田野调查后，他发现依然难以把握中国变迁的全局，逐渐意识到乡村巨变的背后，始终有一个力量在推动，中国共产党，才是理解中国的“钥匙”。而为了掌握这一“钥匙”，彭轲在被困扰很久以后，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党校。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候，他曾经这样表述为什么选择党校作为他的研究对象：

“一群跟共产党有关的精英，他们聚集在一起，开会、培训，这是我唯一能看见的‘共产党’。这些精英干部包括公务员、教授、国企高管，他们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是因为一个共同的身份：党校学员，而不是其他。党校是一个‘让党只成为党的地方’ (That’s where the party is just being the party, instead of something else)。在党校里，他们的多重身份变得单一化了，他们此时不需要具备其他的功能，他们作为共产党员的特性被更加凸显出来。然后我决定，好，我要来研究党校。”

2003年，彭轲开始在云南进行田野调查，2009年，他出版了代表作：《好的共产主义者：当代中国的精英培训和国家建设》(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这被认为是目前海外唯一一本对中国党校系统进行实证研究的专著，在这本书里，彭轲通过呈现中国共产党庞大而阶层化的党校系统，审视中共的国家治理策略，指出“社会主义”在当下的中国是一种“治理方式”（socialism as a form of governance）。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在中国这片土壤上，它们是共生的关系：彼此交融、彼此支持，生产出新的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国情的治理话语和策略（governmental discourse and strategy）。政党体制作为一个统治机构，可以利用市场经济体制来加强它自身的力量，变得更大、更强、更好。因此我使用了“新”（new）：在“新自由主义”的语境下，体制主动与市场经济合作，体制也提供合意的政策保护和促进市场经济，因而它们两者都得到迅速发展。彭轲在这里还强调，这个执政党是共产主义政党。

书里的结论很有意思：彭轲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革自身体制，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和市场之间并不矛盾。新社会主义则是一种“治理方式”。是党对于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治理方法、处理方法，这种“新社会主义”，是党应自身发展需求而发明的一种对于社会的独立的问题的处理方法和解决方案。

在与时代周报记者对话中，彭轲强调了作为一种治理方式，新社会主义的特征在于其“间接性”。他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最近这二十年来，经过社团组织、民营企业、NGO等机构的淬炼，中国的社会生态已经改变了”，市场经济发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形成了新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在新的政治语境下，无论是中资或外资企业主、拥有房产的中产阶级、一无所有的农民、食品安全问题的受害者抑或是农民工都可能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而执政党并没有试图压制上述社会不同群体的声音和诉求，而是试图管理相关事件对政治造成的影响。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治理。

同时，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等其他各个方面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甚至越来越发达，执政党的领导范围要转移到“综合性计划和监管当中去”。

“随着社会经济的客观发展，在社会各个机构、组织、层面以及个人等等，都是崭新的，很多民间人士也可以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对决策者有影响了，这是新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彭轲也看到，执政党也在强化自己的体制建设，这是“目前在全世界还没有看到过的新的社会体制”，“需要用新的概念去理解”。

精英模式

包括党校在内，中国共产党一直讲反腐作为党员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过去，效果并不好。

在彭轲看来，腐败是中国发展这枚硬币的另外一面。

比如，对当前开始对中国企业领导层降薪，指向体制内具有行政级别的高级党员干部兼任大型国企高层管理者的状况，彭轲就认为，应该从更复杂更宏大的背景去理解。

“一般的高级干部他们在政府机构或者国企都有了相当长时间的工作经验，他们的上升模式大多是阶梯式的，也就是说他们从基层上来，熟悉并经历了整个体系，并且通过类似于干部岗前培训这些，使他们对于整个政府部门、企业或者事业单位内部的了解是全面的，具体的。从党的角度上来看，可以将现当代中国的整个社会看做一个测试板（test board），党在中心，其次无论是企业、军队、政府部门，还是法制等等，其实是整个社会大体系的组成元素。”

彭轲认为，这种现象背后，实际上是党通过自身的优越性跨过西方政党轮替这一道门槛，更加优化地系统地治理中国。比较长远有效地计划中国的未来。

当然，由于一些制度性的原因，滋生了腐败的土壤。同时，并不能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可以代表中国广大老百姓的大部分利益，就忽视决策过程的透明性问题。共产党也需要号召代表着社会各个方面以及各种意识色彩的人参与到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去，“来监督你的决策制定过程”。

但是，无论如何，“因为事物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互相配合和互相作用的，也可以说，这保证共产党可以战略性地治理中国，比较长远有效地规划中国的未来”。

当然，体制内外的身份还是应该拉平，就像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候，彭轲所指出的，中国人一旦进入了体制，往往就会成为终身职业；或者是如果你先从事了其他的工作，很晚才进入体制，你的政治生涯一般不会走得很远。这意味着职业分化严重。如果被数据证明，这种自由出入是很少发生的，那其实意味着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改善政府的职能了。

党和国家的雇员会认为，他们并不是单纯地从事着一种行业，而会给这个行业赋予更多的意义。如果这种体制内外的转换职业变得更频繁更容易，体制不再把人们锁在固定的职业轨道内，而是变成一种可以自由出入的职业选择。体制内的职位与其他行业间的界限可以变得越来越宽松，形成一个共通的职位市场。那将在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状况，这比空谈民主要有用得多。

总之，中国能否顺利解决一系列有如贫富分化、官员腐败、信仰缺失等关键、重要问题，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在未来的进步、发展。这是对话最后，彭轲下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