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议题]韩版崛起之路

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发达国家一员。从当年亚洲四小龙的一员成功突围，韩国经济的成功之道，对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

2014年7月3日-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预料双方将达成一系列经贸合作，中韩经济联系可望进一步深化。而同时，韩国经过几十年发展，人均GDP超过2.5万美元，结结实实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发达国家一员。韩国软硬实力目前均处于其历史的顶峰。从当年亚洲四小龙的一员成功突围，韩国经济的成功之道，对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

“亚洲崛起”的韩国模板

孙兴杰

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也在不断分化之中，新加坡的人均GDP已经跻身世界前十名，韩国在世界的排名还在不断提升。四小龙中，香港和新加坡算是国际大都市，而台湾和韩国的发展轨迹则更具有借鉴意义。

当韩国三星在智能手机市场中独占鳌头时，台湾的代工企业却在苦苦挣扎，与《江南STYLE》一起流行于世界的不仅是“韩流”，还有韩国的品牌，现代、三星、LG等品牌已经跻身于国际品牌行列，三星因知识产权而与苹果对簿公堂，无论成败都说明三星已经跻身于智能手机技术的巨头行列。当然，韩国经济还依赖于大型财团，经济民主远没有实现，但与代工的台湾和地产的香港相比，韩国已然踏上了持续发展的道路。

被国际社会瞩目的韩式奇迹

2013年韩国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连续五年处于增长之中，韩国的GDP增速达到3%，在发达经济体中已经算得上高速，而台湾的增速则不到2%。韩国已经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而步入了追求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与韩国经济实力和地位相匹配的是韩国在国际的身份得以确认。2010年首尔成为G20峰会的举办地，这是G20峰会到目前为止首度在亚洲国家举行，也是第一次从老牌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的经济体中。2012年第二届全球核安全峰会从华盛顿转战首尔，这次峰会是2009年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露脸”表演，选择在首尔召开，也给足了韩国人面子。联合国三大机构中有两位出自韩国（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世界银行行长金墉都生于韩国。在四小龙中，韩国的确已经成为其中的翘楚，国内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

国际形象的通则是内实而外强，结构合理而形象优化，韩国正是在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之后，才得以在国际舞台上如鱼得水。时光倒流30年，韩国也许不敢想象今天的情景，韩国经济成功的秘诀何在呢？从东亚强政府主导下的追赶式的增长到自主创新为基础的智能经济的转型是韩国的秘诀。当然这个过程需要方方面面政策的调适，半个多世纪以来，韩国的转型还算平稳与成功。

二战结束之初，韩国的经济水平十分落后，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还达不到朝鲜的水平。在短短30年间，韩国不仅一跃而成为亚洲经济强国，而且越过了政治社会发展的陷阱，用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话，就是突破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钟罩。1961年5月16日成为这一切的转折点，军方将领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文官政府。1961-1963年，朴正熙政府制定了工业发展的制度性框架，1961年成立了经济企划院，负责制定经济计划，协调财政部、工商部、交通部、科技部等政府部门。韩国军人政府也是发展型政府，将发展经济视为第一要务，而对于一个落后国家来说，强大有效率的政府是必需品，朴正熙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政府。朴正熙本人也说：“军事革命最基本的要素是实行韩国产业革命。我最关心的是经济革命。只有吃饱了才会关心政治、社会和文化。”在朴正熙掌权期间，韩国创造了“汉江奇迹”，这是韩国经济的转折点。

现任总统朴槿惠正是朴正熙的女儿，在军政府执政期间存在着侵犯人权的现象，但现在韩国选民并没有因此而拒绝朴槿惠，至少说明韩国人对“汉江奇迹”是珍视的，朴槿惠的施政目标只有就是再造汉江奇迹，就目前来看，朴槿惠并没有自己父亲干得好。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

谈韩国经济，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夕，韩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雷区，而到了1995年，其人均GDP则突破1万美元。从经济数字来看，韩国在1995年就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是1997年金融危机来袭之后，韩国的人均GDP大幅缩水，直到2000年再次达到1万美元。单从经济数据可以看到韩国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而没有深陷其中。纵观世界经济史，这样的先例并不多，而在“中等收入陷阱”中不断挣扎的国家则举目皆是。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评估东亚经济发展时提出的概念。概念是新鲜的，但是现象却是历史性的。专家们总结出很多“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如增长停滞、贫富分化、社会动荡、金融落后等。从根本来讲，“中等收入陷阱”是国家转型与治理的失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从发展经济转向公平正义分配财富的阶段，经济增长从依赖劳动力到人力资源的开发，而这个过程中需要建立一种开放、透明、稳定的政经秩序。

在汉城奥运会前夕，韩国开启了民主化的大门，1987年大选卢泰愚成为首位民选总统，1993年金泳三上台之后标志着文人民选总统的上台。金泳三上台之后，金融账户实名制，官员财产申报，厉行反腐败，1995年11月16日，韩国第一次将卸任总统卢泰愚关进大牢。当卸任总统频频因为贪腐被关进监狱的时候，韩国人也逐渐将特权关进笼子里面。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在于特权的滋生，进而造成无数的分利集团，拉美国家崛起失败盖源于此。

而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要开发人力资源，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韩国政府就提出要“科技立国”，形成了企业与政府相互补充的研发体系。2010年韩国将经济增长战略从资本投入为主导转向创新驱动为主导。朴槿惠上台之后更是提出了“智慧经济”的施政目标。朴正熙打造“汉江奇迹”依靠的是重化工业，靠的是韩国人的汗水和牺牲，而现在朴槿惠要再造汉江奇迹依靠的是智力与自由创新的环境，是引领国际产业革命的能力。

中等强国崛起之道

环顾世界，资源禀赋如韩国的国家不在少数，但是崛起为中等强国的国家却是屈指可数，韩国的成功不失为一种典范。尤其是东亚地区处于一种产业创新乏力的困境之中，韩国的经验值得深思与总结。

韩国经济的起飞与其他小龙并无太大差异，即强政府之下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当时的国际产业转移相对接，四小龙迅速崛起。政府在韩国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恰当而适度的角色，重化工业时代需要强政府的意志力，韩国发展钢铁、造船等产业依靠的是政府的决心而不是资源禀赋；知识经济时代，民主宪政的政府为社会发育、知识创新提供了宽松的环境。韩国的三星成为与苹果并驾齐驱的智能手机生产商便是一个例证，也标志着韩国经济实现了产业的升级。同领域竞争中，日本显然已经落后了，松下等电子生产商已经处于没落之中。而台湾着迷于代工生产，无法在产业链上爬升，不能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也没有叫得响的国际品牌，台湾在四小龙中处于迷失状态。

东亚发展型政府都在经济起飞之前进行了土地改革，既解放了农民，又培育了市场，但如何协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是个难题。韩国在30多年间顺利实现了城市化，还是没有贫民窟的城市化，这与韩国政府推行的新村政策不无关系，增加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基尼系数。农民的土地产权和经营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本来，韩国是个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国家，但是土地并没有成为贫富分化的加速器，这也与韩国的住房政策是有关系的。目前香港的房地产业已经影响到了香港经济的活力和创新力。房地产泡沫不仅是经济危机的诱因，也是产业退化与畸形化的催化剂。韩国政府对房屋的转让与继承征收高额累进税，房子绝然不能成为投机的产品。

韩国的五大财团中并没有来自房地产业，比如三星、现代、乐天、浦项制铁、LG等基本出自制造业，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的发展模式经受住了考验。当然，大财阀独大依然是韩国经济的隐忧，朴槿惠承诺要向中小企业提供支持，但是仅三星一家的营收就占到韩国年GDP的将近20%，但三星的崛起并不是源于韩国政府赋予的特权，而是来自市场。韩国需要做的并不是拆分三星或者压制三星，而是需要更多的三星。

 “边缘地带”的兴起：韩国突围的地理政治含义

刘 怡

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韩国“汉江奇迹”，往往被观察家从内、外两个直观层面加以分析。

内因是朴正熙政权推行的“新乡村运动”、五年经济计划和以外向型经济为中心的路线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外因则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性产业转移为韩国发展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创造了可能。

这类分析考察的依然是较短时段内的情形，若从较长的历史周期看，韩国的兴起反映了“二战”结束以来地理政治领域的新变化—“边缘地带”的兴起。

当马汉和麦金德在19—20世纪之交为地理政治学奠定理论基础时，他们所设想的国际竞争和对抗模式主要是“心脏地带”（Heartland）大陆强国与外围海上强国之间的斗争。这一判断来自第二次工业革命后铁路的出现使大陆强国具备了极为高效的资源动员工具，当这些国家（如拿破仑帝国以及冷战中的苏联）占据了欧亚大陆中心地带难以被外力插足的区域、并以铁路将其势力范围内的资源组织起来之后，海洋国家不仅面临失去一大片单一市场的威胁，而且因为贸易经济相对于产业经济的劣势，迟早会被陆上强国孤立甚至封锁起来。

如是，位于欧亚大陆边缘的濒海地区乃是“心脏地带”强国寻求向大洋扩张的踏脚石，20世纪初沙俄对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蚕食就是一例；海洋强国则要从外围予以针锋相对的阻截。

然而到了1944年，荷裔美籍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在《和平地理学》中提出了一个独立于“心脏地带”和“外围海上强国”的新概念—“边缘地带”（Rimland）。斯皮克曼认为，在心脏地带陆权与海洋强权的斗争中，边缘地带国家并非总以依附者或被争夺者的身份出现，它自身就构成一种重要的权势来源。当海洋国家与占据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对抗时，若边缘地带处于分裂状态，它可以被改造为海洋强国的大陆桥头堡和遏制先锋；而当边缘地带自身形成了一个统一市场和工业中心、并企图兼收海陆之利时，海洋强国又会与内陆强国联合起来对其加以夹攻。前一种情况适用于1947年的美苏关系，后一种情况则适用于1914-1945年对德国这个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斗争。

冷战初期，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仍然是按照经典的麦金德模式在进行的。边缘地带成为了对苏斗争的最前沿，但并不是每一个边缘地带板块都具有同等的战略重要性。“乔治•凯南在1951年出版的论文集《美国外交》中指出，苏联要想对美国实施封锁甚至入侵，就必须控制那些与关键性战略原材料的产地相通、具备制造两栖作战装备和航空器材的工业能力、并有足够多熟练技术工人的地区，而这样的板块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5个：美国、苏联、英国、西欧、日本。美国要想通过长期的遏制压倒苏联，除去须继续巩固与英国的友谊外，还要确保西欧和日本不会为莫斯科所控制。战后美国在西欧推行的“马歇尔计划”，以及重新扶持和振兴日本的路线，便是出于这种考虑；苏联则尝试在东欧和中国建设新的工业中心，以增殖自身权势。

这种遏制战略到1960年代末出现许多新问题：一方面，核武器让美苏正面军事冲突的代价变得空前巨大，甚至已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美方不计成本、滥用常规军事手段的“周线遏制”政策（这种思路背离了凯南基于板块战略重要性差异的“重点遏制”路线）在越南遭遇失败。而在莫斯科一侧，中苏分裂使苏联失去了一个潜在的工业中心和向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挑战的前哨。军事对抗前沿的减少使得双方的竞争重新回到了生产能力上，韩国获得的机遇正来源于此。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之际，韩国在全球冷战格局中仅具备有限的安全价值，其经济基础已在战争期间被毁坏殆尽。“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因为获得苏东集团“经济互助委员会”的能源和资金支持，加以对自然矿藏的开发，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复兴；而韩国的GDP直到1960年代初也不过与日治时期的1940年持平。但美苏海陆两极对抗的大环境解决了近代韩国面临的最大安全隐患—日本这个具备雄厚军事-工业实力的滨外岛与外围的美国融入同一集团，不再把韩国当作入侵东亚大陆的跳板，这使得韩国不必再警惕“背后一刀”的威胁。美国的军事存在则使韩国获得了可靠的安全保障，尽管朝鲜的压力依旧存在，但已不必由韩国一己承担，这是“汉江奇迹”的前提之一。

不仅如此，自1960年代末开始，美苏之间的“和平竞赛”实际上演化成了两种经济体系之争。苏东集团遵循的仍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以降的模式，以重化学部门为中心，在资源配置和流动方面带有典型的计划经济特征；美国集团则尝试将新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与开放的海洋经济体系结合，实现大范围的资源流动和优化配置，并使每一盟国在此体系中扮演最具比较优势的角色。换言之，苏东集团和经互会控制的是一个发展上限可见的单一市场，美国掌握的则是一个产品和资本总量不断膨胀的体系，假以时日，胜负不言自明。

而韩国一方面在其资本密集型部门实施控制和干涉，以大财阀作为经济振兴蓝图的实际执行者；另一方面以保护主义扶植劳动密集型产业，接收美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转移出来的部门。第一步以纺织业和轻工积累资本，继而打下重工业、军工和化学工业的基础，最终在电子、高科技和服务业占据一席之地，这是韩国搭美国体系之“车”、提升自身经济实力的路径。

“汉江奇迹”的硕果毋庸赘言，但伴随安全形势的变化，韩国未来的发展依然可能受到地理政治的影响。在美国倾向于给予其盟国更大自主权的情况下，日本之于韩国的安全阴影可能再度浮现；作为东亚大陆桥头堡和“边缘地带”一部分的韩国，可能会再度寻求与同属“边缘地带”力量中心的中国发展更密切的合作。如此，“边缘地带”与外围海洋强国之间的竞争可能重现，继而对西太平洋的未来产生深刻影响。

 “汉江奇迹”的阿喀琉斯之踵

 陶短房

60年代初的韩国满目疮痍，1963年人均GDP仅仅100美元一年。但通过著名的“汉江奇迹”，让韩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和战争受害国，一跃成为具有较完整工业体系的现代化国家，2005年人均GDP超过16000美元，突破了发达国家的门槛，成为“四小龙”中唯一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一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韩国经济一度也受到很大波及，但很快便基本摆脱了影响，重拾上升通道，韩国内外普遍认为，这一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拜“汉江奇迹”所赐。

但是，“汉江奇迹”所缔造的“经济巨人”，既有强大的一面，也有十分明显的“阿喀琉斯之踵”。

无处不在的财阀

即便对“汉江奇迹”推崇备至的人，提到“财阀”二字也不能不皱起眉头。

和日本财阀普遍具有悠久血脉传承不同，韩国财阀普遍“年轻”，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汉江奇迹”一同崛起的。

当年朴正熙为实现经济“大腾飞”，利用军政府的特权扶植若干财经家族，使之在资源、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处处得到关照，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对韩国经济命脉的垄断。这样做的目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避免有限的资金、资源被浪费到次要领域。在这种财阀垄断一切资源的体制下，韩国在特定阶段集中“突击”特定产业，如上世纪60年代的纺织业、70-80年代的造船、钢铁、化工业，90年代中期后的汽车、电子、通讯业等等。

财阀和政府权力的联手，令后者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持续高速发展，也令前者获得了开拓国内外市场、排斥竞争、推行垄断的良机。上世纪末，韩国政治上实现转型，民选政府取代军政府，政党轮替逐渐成为常态，而此时的财阀却依旧保持着古老的家族管理体制，并且因其在经济上的垄断性，成为令政府头疼的因素。

一般认为，韩国有三星、现代、大宇、乐喜金星和SK五大财阀，此外还有韩进、韩华、乐天、GS等规模较小的财阀，其中仅三星一家，年销售额就占到韩国年GDP总量1/4左右，五大财阀合计，竟占据了韩国2/3的GDP总量。

即便在“汉江奇迹”最激动人心的时候，人们对财阀体制的弊端也有深刻认识：财阀制度的过度垄断，削弱了韩国的竞争力和创造力，严重影响了韩国经济的后劲；由于将太多的“鸡蛋”放进有限的几只“篮子”，也无形中削弱了韩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近年来韩国经济表现虽然尚属良好，但GDP增速实际上已降至2-3%的常态，虽在全体国民努力下避免了更大的冲击，却也在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造船业陷入产业性萎缩等“节点”，遭受过相当程度的损失。

如果说，在朴正熙时代，“强势政府”和“强势财阀”间，构成微妙的平衡，确保了资金、市场和权力的“合力”向最有效方面投入，那么当政治体制已走向民主，经济体制却依旧保持家族垄断式财阀体制的今天，财阀们往往会凭借自身的垄断地位、财势，迫使大量资金、资源向有利于自己、却未必有利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方向倾斜，并造成大量不良债务的堆积。

第六共和国体制下的韩国，总统任期5年，任满不能连任，总理则由总统提名，只是象征性的人物，总统虽有足够行政权力，但在特殊体制下受到诸多制约，且无法确保政策的持续性；与之相反，并未实行“民主化”、“现代化”的财阀，反倒可以发挥家长制“出招快”、“决策及时”和权力集中的特性，见招拆招地对政府政策导向“挑肥拣瘦”，令政府感到尾大不掉。

对于此，政府并非不明白，但一如前所述，特殊体制下政府对财阀制度难以构成持续有效的压力，如金大中、卢武铉两任政府均提出“财阀现代化”，要求各财阀剥离无关领域，任用非家族的专业人员，加强财务管理等等，在上述努力下，现代、SK的会长都曾吃过官司，现代集团还被“一拆三”，最大财阀三星老会长李健熙也曾因逃税被指控。但这种打击都难以持久产生压力，如李健熙在李明博上台后就被免于起诉，2008年4月虽宣布辞职，实际上仍是“三星共和国”的当家人。而李健熙在心脏病突发入院治疗后，呼之欲出的接班人，仍毫无悬念地被圈定为其46岁的儿子李在镕。

许多分析家并不看好朴槿惠“抑制财阀”的政治表态，并指出上任后她曾多次公开向财阀示好。道理很简单，尽管对财阀制度的种种弊端心知肚明，但只要韩国政府一天需要财阀拉抬经济指数，他们就一天不能对财阀制度动真格。

脆弱的中小企业

朴槿惠的“3年规划”着重谈到扶植中小企业，而韩国朝野更热衷于高呼“中小型企业是韩国心脏”的口号。

从纸面上看，韩国中小企业的确在近年来受到许多政策支持，联合国经合组织数据显示，韩国政府近年来为中小型企业所提供的政府合作发展项目，已超过1300个，而朴槿惠在“三年规划”中更承诺，将通过给天使投资人减税，为创新“孵化器”公司提供贷款等措施，扶持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韩国中小型企业和欧美、甚至日本同类企业比，在提供有竞争性产品，发展创新能力等方面，实在是乏善可陈，他们也普遍不具备强大的市场活力和高成长性——而上述种种，本应是中小企业的基本特性和安身立命之本。

病根还是在财阀垄断上，，各大财阀可以毫不费力地摧毁任何一间试图凭借创造性和特殊技术优势取得市场占有率的创业者，并令这些创业者及其背后的天使投资人血本无归。不仅如此，大财阀所能提供的收入、福利待遇，也足以将大多数高级人才吸引到财阀内部（哪怕不得不忍受“玻璃天花板”），并打消他们“独立创业、闯出一片天下”的“不当念头”—因为闯也白闯。

这种严峻的态势造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自主创业艰难，中小企业生存不易，他们很难获得必要的资金、人才和技术投入，而缺乏资金、人才和技术的持续投入，这些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就更无法在大财阀的泰山压顶下，寻找到生存的缝隙

这种现象甚至并不仅局限于本土：在中国山东，泰国曼谷和印尼等地，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都出现因资金链中断或目标市场萎缩，抛弃工厂、员工不辞而别的韩国小投资人，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一方面体现了韩国中小企业实力的虚弱，另一方面也是他们长期被大财阀压制，从而养成容易放弃习惯的体现，而他们的这种表现，显然会引发东道主们的反感、厌恶，从而令这些韩国中小企业即便在海外也步履维艰。

令人唏嘘的是，这些前途渺茫、成长性令人失望的韩国中小企业，竟贡献了韩国就业率的87%，这，或许是“汉江奇迹”的又一个阿喀琉斯之踵。

一言难尽的民族性

韩国人坚韧顽强，吃苦耐劳，有令人称赞的纪律性和责任感，这被认为是“汉江奇迹”实现的基石。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将这种民族性概括为“只要做就可以”，即韩国人普遍相信一个社会公认的阶段目标，认为自己无需考虑“为什么要这样”，而只需达到这些阶段目标，就一定能获得公认标准的“达标奖”。

工作、加薪、升职……一切都是以诸如文凭、学历、资历……等阶段目标为标尺，进行约定俗成分配的，除了那些被默认由财阀或特权阶层所垄断的资源、职位外，其余大部分资源、财富、饭碗……也都是用这种近乎做选择题的方式来分配，大家都认为这样很公平—得到是因为已获得相应资格，反之则要为获得这一资格去“做”。

但正如一些韩国评论家所指出的，“反复强调‘做大做强’，恰表明实际上很难做到这点”。但这种“只要做就可以”的逻辑，只有在整个经济、社会不断爬升的氛围里，才能成为普遍现实，而如今韩国已突破发达国家门槛，进入无所借鉴模仿、必须靠自己创新、探索的新阶段，即便人才济济、资金雄厚的财阀，也对“今后该做什么”茫然不知所谓，在失业率提升、发展方向不明的今天，社会上已普遍出现“为什么做了也不行”的抱怨、质疑，这种抱怨、质疑一旦遇到合适土壤，就会发酵、蔓延，从而对“汉江奇迹”的基石构成严重威胁。

长期习惯于按部就班，在秩序下行事，做分配的任务，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起飞阶段，产生了巨大的“加分因素”，却也在不知不觉中削弱了整个社会的竞争意识，在守成阶段，人们宁可竭力求稳，保住可望可及的实际利益，也不愿挑战莫测风险。

甚至政府的调控也同样如此：金大中-卢武铉时代对大财阀的分拆最具魄力，分拆方案却是将一个多种经营的财阀，分拆成若干单一经营的财阀，而回避了如美国分拆AT&T式“人为制造市场对手”的选项。朴槿惠上台后虽强调“抑制财阀”，并提出种种改革方向，却同样对“培育竞争”只字不提。

 

机会主义：三星秘诀与软肋

李瀛寰

传统语境中，“机会主义者”一词偏向贬义，但在高科技行业，这是个中性词。而研究三星这家韩国最具代表性企业成功的秘诀，必须看到其突出的“种族技能”。2012年，三星电子成为全球手机行业第一名，取代已经占据此位置达14年之久的诺基亚。当时三星的GalaxyS3发布仅三个月，全球销量已达千万。

Android的机会让三星电子实现弯道超车，虽然苹果的产品依然一枝独秀，但其固执地坚守4 屏以下手机市场，给了三星大屏手机绝佳的市场机遇，三星抓住了。一系列大屏幕产品，让三星Galaxy成为可以与iPhone4抗衡的有品牌认知度的智能手机。Android给了所有硬件厂商机会，但三星的创新却更为大胆，介于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之间的GalaxyNote的推出引领了手机市场的大屏幕风潮，也带动了用户的新需求。

在目前的手机市场，没有任何一家手机厂商能够像三星一样拥有如此多元的产品线，不仅有千元内的传统手机，也有Galaxy系列的高端旗舰产品，更有万元以上的大器手机。

但在另一方面，三星的产品让人感觉缺乏灵魂，这家公司擅长抓住机遇但却创新乏力，已经面临了来自市场的严峻挑战。作为一个明显的机会主义者，三星的大旗能打多久？

垂直一体化，可谓三星最大的优势。其目前拥有全球最大的元器件和电子设备出货量，半导体和液晶面板方面全球第一，也是体制结构最为复杂的跨国组织之一。

在智能手机领域，这足以让别人仰望。从闪存、显示屏、CPU到电池等核心零配件，三星都处于市场领导地位，甚至具有控制市场的能力。事实上，目前iPhone和iPad使用的NAND闪存芯片，三星控制着四成左右的市场份额。苹果电脑采购的Dram存储器，三星控制着世界50%左右的产能。三星的高品质显示屏是高端智能手机的必需品，包括HTC在内的智能手机厂商都需要从三星采购。

“金融危机之后，当别人恐惧之际，三星却‘贪婪’，大举收购上游企业，控制了从芯片到显示屏等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在苹果谨慎对待手机设备尺寸问题时，三星敢于尝试中间尺寸，得到了丰厚的市场回报，并顺势成为市场领导者。”在互联网资深分析师洪波看来，三星敢于尝试机会，在别人怯场之际，三星能冲出去，抓住机遇，这是三星今天厚积薄发的根本。

半导体行业和液晶面板行业都是投资规模巨大的重资产行业。三星能够在这些行业中超越日本企业，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反周期投资。1984年，三星电子开始积累液晶面板技术，到了1997年三星已经成为液晶面板行业的领导者。一开始三星从美国OIS公司获得了技术许可，获取初步的技术。1991年，三星利用液晶行业周期性的产业衰退机会，在日本设立研究机构，招揽失业的日本工程师。

同时，抓住各国的基于并大力推广本土化，也是三星的一招妙棋。总裁李健熙在“逃税门”后复出，不仅重视国际化，同时更有着3G时代需要的本地化合作意识。在美国市场，三星与美国五大运营商同时合作；在中国市场，三星与中国三大运营商分别合作。另外据三星中国公司内部员工透露，不懂中文的韩国人已经没法在中国混了，都被遣送回国了。能操一口中文，并熟悉中国国情的三星人能得到中国三大运营商的认可，看来也是情理之中。

三星也有短板，同样鲜明，那就是容易被复制。以手机业为例，竞争已经进入综合能力竞争的时代，三星的实力，不足以形成壁垒。当大屏手机已经成为许多手机厂商的标配时，拐点不可避免地到来。近两年三星每年推出一款高端旗舰产品，但无论是Galaxy S系列还是Note系列，都被称为硬件的升级，“千年不变的塑料”。

质量也在侵蚀着三星，去年10月，三星手机产品质量在国内市场遭到质疑，央视连续三次曝光三星手机的各种质量问题，如预装软件通过正常途径无法删除、多媒体内存卡存在缺陷而导致频繁死机，此外屏幕维修暴利，在华售后维修实行“中外双重标准”等问题均被曝光。

此后，艾媒咨询发布调研报告显示，三星手机以37.6%的比例列“存在质量问题的手机品牌”之首，比较严重质量问题包括“频段门”、“噪音门”、“字库门”、屏幕破裂等。

一票中国竞争对手正虎视眈眈，目前以华为、联想、锤子等代表的国产手机正各显身手，谋求上位。创新打法倍出之际，三星的拐点，也将是手机行业的拐点。目前，三星营业利润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滑，核心业务智能手机的全球市场份额遭遇4年来的首次下滑。

不过，仍有部分人士对三星的看法更乐观一点；“三星能走到哪里，某种程度上，要取决于苹果。后乔布斯时代的苹果，创新能力到底如何，已经很难说。如果苹果做得不好，三星会走得更远。”

本来离苹果很远的三星，能走到今天，其实已经是这个机会主义者的胜利。但三星的核心优势离苹果还有距离，三星需要走出机会主义，需要更多的创新，引领行业的创新，同时要赋予三星手机品牌以灵魂。

郑永禄：韩国经济得益于IT优势

特约记者 王少喆

2014年7月3-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预料双方将达成一系列经贸合作，中韩经济联系可望进一步深化。而同时，韩国经过几十年发展，人均GDP超过2.5万美元，结结实实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一员。韩国软硬实力目前均处于其历史的顶峰。从当年“亚洲四小龙”的一员成功突围，韩国经济的成功之道，对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

日前，就汉江奇迹、大企业病等韩国经济的相关话题，时代周报对韩国经济学家、首尔大学国际大学院教授郑永禄进行了专访。

时代周报：韩国从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之列成功迈入发达国家行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郑永禄：最重要的是如中国有邓小平一样，韩国有像朴正熙这样对我国的状况有着清醒认识的政治家，适时地采取了适合小国的出口主导型战略。

和小企业为主的台湾地区相比，韩国以大企业集团为主。这有其特殊性，韩国大企业有点像中国的国营企业，政府和大企业合作更方便。韩国中小企业也大多与大企业相关，为大企业服务。有些中小企业原来就是大企业的一个部门，里面的人脱离出来自己成立公司，因为大企业做到一定规模，需要专业化。比如说，有些小企业就是给大企业供应零部件的。

时代周报：与台湾等地相比，韩国的长处和主要的不足在哪里？

郑永禄：因为韩国以大企业为主，所以有利于克服经营上的困难，也利于打入国际市场。台湾企业主要以代工为主，利润少。韩国大企业自己开发产品，有自己品牌，利润高。而且，韩国大企业在人才资源上也不吝投资。据我所知，三星电子的研发团队拥有数千名在外国取得博士学位的研究者，类似的还有现代汽车业。（记者曾在韩国留学，有同学就因取得三星奖学金，毕业后进入了三星的研发中心，里面有非常优越的研究环境和待遇，同事来自世界各地。）

时代周报：在经济发展后，韩国也设立了很多福利制度，为什么这些制度没有造成竞争力下降？

郑永禄：我们推行这些福利制度时考虑了很多因素。主要目的，是为人们创造更加安心工作的环境。韩国通过退休后社保体制和国民医疗健康保障制度，使劳动者免除了后顾之忧，不仅没有降低竞争力，还提高了效率。

时代周报：但在欧洲，有人指出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是高度的社会福利？

郑永禄：欧洲福利制度中，政府负担的部分过重。而韩国采取的是政府、企业、个人各负担一定部分的体系。

时代周报：2000年以后韩国经济的成长，和过去的汉江经济奇迹相比，主要的不同在哪里？

郑永禄：21世纪的经济是质的增长，源动力来源于IT产业，IT产业的技术也提高了其他产业的竞争力。韩国运气很好，IT业在全球领先，其他产业部门也都在IT化。比如说，医疗方面的远程医疗，IT化改造了原有产业。韩国社会对IT技术的应用已经很习惯了。

时代周报：有认为大财阀是韩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但也是主要的弱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郑永禄：财阀的弱点在于主导权过于集中于老板手中，继承者往往能力不如创业者，这成为很多企业破产的原因。

时代周报：相比于三星，LG等巨大企业，你是否认为韩国的中小企业竞争力和生存环境比较差？

郑永禄：韩国的市场狭小，企业成功的成本高，所以没有那么多机会给中小企业。相比之下，到中国来投资是个好机会。韩国很多中小企业的创始人很有创造力，但韩国政府对其的支援不足，中小企业得到的支持相对较少。韩国也有风险投资保证基金这样来自政府的支持，但小企业要得到这些基金的支持还比较困难。

时代周报：有人认为，2000年以后韩国经济的主要发展，在于最大限度地搭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你是否认可这个观点？反过来说，韩国的经济是否过于依赖中国市场？

郑永禄：这一点不能否认。不过，很多韩国在华投资的企业，产品的最终市场不是中国，而是美国、欧洲等，去年中韩贸易额2700亿，其中2/3是跟韩国企业对欧美的贸易相关。因此中韩间经济交流还应更加充实。

时代周报：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郑永禄：中韩可以在提高两国民众福祉方面加强合作。比如说，北京现在面临着大气污染、垃圾治理、非清洁能源这些公害问题，在韩国水原附件有个小城市板桥，那里有一个利用垃圾废物等发电的规划很不错，中国住建部部长也曾来此考察。中国的发展关系到整个亚洲和我们后代的利益。

时代周报：目前韩国经济应该最优先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郑永禄：一是产业结构改革。过去韩国以制造业为主，现在越来越机械化了，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减少，而服务业能容纳更多劳动力。二是政府职能转变。韩国人均GDP已经跨过2万美元的门槛，政府职能必须转变，把一些事情交给民间更有效。现在日本的政府部门已经减少到十几个了，韩国则有近20个。三是挖掘新的增长领域，这和中国面临的问题类似，能源、环保、IT应用等产业都属于这些领域。

时代周报：你认为在经济腾飞中，领导人的作用不可替代是么？

郑永禄：是的，在初级发展阶段，领导人的慧眼很重要，一定程度的集权难免，像邓小平、朴正熙总统他们都是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但经过了这个阶段，社会更加复杂，就要有所改变。中国现在人均不到1万美元，还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决策。大约十年后，跨越了这个阶段，就需要更多的协调性，比如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协调等。

时代周报：习近平主席即将访韩，韩国社会对此的关注如何？

郑永禄：韩国人对中国有很好的感情，现在中国的政府稳定性强，这对韩国也是好处，因此，韩国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