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看病—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北京和各省市之间悬殊的医疗水平，无疑是推动外地患者涌向北京的原始动力。在无数刘伟父子这样的外地患者和家属眼中，北京的大医院几乎是他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本报记者 费丽婷 发自北京
五月末的一天中午，北京，38℃，今年来最热的一天。一贯繁忙的北三环此时畅通无阻，在大太阳下宽敞而毫无荫蔽。
往北一个街区，和它平行的花园北路一如往日般熙熙攘攘。一辆609路公交车在前后车的簇拥中摇曳着移动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门口。车门一开，一堆大爷大妈扑面冲上前来，差点把要下车看病的人挤回车里。
哈尔滨人陈静刚刚结束这天上午的看病过程，正坐在门诊二楼的楼道椅子上休息。
“我10点钟到的，先排队分诊，分诊完了上医生门口等着，又排了一个来小时队，其实检查也就两分钟。然后去护士站排队建个监测表。完事又给我开出一张明天的B超单子，我又去排预约的队，预约完又去挂下次的号，还去取了一趟胸片。”陈静如说绕口令般讲了她上午的看病经历，边说着边把眼前的刘海拨开，难掩疲惫。
陈静的就诊记录显示，2012年起，她已经来北医三院54次了。从哈尔滨到北京，动车8小时。为了做试管婴儿，几年前她辞去了工作，全职跑医院。她对北医三院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能迅速计算出辗转于科室之间的最佳线路，尽管如此，有时还是会“一路跑得太累了，歇会儿再出去”。
这时，河南青年刘伟带着患有颈椎病的父亲，正坐在北医三院门口阴凉处的台阶上，手里攥着下午2:00的副教授号，也是一场等待。
同一天，在北京工作的姜小鱼刚刚送走了从山东老家来的表哥。母亲叮嘱他一定要去看看表哥，表哥这次病情很严重—可能是最后一次见了。为治疗食管平滑肌瘤，这是表哥今年第四次来北京，妻子、两个妹妹和妹夫都来陪床，准备做最后的尝试。然而就在手术前一天，院方忽然决定取消手术，原因是肿瘤离颈椎太近，怕有危险。姜小鱼知道，这意味着放弃。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研究统计和抽样测算，2013年北京市内三级医院外来就诊患者达3036万人次，外来就医流动人口日均70万人次左右。由于北京优质医疗卫生资源高度集中，大量外地人口进京看病就医，北京三级医院已不堪重负，城市人口和交通负担也相应加剧。
医院是新生、死亡、希望、绝望、等待交汇之处。对于这些在北京求医的异乡人，这些情绪乘以和家之间的距离，放大了几十倍。
等待
遇见刘伟的过程很神奇。
那天我从北医三院门口下了车，远远看见一群人在围观什么。凑热闹并不在我的计划内，不过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挤了进去。
里里外外三重人，圆心是一个老大爷在给人治病，方法是有节奏地大力拍打一个小伙子的小腿，拍完的效果类似刮痧之后。我不太懂这是什么疗法，脑补了一下，觉得可能是位江湖神医。那么，那个小伙子，则可能是绝望的外地病人吧。
小伙子就是刘伟，30岁左右，皮肤黝黑，短袖上衣的袖口处有明显的晒黑分界线，牛仔裤，没有明显logo的蓝色网面运动鞋。他说最近有点腰疼、脚麻，所以“找神医拍拍”，一次30元。但特别疼，只拍了一条腿，他就落荒而逃。
我猜错的是，来北京看病的不是他自己。不远处，刘伟那看上去瘦弱疲惫的父亲正在阴凉处坐着—在医院里面坐着发呆实在有点太无聊，在外面至少还能看看神医拍人，装着看病材料的鼓鼓的纸袋躺在一旁。一年半以前，他的颈椎摔错位，半边身子瘫了，在老家河南商丘做了手术，之后老是感染发炎，一年半里复发了6次。
“他这病不好治，省医院都找不出毛病来，挺复杂。”刘伟叹了口气，“来北京看看怎么说吧。”父子俩于是乘8个小时火车来到了首都。
北京和各省市之间悬殊的医疗水平，无疑是推动外地患者涌向北京的原始动力。在无数刘伟父子这样的外地患者和家属眼中，北京的大医院几乎是他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北京各大医院的外地患者中，河北、内蒙古、山东、山西、河南五个周边省份的患者占56%，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河北省，约占23%。
河北省卫生计生委主任杨新建说，河北省环首都的市、县卫生资源配置水平显著偏低，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较低，可以说“翻过一座山，实力翻三番”。2011-2013年，河北省前10位转诊病种，仅三级医院和环首都市、县二级医院，每年转诊就达万人次以上，几乎全部流向京津。
即使到了北京，辗转也并未停止。这是一周以来刘伟父子俩去的第三家医院。“上礼拜先去了积水潭医院颈椎科，拍了一堆CT、X光什么的，然后说不该看颈椎科，要去看感染科。所以又去了东单那个什么医院来着？北京长什么街来着？（长安街）哦，和谐医院？（协和医院）说不是感染的事，让去胸外科，于是给推到这来了。”刘伟说觉得自己和父亲像皮球被踢来踢去。
“在老家以为就颈椎病，没想这么复杂。今天下午看怎么样吧，要再推，这病就没法瞧了。”
在我们将近一个小时的聊天过程中，神医大爷一直在拍人。这一幕出现在全国排名前20的三甲医院门前，竟不觉得有什么违和感。
希望
在和外地患者们聊天前，我有过很多设想。比如，大老远来北京看病的，一般都是当地看不好的重病，心情自然不会好，很可能不愿意跟陌生人讲这些事。
陈静看上去属于比较容易亲近的类型，那天她大喇喇地坐在医院走廊长椅上玩手机，穿着浅黄色长裙，身材微胖，看上去30多岁，比真实年龄小上好几岁，实际上，她因为想生小孩已经折腾十几年了。
在我表明想了解一下外地人来北京看病的情况之后，她的东北口音迅速拉近了距离—“矮呀太困难了！”大概是太有切身体会，她不顾一上午奔波的疲累，激动地吐槽起她的求医史，讲到激动处还转过身来朝我比划，和想象中的“防备”完全不同。
从去年开始，陈静开始在北医三院做冷冻胚胎。“北医三院做试管（婴儿）老出名了，全国最好。之前在沈阳也看过，如果这次再不成功，我就不打算再来北京了。”在陈静的故事里，有着和刘伟相似的表述。
讲起自己的病情，她也十分爽朗。“月经第8天”、“输卵管”、“阴道镜”……久病成医，这些词汇已成为的日常。
她以前是做财务的，往返于哈尔滨和沈阳之间看病，有时赶上审计来了，连着两个月都看不成。后来想别去沈阳了，就在哈尔滨本地看吧。但哈尔滨的医生给她用错了药，用了9个月才发现。“妈呀，当时闹得挺不愉快的，当天我就回去跟单位辞职了，专职来上档次的大医院做。”
大医院有大医院的弊端。陈静觉得，大医院人多，就变成流程化了，少了点人情味。她原先在沈阳204医院看病时，第一次挂专家号，专家会一直负责到底。一开始还会给张联系卡片，患者可以随时给医生打电话。“像我们做这个至少得三五个月，整个过程她都跟着。现在在北京，每次就是翻一下病历，衔接得不好。上次医生在病历上写了单糖胚移植，到了病房他们没仔细看，等我说的时候已经晚了。”
2013年末，北京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人员数量为29.4万人，比上年增长6.3%，但仍赶不上诊疗需求—全年医疗机构诊疗数约为2.2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0.9%，出院数增长8.3%。全市医疗机构医师日均担负诊疗10.8人次，比2012年增加0.5人次。
北医三院的挂号大厅里，挂号、收费的队伍几乎填满整个大厅。窗边，一个衣着朴实的中年妇女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等着正在排队挂号的家人。
大厅立柱上贴着一张招领启事：“自2014年1月至3月31日，医院保卫处收到捡拾上交的身份证、医保本、社保卡等各类证件98余份，请以下同志携带有效证件前来认领……”
一再膨胀的诊疗负担，让人性化服务成了奢求。有一次，陈静多嘴问了句“疼吗？”就遭到了医生的恶语相向。“有时你问她一句话，完全两个字就可以回答，她非得说20个字来损你，我又不敢惹她，人家手轻一点重一点差别老大了。”陈静刚来的时候“老被医生说哭”，她甚至曾想过，如果一直不成功，自己不想活了的话，“就收拾几个医生”。
“都说医患关系不好，真应该改善一下。病人心情本来就不好，挺焦虑的。”但日子久了，她也渐渐理解医生了，“他们每天特别累，尤其有些病人还很笨，问一些无聊的问题，确实也很烦躁。有一次有个患者为了加号都要给医生跪下了，医生说你要跪我都想给你跪下了。也都挺不容易的。”
想到即将迎来的新生，不管再辛苦，陈静都愿意用多一点善意和乐观去面对这个世界。
绝望
坐在北医三院门口台阶上跟刘伟聊天，有7天连锁酒店的人在旁边支了个摊儿免费办会员卡。两个中年妇女，穿着统一的制服—上面写着“干净舒适，快乐自主”的条纹T恤。操南方口音，宣传着新加入会员的福利是“77块钱住一晚”。
我问，之后多少钱一晚？答曰300多元。或许正因如此，她们的摊位鲜有人问津。对大多数病人来说，来北京求医是个长线任务，即便号称“经济型酒店”，长此以往也负担不起。他们更倾向于投奔在北京的亲友，或是医院周边的“家庭旅馆”。
陈静住过一次“家庭旅馆”，单间140元一晚。“都是民房隔起来的小房间，50平米的房子租给三四家，厕所、厨房公用，条件也不好。”这次，她住到了大兴的朋友家，每次来医院需要花费两个小时。
“这附近旅馆挺贵的，我们住在外环，房山那边，我表弟家。”刘伟也一样。“外环”的习惯性说法暴露了他的外地人属性，在大北京，那叫做“二三四五六环”。
作为一个“被投奔的北京亲戚”，姜小鱼此前只有过年回老家时才会见到表哥。而今年，他就见了4次。
表哥在山东小县城一个挺大的工厂里做技术工人，靠打工十年的积蓄在县城买了房，孩子7岁了。“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他才30多岁。”去年12月，姜小鱼接到母亲的电话，说表哥要来北京看病，问能否帮忙联系医院。“我在北京没有立足，安排不上医院，能做的也就是做个接待站，来我这儿住吧。”
北京的大医院太多，外地人分不清该去哪一个，只能靠听到的名声、朋友介绍和自己猜。来之前，表哥问了各种亲戚朋友能否帮忙安排个医院，但没有人能帮上忙。由于肿瘤的位置离口腔较近，就选择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姜小鱼见到了表哥，他说最近脖子上长了个瘤子，食道都破了，总咳血，前几天咳出来一块小肉块，才决定来北京看看，说着还拿出了他装着小肉块的矿泉水瓶。也正是因为这个小肉块，医院才给他安排了病床。姜小鱼把前来陪床的嫂子和表妹安置在他合租的房子里暂住，自己住在室友的房间里。
“手术后在嗓子那里开了个管子用作吃饭，没几天就可以下床说话了，在我这里呆了三天养伤口，好得差不多就回家了。我妈说我舅给她打电话了，这次特别开心，原先都是说着说着就哭。”
好景不长，回家不到两个月，又复发了。表哥和嫂子又回到了北京，每天去各个医院挂号，每天都收到同样的不好消息。“有个医生说当年他曾给某领导人的孙子也看过这个病，最后也没保住。表哥说，人家家大势大都不行，何况我们老百姓呢。”
表哥决定先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姜小鱼查了一下那个向他推销中药的医生，“基本是个骗子”，可是不知道该如何跟表哥说，怕破坏他最后一线希望。
3个月后，表哥病情恶化，说话都说不清楚了，只好又来了北京。“他喉咙开口插着管子，不能讲话了，交谈需要手写。病房里的几个病人都是同样的病，都不能讲话，几个人比画着聊天，看着想笑又想哭。”
最后的尝试也未能带来转机，手术前一天，医院通知不给做了。出院那天，表妹说，前天刚交的1万元押金还剩下349元了。“表哥听到这里，更黯然了一下。没有什么比绝望更令人绝望了。就这样，他又回老家了。不知道是否还有机会再来北京。”姜小鱼在日记里写道。
运气
每个来北京看病的人面临的第一关就是挂号。
从2009年10月起，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的三级医院推行预约挂号制度。当年9月，北京便在全市所有三级医院开始推广预约挂号服务。几年来，电话和网上预约挂号逐渐被更多人接受，但新问题仍不断出现。关于挂号，每个人都有一肚子槽要吐。总结起来，就是“全靠运气”。
在刘伟父亲去过的3家北京三甲医院里，父子俩分别经历了网上平台、114、号贩子三种挂号方式。
“积水潭是在网上平台挂的，赶巧了，就得看运气。北医三院是114挂的，关键是不好挂，总是通话中，老得打，没事就打，前天下午终于打通了，真不容易，跟中奖似的。打通那次也得等半天，你需要哪个医院给你转，哪个科，哪个大夫……”
好运气并不时时眷顾。在协和医院，排了几天也没挂到号的刘伟无奈之下向号贩子投降了。“号贩子你能看出来，不像看病的，腰里挂个包，手里拿名片，一看你着急慌张就知道是来看病的。开始不太相信，怕是假的，后来自己实在挂不上，没辙了。一开始要700块钱，后来谈到500块钱成交，把身份证号告诉他，交100块钱定金，下午1点就能取。那个号正常是14块钱。”
刘伟想不明白，自己排了几天也挂不成的号，到了号贩子那里怎么一会就能拿来？“他们是流水线作业，成帮派的，有接待统计信息的，有专门排队挂号的，还有专门往外发号的。”
“电视上还说北京抓号贩子，闹不懂，看病还是这么复杂。这号贩子忒挣钱了，14元卖500元，一天挂几个号就行了。”刘伟歪着头一顿，不知是在摇头表示看不惯，还是在点头羡慕号贩子的轻松生意。
2010年8月，北京警方联合卫生部门开展代号“晨锋”的专项行动，在首都各大医院展开严厉打击号贩子、医托等不法行为的统一行动。一个月后的追踪报道显示，出没在北京各大医院的号贩子数量明显减少，但多改用电话联系。由于人力成本提高，部分热门专家的号价反而被抬高。
在久病成医的陈静看来，尽管挂号还存在种种不便，打击号贩子确实已有成效。“2008年我来的时候是谁都可以挂号，很多号贩子倒号，现在生殖科那边必须是本人或爱人拿着身份证才能挂号，婆婆来都不可以。我感觉现在医院还挺有秩序的，最起码倒号的少了，2008年想挂根本挂不着。”
让她头疼的事比较特殊。“他们规矩老改”，原先，做冷冻胚胎规定月经第8-10天来挂号，陈静上个月月经第6天来北京，被告知改规矩了，应该月经第1天来挂8-10天的号。陈静只好挨个问哪个医生能加号，但“我到哪哪都把我赶出来，我跟他们说我是外地来的，也不行”。陈静夫妻俩只好挂了下个月的号，就这么回了哈尔滨，五一期间只能买到软卧，俩人来回车费约1400元。
“我觉得这么挂号特别不科学，假如从外地过来，第1天坐车来了把号挂上，我是在这等到第8-10天还是回家？这种也不能电话挂号，有事想打个电话咨询医生都得300块钱，15分钟。”
而在某些科室和某些项目，通宵排队这种最原始的方法几乎仍是唯一的挂号渠道。
姜小鱼问表哥，怎么不坐动车过来。表哥说，坐晚上的慢车，可以早上到北京，早去好挂号。姜小鱼想想也对，自己有次拔个智慧齿都要大冬天早上4点半起床排队呢。
陈静去年来做阴道镜检查，只能当天挂号。7点左右放号，她凌晨4点到的，“已经有好多人在排了，好几个队，得有二三百人，这还只是生殖科。”
“我觉得你们即使调查出来很多事情也没有意义，怎么改变？大家都认为北京好，都往北京来。”在谈话接近尾声时，陈静质问我。
北京市卫计委在日前公布的2014年工作要点中指出，北京今年将统筹调整京津冀医疗资源布局，推动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向北京周边地区发展。并将研判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的重点任务，根据互补、共同发展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推动医疗资源在津冀的合作和疏解。
但由于省份之间的“行政壁垒”—财税制度、户籍制度以省为单位划分，社会保障制度不能互通，资源在省际间的流通并不容易。长久以来，北京被视为一个“不愿给周边省份分一杯羹”的强势大哥。
和陈静聊天时，我们正坐在北医三院二楼“挂号、收费”窗口对面的椅子上，窗口前一直保持着30多人的队伍。中途两个衣着体面的中年男人因为插队吵了起来，直到发展到大声骂娘，眼看就要动手，终于被人拉开。
对稀缺资源的竞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直观且应景地发生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