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丝·门罗：加冕的“主妇”
笔耕逾半个世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门罗的人生堪称一个家庭妇女的文学逆袭。西方评论界曾视她为那类崇高的但可能得不到诺奖的作家，而中国文坛一直高度崇拜长篇小说，写短篇的门罗因此
本报记者 刘科
82岁的加拿大克林顿镇老妪艾丽丝·门罗竟然没有接到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长途—她出门去了女儿家并且还睡着了。瑞典文学院的秘书以为，作家们在这一天都有足不出户等电话的习惯。
这位笔耕逾半个世纪的女性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给出的获奖理由是—“艾丽丝·门罗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她也成为了加拿大首位诺贝尔文学奖折桂者。
在门罗得奖后的次日，她的好友、74岁的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英国《卫报》撰文称，“门罗女士获得诺奖的道路并不平坦，她的写作建立在一种长期的‘失败’之上。”阿特伍德是加拿大另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
在获奖之前的多年，门罗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西方评论界曾视她为那类崇高的但可能得不到诺奖的作家，这是一个很卓越的类别，其中包括纳博科夫、博尔赫斯—当然还有契科夫。终于，诺贝尔文学奖没有让艾丽丝·门罗成为遗珠。
漫长的写作排练期
门罗的人生堪称一个家庭妇女的文学逆袭。1931年，门罗出生于加拿大东部安大略省休伦县温格姆镇—该地日后成为她作品中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
与契诃夫类似，门罗的幼年生活不太幸福，她的父亲从事狐狸和貂的养殖，母亲是一位乡村教师。9岁这年，母亲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综合征。家境清贫的门罗在上学期间，做过女招待、烟叶采摘工和图书管理员。
西安大略大学提供的奖学金让门罗有了机会及借口“逃离”这个家庭。“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母亲已经无法自己穿衣服、自己梳头发。人们年轻的时候，想象不到残废是种什么样的感觉，觉得总会想到办法克服难关。但当我年纪渐渐变大，我能想象到那种情形，也开始同情母亲。”2012年门罗接受《纽约客》采访时这样回忆。
两年之后的1951年，年仅20岁的大二女生艾丽丝便选择了退学，嫁给了她的同学詹姆斯·门罗—只因“他愿意带我去西海岸”。
这些经历，可以在国内目前唯一出版的门罗短篇小说集《逃离》中找到影子。在以朱丽叶为主人公的三个短篇小说里，朱丽叶逃离女校教职去追随偶然结识的渔夫，她的父亲逃离原有的生活去做农夫，她的女儿骤然离家，弃她而去。
叛逆的结果是寂寞。婚后的第二年，她的大女儿出生，随后她又生了两个女儿，不过，二女儿在出生后不到一天便不幸夭折，1966年又生下第四女。对于门罗而言，这种生活有着令人窒息的氛围。
婚姻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生活环境的变迁。婚后的她跟随丈夫离开安大略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他们先在温哥华居住，1963年又到了维多利亚市，并在那开了一家门罗书店—该书店目前仍在经营。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门罗太太是个标准的家庭主妇。她会忙里偷闲，趁孩子睡了，或者午睡，或者不用照看书店的任何机会，写上一句半句，“我不会打桥牌，不会打网球—这些很多人都在学习的东西。我很羡慕，但是觉得没有时间学，不过我总有时间望着窗外。”
在日后的回忆中，门罗表示，作为苏格兰后裔，家族几乎每一代都出过作家，所以她得出结论，“苏格兰人无论多贫困，最无法放弃的就是阅读本身”。
在门罗所处的时空中，要诞生一个文学之星的几率近乎于零。“乘孩子们午睡时写作是很难的，我不敢讲这个大话，现在的女人恐怕也做不到。这是我年轻时最艰难的地方。但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挺不错，因为那时我并没真正做好写作的准备，只是‘排练’而已。”
门罗最初的写作举步维艰，在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前，她无数次给出版商寄出小说手稿，这些手稿都在几周后被退回到她的邮箱。
这些经历让她变得不那么自信。1994年在接受《巴黎评论》记者采访时，她表示，好在以前和文学圈不熟，不然，她可能被那些高谈阔论吓得不敢写了。
“真正的问题是写作本身，我常常写不好。我也经历了写作的‘学徒期’，提笔最初我从未想到会如此困难。幸运的是，当时有一个关于‘寻找加拿大文学’的激烈讨论，多伦多那些关注的目光，将我从困境里挽救出来。”门罗在《纽约客》的访谈中称。
直到1968年，37岁的她出版了处女作《快乐影子之舞》，这本迟到的作品让她摘得了加国最高文学奖—总督奖。这一年，加拿大国内的女权运动正处于高峰。
1972年，离婚之后的门罗回到了出生地安大略省，成为西安大略大学驻校作家。当时的门罗偶尔会穿梭于各种舞会，在这样的舞会里，男人和女人相互暧昧而不必谈婚论嫁。四年后，门罗嫁给了杰拉德·弗雷林，弗雷林是她大学时的老友，两人重逢时喝了三杯马天尼，之后便决定结婚。
门罗的现住处克林顿镇是一个3000多人的小镇，是弗雷林的故乡，离门罗的出生地温格姆也很近，她笔下的不少故事均以温格姆镇的人事为原型和背景，并从中榨出各色人等皮袍下藏着的内心黑洞。
远距离地观察一切
中国文坛一直高度崇拜长篇小说，写短篇的门罗因此长期被忽略。如果没有在2009年获得国际布克奖，她的作品或许仍不 会在国内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入围国际布克奖的作家包括2001年诺奖得主奈保尔和2010年的略萨。
在国际文坛中，门罗的地位早已确立。1978年，她的第四部小说集《你以为你是谁》再给她捧来了一座总督奖，1986年的《爱的进程》则为她带来了第三座。上世纪80年代起，每隔几年的短篇小说集为她带来世界级声誉。
除了1979年到1982年间，门罗大部分时间一直隐居在克林顿。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门罗曾随首批加拿大作家代表团到访中国，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丁玲曾与其见过面。
“她是个非常非常低调的人，有意选择不和文学圈子走得太近，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她也没有出现在电视上，只接受了有限的几家媒体访问。”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制作人梁彦这样形容，她为上海九久读书人翻译了《巴黎评论》的门罗访谈，这篇两万多字的访谈即将在国内出版。
门罗的创作基于其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她对人性的感受，“她的作品有着很强的浓缩性，每一篇四五十页的短篇，让别的作家来写，也许能敷陈成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83岁的翻译家李文俊在《逃离》的译后记中这样写。
2008年，门罗长女西拉出版了一本写给母亲的传记《母女的生活》，在书的扉页，西拉引用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句—“说出全部真相，委婉地”。
在书中，西拉写出了一些外人不知的作家母亲的写作生活，“我母亲没有参与任何文学社团……周围也有她尊敬喜爱的作家，但她没出去和他们交朋友……原因之一是她很看重自己的工作，整个写作过程那么微妙不确定，她得全力保护，她最不想做的事就是以作家的身份惹人关注。”
“作为一位艺术家，她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超然氛围，她远距离地观察一切……试着获取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西拉说。
“来自内心的呼唤”
早在1996年，美国知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时报书评》评论门罗小说时说，“来自内心的呼唤”始终贯穿在她的作品之中，这种呼唤使其作品具有回首往事和自传的特点。
尽管门罗本人多次否认自己作品的自传性，但厄普代克的论断仍深具眼光。门罗的早期创作多为女性成长主题，故事人物是一些刚进入家庭生活的女孩子，为爱情、性、背叛、孩子等苦恼，1971年出版的《姑娘和妇女们的生活》就被认为是以门罗自己的生活为模型写作的。
50岁之后，门罗开始爆发惊人的创作力。她笔下的人物也变为在中年危机和琐碎生活中挣扎的女性，有着欲望和遗憾、强大和软弱。
在1990年出版的《我年轻时代的朋友》一书的短篇《不一样地》中，门罗通过一位中年妇女对往昔的追忆，描写上世纪中叶以来妇女解放运动对道德观念所带来的冲击，以及个体在道德转换过程中所付出的痛苦代价，其中不无门罗自己的心影。
进入新世纪之后，门罗的写作非常稳固，通常是有新作先在《纽约客》刊登，之后结集成书。她最新的自传体短篇《亲爱的生活》便是如此。
该书是打开门罗作家生涯大门的一把钥匙，她自己称它们是“关于我的人生，我要说的最初与最终的话，也是最亲密的话”。小说集内的前十个故事回顾了安大略省的小镇风情，而最接近传记色彩的四个故事保留到了最后。在这些小说的最后一段里，门罗这样写：“母亲生病临终之际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出席她的葬礼。当时两个孩子还小，在温哥华无人可以替我照看他们。我们几乎付不起旅费，丈夫又一向鄙弃正统的礼数，但为什么要怪他呢？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说过一些不能被原谅的话，也说过我们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但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瞧，屋子里的大象”
进入新世纪以来，三位女性先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们分别是2004年的耶利内克、2007年的多丽丝·莱辛和2009年的赫塔·米勒，这三位得主的一个共同点是作品中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政治倾向。
与这三位女性作家相比，门罗的小说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如果要硬抠政治的话，她作为苏格兰后裔的族群身份，会时常在她的小说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但这种身份政治，也只能算是一种小政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撰文分析。
门罗最喜欢的作家是美国作家尤多拉·韦尔蒂。韦尔蒂终身未婚，深居简出的她，从16岁起就一直住在美国的南方小镇，她的小说永不厌倦地描写着美国南方小镇里的生活。
门罗也永不厌倦地写着加拿大小镇的生活，“门罗小说提到的小镇是加拿大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最早的拓荒者、移民群体的延续—有自成一体的文化习俗，小镇文化之于加拿大，就像美国南部对于整个美国的感觉，是加拿大特色的一部分，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加拿大文学的特色，但门罗是从加拿大的根儿上出来的。”陈晓明说。
与韦尔蒂类似，门罗擅长把庸常生活中那些细碎的裂缝写得心惊胆战，一次地下室漏水留下的是斑驳泥泞的人性，她似乎不经心地一指：“瞧，屋子里的大象。”
门罗小说的多数主题是典型“门罗式”的：爱、秘密、背叛以及日常生活的本质，文字简约精当，往往于细微处见精神，像《逃离》里的中年妇女，无处可逃。
“有时候，门罗的故事让人觉得画布很小，时间通常局限在人物一生，地点不脱她熟悉的安大略小镇，人物勉强可以坐满一张普通餐桌，好像小津安二郎的电影，类似的人物、情节和时空背景，固定的几位演员在那里走换，电影开始你觉得已经看过，而且不止一次，一旦开始情不自禁又陷了进去—有意思，你告诉自己，看完了只觉若有所思，回味无穷。”台湾作家张让说，张让是台湾出版的两本门罗小说《逃离》（台译本书名为《出走》）和《感情游戏》的译者。
在2009年参加国际作家节时，门罗在与英国作家黛安娜·阿西尔一起畅谈自己的写作时这样说：“一个故事并不像一条前后延伸的公路，可以将人们带往某处……它更像是所房子，你进去，然后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你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房子里。每次回去，这所房子—这个故事，都比你上次看到的包含更多内容。它有一种自身的存在感，一种自身存在的必要性，而不是仅仅为迷惑你或者给你提供落脚之处。”
“我离文学的主流那么远”
采访者
珍妮·麦克克鲁齐
莫娜·辛普森
翻译 梁彦
克林顿是个只有三千居民的小镇，艾丽丝·门罗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住在那里。黄昏将至的时候，我们停在了门罗家门口，门罗和她的第二任丈夫杰拉德·弗雷林就住在这里。后院很深，有个种满奇花异草的花园。门罗解释说，她丈夫弗雷林就出生在这栋房子里。艾丽丝·门罗在厨房里做了一顿简单的晚餐，飘散着当地调料的香味儿。饭厅里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放满了书；而在其中一侧，放着一张小书桌，上面是一台旧式打字机。这就是门罗写作的地方。
门罗在谈到小说创作的时候，还是流露出某种敬畏和不安全感—那是你在刚开始写小说的人身上才会看到的。她全然没有某些著名作家的炫耀或者自夸，很容易让你忘掉她其实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谈到自己的作品，她倒不完全是说自己的写作非常容易，而是说写得好有某种可能性，好像任何人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做得到。离开的时候，我们也受了感染，觉着写得好是有某种可能性的。她的风格看似简单—但那是种完美的简单，是需要花上好几年、反复打磨才能够掌握的。正如辛西娅·奥兹克曾说的，“她是我们时代的契诃夫，她将会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更长久地被读者记住。”
在女儿们睡午觉时写作
采访者：你最早在《纽约客》上发表小说是什么时候？
门罗： 《致命殴打》发表于1977年，那是我在《纽约客》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不过，我在（上世纪）50年代写的作品，都曾寄给过《纽约客》。之后，我停了好长一段时间，只把稿子寄给加拿大的杂志。《纽约客》曾给我寄过很客气的便条—用铅笔写的、非正式的短信。他们从来不署名，也不会极度鼓励你。我还记得其中一张，写着：文字非常好，不过主题过于老套。确实是。那个故事写的是两个上了年纪的人的罗曼史—老农场主向一名老处女求婚，而她明白这正是她想要的。我的故事里有很多老处女。小说的名字叫做《紫苑花盛开的那一天》，写得很糟。那还不是我17岁时的作品，我当时已经25岁了。我疑惑为什么我会写老处女的故事。我其实不认识什么老处女。
采访者：而且，你很年轻就结婚了，也不像是你在预测自己的老处女生活。
门罗：我想，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就是一名老处女。
采访者：你上了两年大学，马上就结婚了？
门罗：我大学第二年结束之后立即就结婚了。我20岁。我们搬到了温哥华。结婚是件大事—还有搬家，也是个巨大的冒险。在加拿大境内，我们搬到了力所能及最远的地方。我们俩一个只有20岁，另一个22岁。我们很快建立起了非常适当的中产阶级生活。我们考虑买个房子，生孩子，而我们也很快做到了这些。我21岁时就有了老大。
采访者：在这个过程中，你还一直在写作？
门罗：我在怀孕期间一直像疯了一样写作，因为觉得有了孩子，我就再也不能写作了。每次我怀孕都刺激着我要在孩子还没有降生之前完成大部头的作品。但实际上，我从没有完成过任何大部头的东西。
采访者：那在你女儿们还没到上学年龄之前，你什么时候写作呢？
门罗：她们睡午觉的时候。
“我希望身后不只留下些零碎的故事”
采访者：你的《乞丐女仆》里的故事都有内在的联系。
门罗：我不想过多地预测一些事情，不过，我经常想写另一个系列故事。在我的新书《公开的秘密》里面，有些人物会重复出现。《破坏者》里的碧·多德在《搬离》当中提到过，是个小姑娘。《搬离》是我为这本集子写出的第一个故事。比利·多德是图书管理员的儿子。在《太空船降落了》这个故事当中提到过他们两个。不过，我决不能够让这类的写作结构压倒故事本身。如果我为了适应一个故事，而开始去修改另一个故事，那我可能正在犯错误，在不应该的地方费工夫。所以，尽管我很喜欢这主意，却不知道是否会再写这类的系列故事。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的一封信里说过一段话，噢，我希望写出一部小说，我希望我身后不只是留下些零碎的故事。如果这辈子只留下些零星的短篇，你心里就很难摆脱那种微不足道的感觉。我肯定你会说起契诃夫什么的，可还是遗憾啊。
采访者：而且，契诃夫总是想写成一部小说。他要把它称为《我朋友们的生活》。
门罗：我知道。而且，我理解那种感觉，其实你是能够做到把所有的素材放进一个大容器里的。
第一次读到D·H·劳伦斯深感不安
采访者：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吗？是否有作品对你产生影响？
门罗：30岁之前，阅读真的就是我的生活。我就活在书里面。美国南部的作家是最早一批让我感动的作家，他们向我展示你可以描述小镇，描述乡下人，这些正是我非常熟悉的生活。不过，有意思的是，连我自己都没太意识到，我真正热爱的美国南部小说家都是女性。我不是太喜欢福克纳。我热爱阿多拉·威尔蒂、佛兰纳里·奥康纳、凯瑟琳·安·波特，还有卡森·麦卡勒斯。她们让我觉得女性也可以写奇特的边缘化的东西。
采访者：这也是你一直在写的东西。
门罗：是的。我逐渐认识到这是女人的领域，而关于现实生活主流的大部头小说是男性的领域。我不知道这种边缘人的感觉是怎么来的，我并没有被排挤到边缘。或许是因为我自己是在边缘社会长大的。我感到自己不具备伟大作家身上的某些东西，不过，我不确定那究竟是些什么。我第一次读到D·H·劳伦斯作品的时候，觉得极度不安。我总是对作家有关女人性方面的描述感到不安。
采访者：你怎么看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
门罗：我的确非常喜欢《百年孤独》。我爱这本书，但它无法模仿。它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当读到蚂蚁搬走婴儿、处女升入天空、族里的长老去世、天上飘下花瓣雨的情景时，真是精彩。不过，正如这本书一样难以写就，也如这本书一样完美的是威廉·麦克斯维尔的《再见，明天见》，里面的一个角色是一条狗。他让一个原本老套的题材变得光彩夺目。
采访者：你写作的自信心如何？经过这么多年，在自信心上有什么变化？
门罗：对于写作，我一向是非常自信的，但这其中又夹杂担心，担心这种自信是完全错误的。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的自信源自于我的愚钝。还因为，我离文学的主流那么远，我没有意识到女人不像男人那样容易成为一名作家，对底层的人来说也是一样。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小镇，在那里，你连个真正读书的人都遇不到，而你自认为还写得不错，你当然觉得自己确实有罕见的天赋。
采访者：在避开与文学界的接触方面，你可称得上是个高手了。你是有意识地这样做，还是由于特定的环境？
门罗：有好长一段时间，这当然是因为环境使然；不过，后来，就是一种选择了。我想我是个友善的人，但不好交际。主要也是因为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家庭主妇、一个母亲，我需要大量的时间。而这被解读成害怕交际。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已经丧失了自信。我会听到太多我不理解的谈话。
采访者：所以你对于置身主流之外感到高兴？
门罗：这可能正是我想说的。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无法作为一个作家很好地幸存下来。在一群比我更清晰地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的人当中，我很可能会失去自信。他们经常高谈阔论，而且在信心方面都公认的比我更有底气。不过，话说回来，对作家，这也很难说—谁是自信的呢？
节选自《巴黎评论—虚构的艺术》第137期艾丽丝·门罗访谈，即将由九久读书人原文出版，感谢九久读书人公司提供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