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提篮桥监狱风云
无论是初建时期先进的“公开招标”模式，还是因监狱特殊建构“从未有犯人逃跑”的显赫记录，以及抗战胜利后关押诸多日军战犯、解放后关押汪精卫政府政要、江青反革命集团骨干等事迹，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远东第一监狱”提篮桥监狱即将搬迁的消息一出，让这座已经有110年历史、闹市中的监狱再一次走进人们的视线。
自1903年5月18日启用以来，到1949年5月间，提篮桥监狱先后经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日本人、汪精卫政府和国民政府管理统治，监狱最初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1942年1月改名“上海共同租界工部局华德路刑务所”。1943年8月，汪伪政府接管，改称“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扔称“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提篮桥监狱改称“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
110年的岁月沧桑，提篮桥监狱见证、并亲历了诸多历史的重大事件。由中国监狱工作协会监狱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监狱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家俊所著的《提篮桥监狱》一书，是国内第一部横向描述提篮桥监狱的纪实读物，也是系统披露提篮桥监狱历史事件的唯一著作。
无论是初建时期先进的“公开招标”模式，还是因监狱特殊建构“从未有犯人逃跑”的显赫记录，以及抗战胜利后关押诸多日军战犯、解放后关押汪精卫政府政要、江青反革命集团骨干等事迹，在监狱史学家徐家俊那里，这座“东方巴士底狱”总有让人说不完的故事。
110年前的“公开招标”
历经世事沧桑的提篮桥监狱，时至今日仍屹立不倒，甚至曾在1937年遭遇炮火的轰击，其建筑质量之保障来源于最初的“先进理念”—110年前的提篮桥监狱建筑工程，采用了当下随处可见的“公开招标”模式。
“建筑图纸是由外国人设计的。经公共租界工部局审定后，在报刊上刊登广告，提出具体要求，进行公开招标。在规定的时间内，让各营造厂（承建商）投标承揽，将标书寄送到指定地点。在规定的时间揭标，筛选后选择了信誉良好、报价较低的成泰、建业、三森等营造厂承建。”徐家俊说，为了保证质量，工部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约营造厂。
比如“营造厂需要向工部局提交施工保证金，有的事先双方商定一个数目，有的为总施工价款的1/10。如果竣工后，工程不符合质量要求，则从保证金中扣除；如果工程符合质量标准，工部局不仅如数退还保证金，而且按照当时的银行利率，另支付利息”。
而在保障内部设施上，也采取了建设者“术业有专攻”的方式，水龙头、管道等分开承包，每个步骤都由更专业的人负责。“比如监房的铁门是上海制造的，门锁和钥匙由英国伦敦哈脱公司制造供应，直到现在，各种英国制造的锁具和钥匙仍在使用。”徐家俊披露，提篮桥监狱内的门锁，相当于一本杂志的合订本，厚厚地固定在铁门上，它有三道锁舌，钥匙有15厘米长。
提篮桥监狱从1903年启用，到1933年扩建、重建，直到1935年才形成了现在监狱的规模，其建筑风格为英国式，占地面积达60.4亩，共有各类监室3700间。
不同于多数监狱两边牢房中间走廊的结构，提篮桥监狱成回字形，中间是“背对背”、“肩靠肩”排列的牢房，四周全是走廊。热门美剧中《越狱》的神奇路数在提篮桥监狱完全行不通，因为牢房的“三面墙外面还是牢房”，而监狱在走廊中间的地坪上还另建了一排铁丝网，形成内、外两道走廊，看守在外走廊巡查可以同时看到上层、本层、下层三个楼层犯人的动向。
试图“越狱”的犯人
当然，壁垒森严、设备堪称一流的提篮桥监狱，依然还是会有试图“越狱”的犯人。
1944年1月4日凌晨3点，重点囚禁区域“忠”字监5楼传来一声凄惨的叫喊，随后便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中国籍看守白启运闻声赶到了5楼总门口。“忠”字监是提篮桥监狱九幢监楼之一，其中1-4楼关押一般犯人，而5楼是死刑犯关押区。
白启运凭着多年工作经验，估计5楼楼层发生了意外情况。他并未轻易打开大门进入，而是在门口隔着铁栏叫喊当夜值班的另一名印度看守轧茄辛的名字，无人应答。
沉稳性格在这一刻拯救了他。因对5楼死刑犯的防备，白启运迅速回到一楼，按下了通往监狱钥匙间的警铃，还拿起电话向钥匙间报告了情况。很快西籍看守劳力士、韦德罗夫、古真斯基以及印度籍看守188号，迅速赶到现场。除留下一人在门口看守值班电话外，其余四人分两路从南、北楼梯登上5楼楼面。在25号监室对面的水泥地坪上，上身裸露、下身仅穿一条内裤的印度籍108号看守轧茄辛躺在血泊中，已经死亡。
5楼两道腰门和总门，铁窗和铁窗外的铁栅均完好无损，丝毫没有被撬的痕迹。而白启运也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楼下巡查，丝毫没有察觉楼上有人逃脱，也没有外人进入。那么，一个身强力壮、人高马大的印度看守怎么可能在固若金汤的樊笼中惨遭杀害？几名看守一直判定：凶手一定还躲在监狱内。
一名资深看守拿起手中10多厘米长的钥匙，开始逐个敲击监室外的铁栅，忽然在8号监室处，一根铁栅发出了异样的声音，随后这一截铁栅掉落在地：原来这段铁栅事先已经被锯断，又人为摆上去。
犯罪嫌疑人郁银才对作案经过供认不讳。这位曾因参与绑架、撕票，被上海地方法院判处死刑的犯人，曾有多次试图逃脱行为。在一次趁法警外出提审之际，郁银才弄到了一段钢锯条，藏匿于鞋子里，偷偷带入监狱，并利用死刑犯单人关押的机会，锯开了监狱的铁栅。
郁银才趁印度看守轧茄辛打瞌睡之际，偷偷溜出监室，用被锯断的铁栅做凶器，朝轧茄辛的头部狠狠敲击，毫无思想准备的轧茄辛仅“啊—”惨叫一声便不省人事，郁银才随后用双手卡其喉管，致其死亡。
郁银才原本的计划，是利用轧茄辛身上的制服和内衣，将自己“包装一番”，但由于提篮桥监狱内部的特殊结构，楼面上的腰门和总门均被锁住，他打算拿着那根铁栅“守株待兔”，静候上楼来查看的另一名看守白启运，将其也打死后冒充看守走出监狱。
郁银才杀害看守试图越狱的计划，最终没能得逞。而在提篮桥监狱内，希望“走出监狱”犯人采取的措施可谓“五花八门”，甚至包括买通出入监工作人员，利用“合法手段”让犯人“提前释放”，以及行绞刑时，绞刑绳断裂而致死刑犯逃生等。
日本战犯毙命提篮桥
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初，盟军美国军队曾在提篮桥监狱内设立军事法庭，是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场所。提篮桥监狱也先后关押过数百名日本战犯，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根据徐家俊研究，安藤利吉最后在提篮桥监狱自杀身亡，是中国境内自杀身亡的侵华日军最高将领。
安藤利吉在抗战爆发时期，曾率部参加徐州会战，后南下继续在广州作战。1944年，派驻台湾的安藤利吉出任日本第19任台湾总督。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日本军队在台湾布防大量军事基地，集结大批日本军队。为了摧毁日本的军事基地，1945年1月，盟军美国飞机从塞班岛起飞，对台湾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轰炸，而日军就用高射炮回击，击伤了一些美军飞机，并俘获了14名跳伞逃生的飞行员。这批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全部由安藤利吉下令枪杀。
这一点成为后来安藤利吉遭受美军军事法庭审判的重要原因。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在上海提篮桥审判日本战犯，以杀害战俘罪起诉安藤利吉，并派美方军事人员押解安藤利吉到提篮桥接受审判。
安藤利吉选择了“体面地自我结束生命”。1946年4月19日晚，安藤利吉在给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写好遗书后，吞下了事先秘密藏匿的毒药。监狱的管理人员在其关押的监室内对其遗体和遗物进行整理时，发现了这一封遗书，而当时冈村宁次也关押在上海。经过有关部门批准，这封遗书交到了冈村宁次的手中。
事隔许多年以后，冈村宁次在其出版的《冈村宁次回忆录》中也提到了这件事，“在上海公出的西浦参谋归来，带来在上海狱中自杀的安藤大将给我的遗书一封”。
安藤自杀身亡的3天以后，即1946年4月22日上午，在汉口杀害美军飞行员的日本战犯镝木正龙等5人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十字楼3楼绞刑房被美军军事法庭执行绞刑，又过2天后，原安藤的法律顾问松尾少佐在监狱内悬梁自尽。前后6天时间，先后有7名日本战犯，通过绞刑和自杀的方式毙命在同一座大楼内。
陈璧君终身被囚之谜？
1949年以后，提篮桥监狱收押、改造、教育了大批罪犯，其中包括抗战胜利后多名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无期徒刑的“汪伪政府”政要，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是其中颇受瞩目的一名。
长久以来，针对“陈璧君终身被囚之谜”有一种坊间传闻，即新中国成立之后，宋庆龄、何香凝想拉陈璧君一把，于是找到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说只要陈璧君发个简短的认罪声明，中央人民政府可以下令释放她。1949年9月27日当晚，宋庆龄、何香凝联名写信给陈璧君。由于陈璧君拒绝认罪，还给宋庆龄、何香凝复信，因此陈璧君终身被囚。
不过，这段源于国防工业大学出版的《审判汪伪汉奸》一书的说法，尽管如今已经被大量引用，但在监狱史研究者徐家俊看来“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长期以来，提篮桥监狱和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处对陈璧君的管理和她的日常生活都非常关注，对她的服刑情况，监狱及其上级部门都有专报、简报上报或转送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并抄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如果中央领导机关或中央领导对陈璧君有什么具体批示，文件运行路径肯定通过逐级传递，而且也应该都有备案。现在上海市的政法机关保存完好的档案材料中，根本找不到宋庆龄、何香凝写给陈璧君的信。”徐家俊说，多年来他也曾问过管理过陈璧君的监狱管理人员，都表示从未听说此事。
据徐家俊披露，陈璧君入提篮桥监狱初期，确不认罪，明显地存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想法。她常常把汪精卫挂在嘴边，“汪先生如何如何”。而当监狱干部希望她挖掘思想根源、书写个人罪行时，陈璧君总是反驳：“我有什么好写，我有什么罪？”
陈璧君甚至在入狱初期写下了个人的“革命史”—如何追随孙中山投身反清革命、如何冒死赴北京参加刺杀清廷摄政王、如何留学法国、如何协助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在陈璧君的“理论”里，“我是反蒋，你们也是反蒋，应该是同志。为什么你们和蒋介石一样对待我，把我关起来？”
徐家俊认为，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中最大的思想问题在于“不服国民政府对她的判决”，“她拿的是国民政府的判决书，一直希望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她重新审判”。她也曾书面写过：“我希望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我，我宁愿死在人民的判决下，不愿偷生在蒋介石所判的无期徒刑中。”
值得说明的是，1945年9月27日，国民政府公布了由行政院拟定的《处置汉奸案件条例草案》，及国民参政会通过的《汉奸自首条例》，规定汉奸范围为“伪政府组织官员”与“一切伪教育、文化、宣传机关，及伪党部和社会团体”。故可以说，“汉奸罪”同时也是一种打击政敌的工具。
共产党接管提篮桥监狱后，对原国民政府法院判决的犯人，大部分都作了重新判决，但对于江亢虎、周隆庠、陈璧君、陈春圃、夏奇峰等汪精卫政府政要均因“汉奸罪”未作改判，因此陈璧君等人的判决书仍是国民政府的。换言之，解放后的提篮桥监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执行着国民党政府的判决。
不过，提篮桥监狱也确对这位“汪夫人”优待有加。在收押陈璧君之前，监狱干部作了认真研究，针对她的性格、经历、罪行、身体等情况，妥善作了安排。比如考虑到陈璧君曾到海外留学，有较高文化水平，比较喜欢阅读报刊的特点，监狱内为她阅读报刊提供了方便，每天供犯人阅读的报刊来了，一般先让陈璧君看，监狱图书馆书籍的借阅，也给她一定的优惠。甚至在陈璧君因病住院期间，由公家出资增订一份《人民日报》，供其先阅读—“这样的规定，在监狱里是史无前例的。”徐家俊说。
直到1959年6月因病去世，陈璧君依然没等来“人民政府的重新判决”。而新中国成立后关押于提篮桥监狱的“汪伪”政要远不止陈璧君一人，他们当中依照国民政府判决的“汉奸罪”在共和国的提篮桥监狱服刑的人也不在少数，并且最终都“病死狱中”。
92岁的犹太老人Gary Matzdorff与妻子南希来到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1947年，他与首任太太玛丽安在这里举办结婚仪式。
IC 供图
“犹太人的诺亚方舟”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美国前财政部长、现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布鲁门·塞尔，13岁时曾逃难到上海。在92岁高龄时，布鲁门·塞尔故地重游，在曾经居住过的虹口区提篮桥一带—舟山路59号、曾经做礼拜的西摩会堂、曾经就读的小学旧址—久久徘徊。
对于熟知上海的人，提篮桥在相当长的年代里是上海监狱的代名词，但对于布鲁门·塞尔这样在“二战”时期来上海避难的犹太人来说，提篮桥是他们的“诺亚方舟”，“没有提篮桥，就没有今天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后裔。”
“二战”时，来上海避难的3万犹太难民中，除数千人后来去第三国外，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仍有2.5万人留在中国上海，这一个数字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所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从历史上看，当时的上海是除以色列本土外犹太人最大的聚居地。
如今，这个沿东大名路过外白渡桥就是“万国建筑博览”外滩、并与上海新景观标志的陆家嘴建筑群隔江相望的提篮桥，已经成了这座繁华都市最后的陈旧一隅。但若仔细寻觅，便利店装潢面砖和广告牌下面似乎还能探到昔日小维也纳咖啡馆的旧貌，违章搭建和杂乱的屋顶平台，还能依稀见到曾是著名的露天聚会场“莫斯考特屋顶花园”。
这个被犹太人称为“HongKew Ghetto”的地方，曾经也有过“小维也纳”的繁华。
“全世界惟一不需要签证进入的城市”
为什么源源不断的欧洲犹太人会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东方城市？所有犹太人都十分清楚，因为上海，是当时上帝唯一为他们打开的一扇窗。
1933年，希特勒开始在纳粹统治地区推行“排犹、灭犹”政策，大批欧洲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可当时的欧洲怕得罪纳粹，全都拒绝接收；其中一些国家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对这些居无定所的犹太人也素无好感，同样拒绝接收。甚至连美国，也怕影响本土人的生活环境拒绝接受。一时间，仿佛上帝对犹太人关上了所有的门。
唯有上海，因为战争打乱了一切秩序，造成了权力真空，于是成为全世界惟一不需要签证进入的城市。
就像是上帝关上所有门后，却打开了一扇逃生的窗，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涌入上海。大量运载逃难犹太人的劳埃德·特雷斯蒂诺号邮轮一次又一次地停靠在上海港。1938年11月，德国在经历了著名的水晶之夜后，开始对600万犹太人进行隔离和捕杀，犹太难民潮到达了巅峰。
从历史上看，犹太人大规模进入上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早来到上海的是19世纪中叶的“赛法迪犹太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经商并很快获得了成功，其中最为著名的如沙逊家族、哈同家族和嘉道理家族，在上海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初期，大批的俄罗斯犹太人为了逃避十月革命，成了第二批来上海的犹太人，他们大多经营着中小商业，属于中产阶级；“二战”时逃亡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属于第三波犹太潮，提篮桥成了他们的落脚点。
从“小维也纳”到“5公里隔离区”
早在100多年前就在上海发了家的“赛法迪犹太人”资助了大部分囊空如洗、吃住无着的“二战”犹太难民。嘉道理发起、组织了犹太难民委员会，在提篮桥和杨浦一带建立了7个难民中心，沙逊捐赠了数十万美元的“复兴基金”。美国犹太人联合会帮助募集资金、提供食物，有钱的四千多难民把自己的钱捐了出来，俄罗斯犹太人也纷纷慷慨解囊，甚至上海的中国居民也让出房子、帮助介绍工作、并接受难民子女进学校读书。
经过各方的努力，一个犹太社区在提篮桥一带迅速建立，街道也进行重建，出现不少具有中欧风格的建筑。露天咖啡馆、能提供巧克力和冰淇淋的牛奶房、面包房、西餐馆纷纷开设，造了宗教会堂、剧场，定期举行犹太族音乐会、舞会和犹太教节日，一些有资本的难民建立了小型工厂，出产肥皂、蜡烛、编织品、皮革制品等产品。一时间，这里成了上海的“小维也纳”。
好景不长。1941年，随着日本进占公共租界，小维也纳短暂的繁华期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萧条、救援资金来源被切断、厂商倒闭、食物短缺。雪上加霜的是，日本作为德国的盟友，也开始了排犹措施。不幸中的万幸是，日本人并没有杀害犹太人，而是把他们限制到了提篮桥只有5公里的“隔离区”内。
没有了黄油和牛奶，不得不出去讨钱，住在鸽笼一样的弄堂房子里，周围有铁丝网架着，上海犹太人的苦难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才真正结束。
如潮水般涌来的犹太人，在1945年国际难民组织的安排下，又如潮水般从上海退去。他们大部分人移居到了以色列、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这一片“HongKew Ghetto”，成了幸存者们永远的“诺亚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