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议题]“在商言商”的中国式困境

日前，柳传志在一次小范围的谈话中表示“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于是乎，转型中的政商关系这个几乎很少被公开讨论却又无时无刻影响着这个国家的话题，引发了舆论的大讨论。转型时代，企业家的责任究竟是什么？他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究竟能不能做到“在商言商”？我们展开讨论，发表各种声音，以求廓清一些基本问题，以便更深度理解今天的时代与社会，进而达成谅解、形成共识。

“谈论公共事务”与企业家精神无关

孙骁骥

“在商言商”，柳传志最近的这番话引起了不少讨论。此话是柳传志在一个企业家社区的内部论坛上讲的。原话为：“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经过媒体的渲染，这番话如石投水面，泛起层层涟漪。有人闻后表示赞同，认为这体现出了柳传志的政治智慧；批评者则认为，这种态度过于消极，甚至是不负责任。

我们不妨先从对柳传志的批评声音入手。批评者的立论基点大多从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出发，认为企业家不谈公共话题就是回避了社会责任。坦白说，我不理解这些人发言的逻辑。众所周知，“企业家精神”的这套说法，源自于政治学家韦伯和奥派经济学家熊彼特等人的著述。但熊彼特所指的企业家精神核心是技术创新，韦伯则论述企业家的新教精神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似乎两人都没有说企业家一定要谈公共话题，一定要“在商言政”。因此，我不理解柳传志这番话到底哪里不符合企业家精神了。那些无知的批评者想必是没有研读过资本主义经济史。在18世纪以前，西欧大部分企业的弊病恰恰是官商不分、政商一体。商人谈论太多政治的结果是官商勾结，商业黑幕重重。相反，“在商言商，在政言政”，这恰恰是政商分离、各安其所的体现，不仅没有违背企业家精神，反而是企业家精神成为现实的前提。

或有人反驳说：以上文字对政治二字的解读过于窄化，如果我们把柳传志话里的“政”理解为社会公共事务，那么，这番话不就暴露了他社会责任的缺失吗？我想，对政治作出宽泛一些的解读无可厚非。国父孙文就说过，“政治是众人的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否认企业家有责任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在商”也应该时常“言政”。何况柳传志是知名中国企业家，也是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影响力巨大。在2012年的一份企业社会价值调查榜单上，柳传志和联想集团排名高居全国第二，排在王健林之后、张近东之前。地位有多高，责任就有多重，自然之理也。

然而，且不说柳传志，细看那榜单上留名的知名企业家，有几个是成天“谈公共话题”的？或者扩大到整个中国，到底有没有很喜欢“谈政治”的企业家呢？即便不能说没有，我想至少也是凤毛麟角。同时，但凡做得比较成功的中国企业家，他们多少都会主动承担一些社会公益事务，包括柳传志在内。只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态度稍微低调，更绝口不提社会公益事业与政治的关联。他们并不是没有政治参与的意愿，但行事过于高调，难免担心为自己带来麻烦。

柳传志这个群体，不是政协委员就是人大代表，有着显著的政治身份。柳传志所说的不谈政治没有否认企业家应该为社会做一些事，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也的确在时刻为这个社会尽一些微薄的力量。放眼看去，商业史上富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家很多，从百年前著名的企业家托马斯•霍洛威、安德烈•卡耐基再到今天的比尔•盖茨，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家未必都热衷于议政。

作者系媒体人

“在商言商”也是一种公共表达

墨鉅

最近，几乎与柳传志的言论同时，王石先生也检讨了自己在重庆唱红打黑期间不该采取不吭气的态度，并且表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应该明确态度：不！”

在历史上，商人并非不谈公共话题，反而正是变革的中坚力量。早在约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中国商人就已谈政治了。人类伟大的思想家杨朱曾说：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正是商人的心声，而在当时，天下非杨即墨。可惜的是，自秦之后商人一度长期不谈政治。直到100多年前，张謇等人，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早开国会。

约300年前，洛克和斯密也这么说，即保护每个人的私有财产，人人追求他个人的私利，整个社会才能安定繁荣。英国商人不仅自己谈政治，而且资助学者谈，先是在私人聚会上谈，后来在议会大厅中谈。他们反对王室征收重税，要求保护私有产权，联合其他阶层发动光荣革命，迫使王室让权议会，成功地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

虽然谈什么与不谈什么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是在我看来，商人这个群体恰是最应该谈政治的。原因很简单，同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息息相关。如果政治权利未被制约，一个地方长官就可以生杀予夺，商人只是在商言商，自己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

对于商人个体来说，虽然“不谈”的确也是个体的理性选择，然而个体的理性却引致了集体的非理性。如果人人都想让别人去谈，自己好搭便车，必然导致商人这个群体的危亡。若仅是搭便车，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考察一下行为与其结果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事情不仅如此。其中道理，只须改写一下苏洵的《六国论》，就能明了。“商人群体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权。赂权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商人互丧，率赂权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权也。”以此而论，秦累歼六国军队达数百万，一国赂秦，不仅只是搭便车，而且简直就相当于资秦敌以百万雄兵而祸及他国。

作者系商人

中国企业家从未拥有“不谈”的权利

刘远举

“企业家该不该谈论公共话题，甚至积极介入公共实务？”讨论的角度很多，争论不断。理想地看，“士农工商，各行其道”，企业家只用利润向社会尽责，无疑是社会运行之道。但中国的问题，从来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这个命题，对于中国与美国，显然是不同的，甚至对于20年前与当下，以及不远的将来，意义也是不同的。所以，抛开现实环境，仅空谈理论无助于寻求现实问题的答案。

那么，在中国语境下，这个命题该怎么看待呢？先得明确这里说的“企业家”究竟是指什么。在这个命题中，企业家应是指具有较强社会活动能力，能调动较大经济资源，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大企业家。

那对他们而言，公共实务又是什么？是联想收购IBM吗？是投资建厂，与地方长官博弈吗？是黄怒波收购冰岛土地，或与地方政府紧密合作经营景区吗？显然，这些都是公共实务、是“政治”一种。至于官商勾结那就更是暗箱政治。

那么，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我们可以说，“不谈”仅指的是不参与反对、批评的公共表达

他们可以这样做吗？当然可以。但可持续吗？很难。

有人说，天真单纯的女人是一种难得的奢侈。的确，一个女孩，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然后结婚生子，一直当着家庭主妇，与社会没有多少接触，就能保持着天真与单纯。但是，这些天真单纯、不谙世事的背后，却需要父母、丈夫有能力为她营造一个无忧无虑的环境。这，无疑是一种奢侈。这种奢侈似乎已为不少国家的人们拥有。在一次调查中，澳大利亚青年就把“生日聚会”、“毕业”、“拿驾照”、“合法喝酒”排在选举之前，投票被看做“最不重要的、浪费大好周末”的事情。不但澳大利亚，欧美日韩等国都有这个趋势，虽然这可以解读为“公共事务精英化”让青年丧失兴趣，但另一方面，能够“不问”何尝不是一种前人播种，后人收获。

不过，这个奢侈，中国企业家从未拥有。从街边小贩，到身家数亿，中国企业家随时会被权力和政治触碰。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透明、稳定的制度产生长期的、稳定的预期，只有在这种稳定的预期下，人们才可能低成本地达成契约，而契约，恰好是商业社会的基石。但在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公民权利的各种灰色操作下，企业家若没权力背景，则随时会招致各种灭顶之灾，即便有了权力撑腰，一旦权力垮台，覆巢之下又焉有完卵？ 

世事纷繁复杂，潮起潮落，简单的表态往往缺乏深思的结果，而睿智洞察，小心翼翼才能逆水行舟，顺势而为。且不说吕不韦的“奇货可居”，时间回到60年前，中国大地上的企业家与新生力量的各种沟通，正是企业家以商人精明参与政治、影响政治、寻求庇护的过程，由此可见，企业家通过参与权力寻求庇护是一种深刻的商业洞见，是一种生存之道。

这种生存之道并非一成不变，也在与时俱进。随着现代政治的发展，民主与法治的兴起，在今天的世界，企业家寻求一个良好的商业社会形态，这既是企业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符合社会发展的道义。

中国企业家的产生，源于改革开放30年以来释放出来的经济自由。经济自由的产生必然会产生社会生活的空间。

其实不但企业家，就连官员家属、体制内公务员、体制内教授都作出这种左右逢源的姿态。这并不是朝三暮四，而是顺应时代大潮，义利恰恰合而为一。那么，如果不能发现这个“义”、“利”合二为一激励相容的空间，就是为无智。

也许正是由于无处不在的公共事物以及自由空间的存在，所以，企业家们自我集结起来，在网上、在现实中形成各种组织，虽然首要目的在于交换各种资源，但本身已是一种表达。更重要的是，通过频繁沟通也能避免集体无意识，达成更理性的群体意识，进而对社会作出群体性的积极反应，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促进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本就是社会规律所在。所以，逆社会发展规律，在复杂现实中，试图单纯地作出“企业家不谈公共话题”的表态，既不诚，也无智，既不义，也无利。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王功权：个体有选择自由 群体应承担更多责任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柳传志“在商言商”的言论？

王功权：对于柳总本人，我还是蛮尊敬的。在美国时，曾有人问我，你认为哪个企业家最能代表中国？我当时的回答就是柳传志。我不清楚柳总是在何种语境下谈论“在商言商”的，是一种开玩笑的谈，还是认真的谈，这些我都不清楚。

柳总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更多地考虑社会各个方面的反应，他希望整个社会是和谐的，他希望大家更加关注自己的专业，把自己的企业做好。他从一个企业领袖的角度，从一个兄长的角度，可能主要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当时的对话语境中，他不一定非常认真地去考虑政治取向、价值取向的问题。我认为在中国，除了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不过另一面， “在商言商”也很难做到。中国很多企业都是人大代表，相当于国外议员，并且参政议政，这本身就与“在商言商”相违背。因此中国环境下提“在商言商”，既然做不到，那么多半是一种策略、回避或者特殊情况下的玩笑。

时代周报：柳传志的言论是否代表了当下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的心态？

王功权：我不认为“在商言商”代表了大多数企业家的心态。因为在中国，事实上企业家是无法完全做到彻底的“在商言商”的。政府管理国家的理念和方式使得政商关系密切，在很多方面对商界介入颇多，政府甚至利用公共权力参与商业竞争。所以商界朋友都深有感触，也就无法做到完全的“在商言商”。我理解的“在商言商”在中国只是企业家的一种愿望，对商业的一种鼓励，但是基本上无法做到。

商政关系问题也包含着一些敏感问题，企业家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维权等话题，与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当然，不仅仅是企业家群体，各个阶层对上述话题都是噤若寒蝉。对于企业家而言，在经商方面，他们有着自己的智慧，但是并不能要求企业家在其他方面比常人有更坚定的东西。企业家在商业上的选择和才华，并不意味着在其他方面也是出类拔萃的。在其他方面，他们的胆子不一定比别人更大，承担的社会政治风险比别人更多。

我希望企业家能够在社会发展的转型过程中更多地发挥作用，多年来社会给予他们的关注与宠爱已经很多，他们也应该对社会表现出更多的人文关怀。当然，企业家从个人兴趣爱好、风险评估乃至信仰层面选择回避，也是可以理解，毕竟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环境难言理想。

时代周报：柳传志“在商言商”言论发表后不久，王石在微博上重提重庆事件，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当时的噤声是一种错误懦弱的行为，以后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应该明确态度。王石的反思是不是企业家群体必须面对的？你认为企业家与权力之间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

王功权：我是反对企业家和权力联系太多的，至少我自己不希望。我注意到了王石在网上的言论，我是蛮赞赏的。这是他个人的态度与表达的权利，但并非每个企业家都必须如此表达。我觉得社会不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绑架企业家，逼迫大家非要怎么样，就像当年，非得逼迫大家捐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与社会信仰，有自己的职责和安全方面的考虑，社会不能强迫别人进行价值表态，在这方面“文革”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

当前中国的社会环境、政商环境，特别是政府在有些方面不能够表现出宽广的胸怀，有些事情还是比较紧张和敏感，同时，公共权力对商界的介入，甚至是干预，又如此的明显与普遍。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家选择沉默回避，甚至出国移民，应该予以理解。当然我希望每一个人，特别是企业家，能够关注社会的每一个问题。商界的同行们，在这方面能更主动些。我长期在这个群体里，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有的只是不便作更多的表态。

所以，我同意王石的观点：作为比普通大众有更多社会影响力的企业家群体，无论是出于理想还是出于利益，都应该有社会担当，表明态度。至于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权利。

时代周报：对于“在商言商”，你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不与特权合谋，不作为人大代表履行参政议政职责，不勾结、贿赂政府公共权力，不为规避政治压力而让企业作出业务牺牲。请具体展开。

王功权：我特别想解释下“不作为人大代表履行参政议政职责”这一点。中国的很多企业家都是人大代表。在国外，人大代表就是议员，相当于从政了，其中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参政议政，这本身就和在商言商冲突了。作为人大代表，就是要参政议政。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你代表的是某一个群体，为某一利益阶层代言。企业家代表商人、企业界去参政议政，这本身就是谈政治。

我不是说企业家不应当做人大代表。如果企业家参与了全国人大这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作为人大的一员，再称“在商言商”、不参政，是不合适的。这样的企业家就对不起人大代表的职责，也辜负了大家选你当人大代表的初衷。企业家参加人大，甚至入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都是企业家个人的政治选择，但这绝不符合“在商言商”。

时代周报：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必须警惕中国企业家的宏大叙事，这不仅破坏企业家的专业精神，还会破坏刚刚有限展开的市场秩序。你如何解读这种声音？

王功权：我觉得大家平时的言论怎么说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一回事，关键看后者。八小时之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八小时之外愿意讨论宏大叙事，并没有什么不妥的。我觉得这个社会应该多一些言论空间、多一些宽容，不应该对国民进行政治绑架和言论绑架。

时代周报：此次争议发生于“正和岛”这样一个企业家组织。你个人是否参与了类似企业家组织？企业家组织对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怎样的作用？

王功权：我只参加过一个企业家组织，就是中国创投专业委员会，并担任联席会长职务。中国创投委员会是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成立、国家民政部批准登记的全国社会团体，属于半官方性质。成立中国创投委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推动中国创业投资行业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2011年10月，我辞去了中国创投委员会联席会长的职务。其他的企业家俱乐部，比如像阿拉善、亚布力论坛、“正和岛”等，我都没有参加过，所以，并不清楚它们的具体情况，也就无法推断类似企业家组织对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怎样的作用。除了原来的职业，我个人不太参与这样的交际群体。

在这个国度里，就政商关系而言，每个企业家都逃脱不了这样的影响。我当然希望每个企业家都能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向，都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推动社会往正确的方向走。特别是在公民社会的建设、公民权利的争取、社会公益的推动方面，能多一些关注；在涉及工商界利益的时候，更能够挺身争取。我个人也努力地在做。当然，如果企业家选择不做、不关注、不争取，我也不觉得是什么错，因为他们很忙，有自己的业务，有自己的安全考虑。在今天的国情下，很难要求每个企业家都关注国家的命运与前途。

（特约记者 温羽之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