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选》里的基层治理与民主实践

“豆选”最终成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基层政权的重要民主形式和途径。

时周特约记者  高扬 发自广州

“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做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一粒再寻常不过的豆子，却具有着异样的政治内涵。无论是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兴盛时期，还是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或者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

“豆选”最终成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基层政权的重要民主形式和途径。1937年5月制定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了选举可以采取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由于当时广大基层群众90%以上都是文盲半文盲，“豆选”就成为边区革命根据地最重要的选举形式。根据地的群众就是通过“豆选”这种方式，选举22岁的习仲勋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

通过这种“豆选”，中国共产党在边区革命根据地有效地推广了民主选举的制度，赋予了广大民众选举的权利，广大民众实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民主。“豆选”更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深刻变革的重要途径，真正体现了在边区人民翻身当家做主的深刻的社会变化。人民享有更彻底的民主和自由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根本目标之一，特别是在深受封建剥削关系束缚的广大农村进行社会变革，彻底铲除封建统治，把农村治理权交给广大贫苦农民，就必须通过“豆选”等形式，发动和动员不识字或基本不识字的贫苦民众参加选举和履行选举权，从而摧毁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存在的旧的保甲制度，建立属于人民的新型基层政权。可以说，这场深刻的农村变革是当年中国共产党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根本原因所在。

“豆选”成功地给予人民群众冲破文化和政治局限，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机会。是中国特色基层治理和民主政治的成功尝试。深化改革时期，新的形势对地方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上指出，积极推进地方治理体系完善，有效提升地方治理能力，对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时代周报就地方治理、基层民主的传统经验和制度建设等问题采访了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牛铭实。他长期关注中国的地方治理问题，他与米有录合著的新著《豆选》向读者介绍了抗战时期共产党在边区实行的基层选举制度，通过回顾过去，为当前的地方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关注豆选这种选举方式？

牛铭实：刚开始关注豆选也是出于好奇，是一个巧合。有国内的教授送给我一本书，其中有篇短文提到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的选举情况。我看了之后很好奇共产党为什么要在抗日的时候花那么大精力来办选举，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其中提到“豆选”，是一种秘密投票的方式，我觉得蛮有意思，豆选让不识字的老百姓都能参加选举，而且能让他们放心大胆地投票，因此动员了很多农民，包括妇女去参加选举。从政治上来讲，这才叫“解放”。共产党在上世纪40年代真的是赢得民心的，没有这种政治上的胜利，怎么可能有军事上的胜利呢？当时很多中外人士都去过解放区，他们对那儿的印象，第一是清廉，第二是民主，这是假不出来的。“豆选”只是一个技术上的方法，但是它的重要性在于，能使许多普通老百姓都去投票。豆选的精神就是让参加投票的人免于金钱、暴力的诱惑、威胁。

共产党在边区所搞的选举，使我想要进一步了解不同的文明里面秘密投票是如何产生的，所以我在《豆选》里面谈了世界历史上不同文明的秘密投票背后所产生的政治。很有意思的是，这个题目在西方没有人研究过，我跟别人讲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很有趣。这整本书都是从人类的文明史里面去找秘密投票产生背后的政治背景，政治斗争是什么。罗马共和国的时候为什么要搞秘密投票，秘密投票法案通过了，还发行钱币来纪念这件事，足以说明这是一件大事。为什么秘密投票法案能够通过？没有人研究过。秘密投票背后的政治博弈是什么，这就是我要研究的地方。

时代周报：怎么把传统的基层自治文化跟制度设计结合起来？

牛铭实：基层自治这个主题还是要放在权力制衡这个大的框架下来谈，地方自治也是一种制衡权力的政治制度。

中国的学者里面，第一个探讨地方自治的是顾炎武。顾炎武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所以他提出“寓封建于郡县”，地方的县长由士绅来挑，干得不好我可以让你走，实际上就是地方自治。

民主、地方自治跟共和三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一个地方实施民主制度首先就是培育基层自治精神。

时代周报：怎么样培养中国基层的自治精神？

牛铭实：要让老百姓真的能够管理自己，表达自己的意愿，然后才会有自治精神。纯粹走过场，怎么会有自治精神呢？只有选出来的人真正代表我的利益，我才会有自治的意识。

为什么现在有些村委会选举的成效不好，基本的问题还是在整体性的。缺乏制衡，地方自治、司法等议题都是不可能的。

时代周报：如何评价近代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发起的平民自治实验？

牛铭实：从他们推动的事业来说，我对他们是非常的尊重和崇敬的，这些人在为中国的农村治理找一条路，花了很多的心血。晏阳初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但他跑到河北定县来办平民教育，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民国时期的乡村自治运动，最著名的就是河北定县的翟城村，定县在清末就很有名，1905年清政府开始废科举，办新学，当地翟城村的士绅米鉴三从办新学开始那时候的乡村治理，他跟村里商量，把办庙会的钱拿来买公田，用公田来养新学。1916年的时候去了一个县长，叫孙发绪，他去了以后一看说我们县还有个村办得这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村里面连妇女在内，都没有几个不识字的人。1915 年孙发绪把翟城村列为模范村上报省里，并将翟城村的经验在全县推行。翟城村最终成为全国闻名的自治模范村，所以1925年以后晏阳初才会选到那里来搞平民教育，其经验被称为“定县模式”，被国内不少其他地方效法，直到后来被战争打断。

清末和民国时期多次推动的地方自治运动，但最终都不成功。梁漱溟认为过去地方自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所办的事情，只不过筹经费、定章程、立机关、派人员，人员虚掷经费即完了！”要充实自治的实质，梁漱溟认为必须要发扬中国传统的地方自治经验，从推行乡约、保甲、社仓、社学来发动人们自动的组织团体。这些经验我们必须总结，所以我才去研究以前的乡规民约、边区选举，从近代史里面去整理一些东西。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关注古代的乡约？它跟地方自治的关系是什么？

牛铭实：乡约就是地方治理的制度，是它的实质内容。地方治理可以来源于政府，也可以来源于民间，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官民共治。我谈乡约也是为了说明中国古代的地方治理有非常宝贵的经验。中国的县级以下就没有官了，县以下靠民间自己来治理。乡约是一个框架，除了礼教，在经济、治安、教育、扶贫和纠纷调解上都有具体的内容。经济上面比如朱熹创立的社仓，相当于现在的农会，跟西方在18世纪出现的信用合作社的功能是一样的。信用合作社是用钱，社仓是用粮，粮跟钱是可以转换的。中国有一些借钱的办法，西方人也没听过，比如说福建的标会，就是一种民间的借贷。

秋收的时候怕庄稼被人家偷，整个村怎么来防御？自卫队怎么组织，谁付钱来养这些人？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创新。再比如，有的地方会规定每三十余家组织起来，任何一家有人死亡时，其他各户都需要出资出力，使他有一个体面的葬礼，得到应有的尊重。所以说这种东西我觉得很重要，不能只谈理论这么空洞的东西。

这一套制度，中国人现在都比较忽视，十年前我跟中国很有名的社会学者谈乡约、社仓，他们都不知道，让我很吃惊。你去韩国谈什么叫乡约，韩国人都知道，因为韩国就是引进了朱熹的一套理论。

我是借着写乡约来呼吁给社会更多的空间，充分发挥社会自我治理功能，只有老百姓自己去参与治理，去历练，才会有公民。把社会的力量发挥出来，承担更多治理的功能，慢慢地就会形成与政府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