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的成本:创"小奥斯卡"最佳战绩,中国艺术生背后有支撑
第41届美国奥斯卡（学生单元）华人学生成绩优异，获奖的三位学生目前均以“艺术生”的身份在国外学习与电影制作相关的课程。
本报记者 韩玮 发自上海
洛杉矶时间6月7日，第41届美国奥斯卡（学生单元）颁奖典礼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举办。
该奖项设立于1972年，与美国奥斯卡学院奖齐名，是美国电影教育界最重要的奖项，代表美国学生电影作品的最高荣誉。据统计，在所有奥斯卡（学生单元）的获奖者中，共有46人后来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6人最终获奖。
这一次，华人学生成绩优异—共有2名美籍华裔及5位中国学生入围半决赛。入围的7部华裔作品中，刘雨霖的《门神》（片长22分钟）、母子健的《独·生》（片长39分钟）以及程腾的《天外有天》（片长5分钟）最终分别获得剧情片银奖、纪录片铜奖和动画片银奖。这是中国学生近年来在这一奖项上获得的最好成绩。
金人像前，刘雨霖、母子健、程腾合影。刘雨霖穿一袭藕荷色礼服裙站在中间，挽着左右两位男士的手臂。
三位学生目前均以“艺术生”的身份在国外学习与电影制作相关的课程。他们接受的专业艺术知识大部分源自美国教育，但自身经历同时流露出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的痕迹。
在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和选择理工文科的学生们相比，涉足艺术具备以下特征：风险大、花销大、回报低。什么样的孩子具备学习艺术的潜质？什么样的家庭担负得起学习艺术的庞大开销，又承担得起最终一无所获的打击？
转行
在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之前，母子健几乎不知道“纪录片”。
2007年9月，他以高分考进四川大学吴玉章学院，并挑了一个热门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吴玉章学院创立于2006年，是四川大学对优秀本科生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荣誉学院。
母子健是学院中的羌族人。据官方统计，5·12大地震中，逾3万羌族人丧生，母子健失去了爷爷、堂弟等至亲，他的四婶因悲伤过度，在震后几乎丧失与正常人交流的能力。
彼时，与母子健年纪相仿的程腾，正在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读大一。动画是他儿时的爱好。
“可能是晚熟，这个兴趣（指动画）持续得比较久。”程腾说。他“热烈”地喜欢宫崎骏。“我想做全球化的大众商业片。”带着少年时代的梦想，程腾在本科毕业后选择去南加州大学（以下简称“南加大”）的电影学院深造，这是全球最好的电影学院之一，地处洛杉矶，跟好莱坞紧密相连。
刘雨霖，知名作家刘震云与著名公益律师郭建梅的女儿，程腾曾经的校友。她追逐电影之梦的起点同样源自小时候的喜爱。
和程腾不同的是，2005年6月高考后，她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专业，至大二、大三时，才逐渐决定转向电影。“那时，我发现自己更适合电影。我想通过主动、自由的方式把动人的故事呈现给大家。”
刚上大学时，刘雨霖会利用寒暑假跟随母亲到贵州、广西一带调研。她们走访的大多是贫困家庭，有的穷到“每个月最开心的事就是多买一些盐巴吃。”
令刘雨霖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在那些艰苦的地方，有些孕妇即便怀胎9月，也还是要收割水稻、料理农活。她们因此患上严重的妇科疾病。
每回母亲调研、办案，刘雨霖都会自带家用DV拍摄，正是不同的人生阅历推动了刘雨霖转而学习电影。她为此申请了纽约大学导演系，正是这些纪录片帮助她敲开了这所学校的大门。
母子健踏进艺术圈的历程同样具有戏剧性。汶川地震后的同年9月，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和纽约州立大学发起了一个支持四川重建家园的“中国150”项目，资助150位来自四川灾区的大学生到纽约州立大学学习一年。
母子健入选其中。一直生活在北川的他突然来到纽约，“那里的生活每天都很新鲜”，但母子健的思绪总是离不开家乡，“我是北川最优秀的学生，面对这场灾难，我却什么也做不了。”
在纽约州立大学，母子健经常收看HBO。这是一个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有线电视网络，全天候播放电影、纪录片等节目。通过这个窗口，母子健的视野逐渐打开，纪录片不再是国内只限于拍摄山水花鸟的自然风光片，而是一种可以用来“记录我熟悉的、深爱的家乡，表达我的观点与情感”的方式。
大学三年级，母子健回到四川大学，一年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要回到纽约，我要学习新闻纪录片。”
2011年，母子健申请了纽约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和纪录片硕士项目，并被录取。
拍摄
三位获奖者中，刘雨霖受到的关注最多，这源自她名人父母的组合。对此，刘雨霖不愿多谈，在她的叙述中，《门神》的拍摄之路更像是一场单打独斗。
《门神》拍摄于刘震云的老家河南延津，讲述一个7岁小姑娘每天盼着过年贴门神时母亲能够回家，但最终回来的女人并非妈妈。
2012年下半年，刘雨霖花费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从写剧本到找演员、看景等前期准备工作。剧本由她自己构思、写作，“遇到问题时，就向父亲请教”。
在拍摄经费问题上，河南当地政府给了刘雨霖“特别的”帮助。当地的一个酒厂也提供了“一些资金支持”—正是这些保障使得刘雨霖可以专注于故事的创作。
与此同时，刘雨霖还一手组建了一支让她信赖的剧组团队—团队成员大部分来自冯小刚的《一九四二》剧组。
在纽约大学导演专业就读的第二年，刘雨霖曾专门休学一年，在冯小刚的《一九四二》剧组当了一年专职场记—这部灾难片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担任场记，她交到了一些好友，这成为她日后拍摄《门神》的人力资源。
“冯导演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大制作。作为一个导演，如何协调剧组、怎么控制故事，怎样和演员交流，他在这些方面表现出的综合能力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刘雨霖的回答很官方。
2013年1月，《门神》在河南延津拍摄8天后顺利杀青。
和刘雨霖相当“专业”的拍摄团队相比，母子健、程腾的作品完成过程更像学生习作。
2012年5月，最后一堂课结束，母子健冲向机场。他要回北川拍摄毕业作品《独·生》，主题正是“5·12”地震。
“我想拍摄地震过去四五年后，人们的一种状态。”回来后，母子健走在北川街头，看见那些健康而幸运的年轻夫妇又有了孩子，他们的快乐满得快要溢出来；失去独子又上了年纪的夫妻则终日抑郁，大门不出，外界的快乐让他们感到自己正被抛弃；一部分失去核心家庭成员的中年人及时找到了信仰的庇护，变成了极端虔诚的佛教徒。
母子健很快选择了身边3个熟悉的家庭，与他们一起吃住、生活，一个人拿着单反相机拍了他们整整4个月。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拿着单反跟他们走在街上，马上，我们就成了焦点。”这些被拍摄者需要适应无时不在的镜头，而母子健则需要适应他们的情绪变化。
母子健的困难在于与被拍摄者的磨合，程腾的难处则在于如何与技术死磕。
《天外有天》带有浓厚的中国风格，这源于美国大学对程腾的教育，“要做只有自己才能做出来的东西。”
从2013年5月到2014年4月，程腾与合作者梁帆一边应付巨大的学业压力，一边打磨作品，折腾了近一年才收工。
因为都是学生，没有更多资源，程腾主要依靠一些朋友进行美术设计，并完成了后期的合成和音效工作—遇上的那一大堆技术难题几乎全是依靠上网找资料，自学解决。
出身
母子健说，他在中学时代是一个充满反抗精神的“坏学生”，虽然成绩一直拔尖，但高中三年，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在逃学。
逃学时，母子健喜欢一个人在家里读诗歌、小说，看电影、足球。他喜欢王小波、乔治·奥威尔那些反抗体制的人物。好朋友们都在学校苦读，母子健一个人自得其乐，乐此不疲。
程腾出身于北京一个普通的双职工家庭，父母大学时都学理工，至今从事技术工作。母亲年轻时喜欢京剧、歌剧、芭蕾舞剧，常会带着程腾一起欣赏。
除此之外，程腾从未上过任何昂贵的艺术补习班。在母亲眼中，她的孩子只是一直喜欢涂涂画画，于是索性让他初中时就报考了徐悲鸿中学的美术专业，进行系统学习。
母亲至今不太了解动画这个行业，也不清楚儿子未来的路将走向何方。“但我们对程腾非常信任，知道他真心喜欢绘画，所以也理解并支持他的爱好。”2007年，程腾以文科艺术类考生的身份考取中国传媒大学。
刘震云夫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他们教育女儿的方式是“散养”：她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切顺其自然。刘震云夫妇彼此是北京大学校友，两人祖籍都是高考大省河南。其中，刘震云是1978年的河南省文科状元，郭建梅晚一年高考，考分排得进全省前三。
出生在“状元之家”的刘雨霖从没有被寄予“当状元、上北大”的期望。据称，刘震云夫妇从未给女儿请过家教，也不报兴趣班，更不会请求老师特殊照顾。女儿的成绩距离“市级尖子生”有一定差距时，夫妻俩并不在意。
2010年，刘雨霖前往纽约大学攻读电影专业，在此之前，她学的是播音专业，没有接受过国内的电影专业教育。
无独有偶，母子健学习的新闻纪录片专业，即便在美国也属小众专业，只有纽约大学等顶尖名校才会开设相关课程——这也是母子健选择出国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认为国内目前并没有与纪录片相关的顶级课程。
在母子健看来，国外的新闻教育与国内截然不同。国内不太注重实践，而他入学的第一堂课，老师没讲几句话，就把他和一帮同学扔到街头采访去了。
电影圈中，程腾就读的南加大与刘雨霖所在的纽约大学齐名，是世界公认的知名电影学府—南加大偏向好莱坞风格，纽约大学更支持独立电影。
程腾在本科阶段就已崭露头角，制作的两部动画短片《红领巾侠》与《纪念日快乐》都获得了很好的口碑。但越是这样，程腾越是想要出国。
他去了各种文化交融的洛杉矶，那里是世界传媒的中心。
对痴迷商业动画制作的程腾来说，选择出国学习相关课程是一早就决定了的：
“我的想法比较单纯，因为南加大电影学院是世界上最好的电影学院之一。地处洛杉矶，跟行业核心好莱坞连接紧密，对想从事商业动画制作的我来说是首选。我想做更全球化的大众商业片，我需要拓展自己的眼界，去见识不同类型的观众和叙事技法，所以我选择各种文化交融的洛杉矶，而且这里也是世界传媒的中心。我觉得在这里我能得到我想要的。”
对于美国动画教育和国内现行的动画教育体系，程腾认为需要客观评价：“美国教育更注重以人为本吧，教育方式也很多变。国内更重视体系，这样对技术训练更有效率，不过在启发学生的创造性上比美国差一些。”
在南加大，程腾感受到了更多来自好莱坞的“脉动”。在一个名为“Master Class”的课堂上，程腾每个学期都能结识一位前来讲授的资深业内人士，这对他了解及进入这个产业帮助颇大。
而刘雨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纽约学习与生活的经历使她获得了另一种视角，一种从世界舞台观察中国农村、而非从农村向外展望世界的角度—《门神》正是一部通过这一视角进行创作的作品。
价格
碍于国内艺术资源与产业发展的限制，一批追求高端艺术梦想的年轻人最终往往都会选择出国深造。这是一条代价不菲的道路。
为了支持程腾出国，自从他考上大学，程腾的父母就开始在经济上做各种准备。即便如此，由于南加大是私立学校，学费较高，过去两年中，程腾的留学花销仍然让这个普通家庭感到有些吃力。
程腾的父母说，从他们夫妻俩，再到程腾的姑姑、叔叔、姥姥、姥爷……全家人都在支持这个孩子的梦想，愿意倾尽所能给他帮助。
而母子健来自单亲家庭，在纽约大学新闻学院学习的两年间，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共60余万元人民币—部分源自奖学金，其余则来自母亲一方共4位兄弟姐妹的齐力支持。
在母子健的班上，他说，他自己并不能代表大多数学生的家境。班级里只有两位男生，而从中国来的，除了他，清一色是“白富美”。“她们的家境大多殷实，不能说多有钱，至少都来自上层中产家庭。”
据母子健了解，有人家里是做生意的，有人的父母在国内从事地位及收入都较高的职业，如律师、教授一类。
“从事艺术创作确实是一个昂贵的梦想，同时，也是赔率很高的赌博。”按照程腾的分析，培养一个优秀的艺术生，花销足够在今天的北京买上两套房子，问题是，艺术生还不像房子那样稳赚不赔。“他可能找不到工作，而且并非是只要优秀就一定能有好工作。”
在程腾周围，这些出国深造的艺术生中，以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居多，也有不少来自清华复旦的高才生。
“搞电影就更夸张了，家里光有钱还不够，如果没有一些相对的资源和人脉关系，刚毕业那几年的路会很难走。”程腾说。
母子健心里更加清楚，他所从事的纪录片职业根本赚不了钱。在中国，除了《舌尖上的中国》是个例外，纪录片这种形式几乎得不到大众认可。
“搞纪录片的人大多有些理想主义，希望改变社会、影响政策。这一行的商业价值很淡。”母子健十分清楚，未来迎接自己的还有更为残酷的现实：如果回到国内做纪录片，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国内社会的自由度较小，导演的想法容易受到限制，很难拍出好作品。”
但母子健无法一直待在美国，“我所真正了解和关注的东西都在国内”。最后，他决定两头奔波：争取从美国的一些机构拿到赞助，再回到国内拍摄自己熟悉的题材。《独·生》便是如此。
获取赞助并不顺利，第一次当导演的母子健只从某个长期鼓励美国学生出国拍片的机构获得了微薄的旅行补助，其余高达四五千美元的拍摄开销，全部自掏腰包。
“家境殷实者才敢学艺术”，母子健认同这样的社会丛林规则。“至少在追求艺术梦想的路上，他们抵抗现实压力与风险的能力更强，比普通人更能‘熬着’。”母子健认为。
在纽约和洛杉矶，全球影视传媒的核心地带，像母子健这样怀揣艺术梦想的中国年轻人还有很多。
“这里的普遍业态就是熬着，当然，出其不意的机会也是有的。”一位从纽约大学电影研究专业毕业的策展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大谈艺术的同时，纽约大学的老师也会教学生如何务实，如何避免抱着一个艺术梦想死磕。
“拍摄广告或音乐录影带是艺术生的两大‘神器’。当剪辑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至少能够糊口吧。”这位策展人说。
（实习生范金晶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