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爱的替身》讲述失独家庭与伦理悲剧

曾因执导电影《完美生活》获得温哥华电影节最佳电影“龙虎奖”的导演唐晓白，在第三部电影里将镜头对准了计划生育政策之下的“失独家庭”。《爱的替身》的故事，是两个家庭在遭遇一场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这是一个纠缠和残忍到让人无法希冀未来的死结。从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到现在，社会现实作为关注焦点，一直在国内大银幕的边缘斡旋。曾因执导电影《完美生活》获得温哥华电影节最佳电影“龙虎奖”的导演唐晓白，在第三部电影里将镜头对准了计划生育政策之下的“失独家庭”。

《爱的替身》的故事，是两个家庭在遭遇一场车祸后所产生的蝴蝶效应。包工头成永贵唯一的儿子车祸遇难，而农村的妻子却因做了结扎手术而无法再生育。他在悲愤难抑之中，为了再有一个孩子而强暴了肇事司机的妻子李巧鱼。李为还丈夫欠下的命债，忍辱为男主角生下一子。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爱的替身》入围电影频道传媒大奖，与它同台竞技的还有目前“热火朝天”上映的《小时代》。《爱的替身》最终获得最佳女配角奖和最佳新人女演员奖，但实际上，这部电影早从去年底就已经在海外引起震动。

在第60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上，《爱的替身》入围官方主竞赛单元，并在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女演员等重量级奖项上与众多国外大片一较高下。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创办于1953年，在全球仅有的12个A类电影节中排名第四。

圣塞巴斯蒂安60周年主竞赛放映之后，美国著名影评人、美国《综艺》杂志前高级主笔艾德礼曾这样评价《爱的替身》：“这部电影故事激荡人心，演员表现有奇妙化学效应。”而在今年3月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两场放映爆满，香港媒体一片赞誉，“《爱的替身》是给了电影节一个偌大的惊喜”。

“我想让大家去了解，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群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的生活跟命运，整部电影是对人性伦理的一个拷问。”导演唐晓白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说，她希望通过电影讲述一个人性挣扎的故事，反映当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计划生育问题，“而故事用一种斗争和强迫关系，实际上也诠释了当代中国人的道德状态和精神生活。”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

《爱的替身》在香港电影节放映后，其后的观众互动环节，一位香港观众提问“本片似乎与计划生育并非有太大关系”，但导演唐晓白恰恰觉得它是这个极端伦理冲击故事背后“最大的内容”。

“可能是香港的观众不是特别明白。在农村如果你已经生了一个男孩儿，你就不能再生育。如果你生了一个女孩，那你还可以再生一个。”唐晓白说，《爱的替身》里，在乡下的梁云珍生了壮壮后，已经没有了生二胎的权利，遂去结扎，失去了再次怀孕的可能。

“其实在我最原始的剧本中这个结扎是被迫做的，后来为了通过审查，把这个改了。也就是现在这样的剧本，模糊了被强制的这层意思，表面上是让观众感觉她因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不会再要第二个孩子了。但其实你只要是个中国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唐晓白透露。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因为总有一个风险比例，让他们中的一部分将来成为失独家庭。”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目前失独者家庭的“数据很难获得，大致有上百万。但这个数字很保守，而且还在累加的过程中。除非老人去世，家庭解体，不然失独者会越来越多”。

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分析推算，2010年，全国累计死亡独生子女超百万。如果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未来独生子女死亡总量将增长很快。到2030年，每年死亡10岁及以上独生子女总量将超过22万，2040年每年死亡10岁及以上的独生子女人数超过34万。预计到2050年，全国独生子女总量在3亿左右，每年死亡10岁及以上独生子女总量超过55万，累计死亡10岁及以上独生子女数量超过1100万。王广州的结论是以1990、2000、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通过抽样调查数据和计算机仿真模型估算得出。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让《爱的替身》里这个匪夷所思的故事，有了最贴近现实生活的基础。“现在有很多社会问题都跟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系。而且失独家庭在今后10年、20年会不断地出现，以后连带还会有很多诸如养老问题，所以在将来这会成为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唐晓白说。

狗血剧情的“合理”之处

在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灭顶之灾前，失独家庭里父母大多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的经济困难、60年代的“文革”浩劫、70年代的上山下乡、80年代的一胎限制、90年代的分流下岗。在遵照国家政策多年之后，唯一的孩子突然离开，他们自身也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孩子是中国父母的希望和保障，所以中国人把儿女看得比天还大。一旦独生子女家庭失去唯一的孩子，甚至会引发一种连锁反应，物质不能弥补。夫妻之间会互相埋怨，感情可能就破裂；悲恸摧毁父母身体，家庭可能就瓦解。”穆光宗教授分析。

唐晓白在《爱的替身》里对这种“连锁反应”有着近乎“极端”的表达。在妻子云珍的痛哭声中，包工头成永贵心如刀割，夫妻二人谁也不知道怎样面对失去珍爱独子的残酷现实。成永贵去医院找因车祸而瘸腿的“仇家”何满，两个男人激烈口角后，后者慌不择言说“要赔，让我媳妇给你生一个”，某种意义上，这句话给了走投无路的成永贵暗示。

故事在这里转向了“一命还一命”的“代孕生子”，巧鱼进城找到成永贵，希望生下孩子后，自己丈夫欠下对方家庭的命债可以还清。

“如果你看电影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我赋予男主角成永贵这一包工头家庭很多含义。”唐晓白解释这个被诸多影评人评价为“狗血”的剧情里存在的“合理”之处，“这样一个人，一个小镇上的包工头，以前也是农民，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到城市里去盖高楼大厦。对于老家的人来讲他像一个英雄，别人会说‘成哥又回来了，又有活儿干了’。因为他一回来就可以带几十个人走，但他其实也承受特别多压力。”

遵循着这个社会“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规律，成永贵必须帮人讨债，应付着更高阶层人的剥削和欺负，同时还要为他的兄弟伸张正义。“这些东西在电影里表现得很多。他因为这样—在城市里受了很多的压力，长久的抑郁，所以对孩子特别看重。他把承受的所有痛苦和歧视都化为对孩子的希望，期盼孩子能到城里上学，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唐晓白说，这是特意加在故事中的色彩，比如电影第一个镜头中出现在学校的标语“明天的我是中华的骄傲”，为后来的剧情发展埋下了伏笔，“孩子没了，人生也就破灭了，所以他会用很极端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成永贵最终如愿以偿地又有了儿子，无论怎样努力，在中国当下的现实里，这个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即将来临的生命根本不能让一切都恢复到壮壮出事前的状态。两个家庭永远偏离了他们从前各自的生活轨道。

“成永贵最终因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小孩的抚养权归李巧鱼所有，她与何满离婚后，放弃了对丫丫的抚养权。”

字幕落下，电影散场。而在现实生活里，一个个“失独”家庭，依然还在挣扎。

唐晓白：“我喜欢在作品里探讨社会命题”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唐晓白是为数不多的在三大国际电影节上有重要作品参加的中国女导演。贾樟柯曾评价说，唐晓白是最后的贵族。唐晓白之母是著名戏曲研究家章诒和，舅舅章师明曾是农工党副主席，外公是章伯钧，出身名门。唐晓白从北京大学法语专业毕业，后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获硕士学位，在可以“自己决定人生”的时候，才选择了电影。

“不太想让我干这行。”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唐晓白不愿过多地谈起自己的家庭背景，也坦承母亲并不喜欢自己的职业选择，“母亲自己以前就是编剧。上世纪60年代，她是上戏曲学院的，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一个剧团。但那可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所以，她对这个行业有点儿深恶痛绝的意思，不是特别喜欢，也不太愿意我做这个。”

狗血故事由真实案例而来

时代周报：你怎么会拍这样一个故事？

唐晓白：这个剧本最初是源于投资方给我一个大概的故事，和现在这个差不多，看看能不能拍。他们给的故事的“核”我特别喜欢，有关“代孕”，实际上前两年我一直有拍“代孕”题材电影的计划，当然和这个故事很不一样—那时写的是深圳那些专门给香港人代孕的女性，虽不是特别多，但算是比较市场化的行为。当时我就发现代孕这一过程非常有意思，因为随着程序的推进，代孕女性和她的当事人，他们的心理会发生非常微妙的变化。虽然开始时是一桩生意，由于各种原因不能生育，一开始双方都很清醒，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在这过程中因为一个生命在另外一个女人的身体里诞生，这个女人的心理也会经常地发生变化。又因为两个人的关系，男人要照顾她。所以我就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电影化、戏剧性的故事。碰巧刚好，“天铭嘉业”想拍一部片，给了我类似的故事，但他给的故事的背景比较旧，背景设于上世纪70年代，是个有关很落后的农村的故事，焦点放在批判“重男轻女”上。我认为故事很好，但是由于套子（形式），整个外壳过于老旧了，我对片方说要改，他们同意了，于是就把它完全改为一个发生在当下的故事。

时代周报：不过舆论对这部片子的讨论，尤其片子在国外参赛、获奖后，更多地会涉及计划生育、失独家庭的话题。

唐晓白：对。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关心社会的导演，我喜欢在我的作品里探讨一些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经济发展的命题下产生的特有的故事。片中失去儿子的父亲是一包工头，这在现代中国是一个很具代表意义的职业。儿子又是他的独子，（失去孩子后）相当于是一个失独家庭。我把这些元素都放进故事里，所以这个片子对社会的切入点会让大家觉得距离自己比较近。

时代周报：但故事很极端。有些人甚至质疑像“强奸生子”这样在伦理上特别有冲击力的故事，会不会在表达大的社会议题时显得过于极端了呢？

唐晓白：不是。我当时在弄剧本的时候还找来另外一个编剧韩杰，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导演，拍过《hello，树先生》。他帮我写了一稿故事，是该片的第一编剧。当时他在接这片子的时候，我们也在网上找过资料，就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案子。

电影结尾是写了这几个当事人最后谁被判刑、孩子的归属与抚养问题。我不能讲这片完全说的是一个真实案件，但的确是根据真实的案子有感而发的。因为真实的案例是一个有关于“代孕”的案子，本来两个人谈好了，女方也收了钱，但是后来可能因为什么原因就不干了。本来他们俩的关系就因为准备“代孕”有些变化，（后来因为女方毁约）结果男的就把女的给强奸了，又因为这一层微妙的关系，女方最后觉得要把孩子生下来。等于说本来就有这样的真实“强奸生子”的案例存在，所以我把这样的内容放在我自己希望变成的人物的身份、家庭的状况当中去，就是说把这一内容放得更大。我刚才说的真实案例拍成电影也可以，但是因为它的戏剧性不够，对社会的普遍意义也不大。

时代周报：最后结尾包工头被判6年也是有真实的依据的？因为有人在网上说，我们国家对于强奸罪判的是非常重的，判6年是导演“心软了”。

唐晓白：其实当时这个案子就是这样（判刑），后来我把改写的故事给律师看，咨询这样的案件能判几年，我找了几个律师都说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年限。这些是很细的法律问题。因为它不一样，它不是一个100%的强奸，它有很复杂的东西在里面，男主角一定意义上也相当于是个受害者。

拿奖易，找档期难

时代周报：我们了解到你第一部片子《动词变位》关注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大学生，第二部片子《完美生活》讲述香港新移民的前世今生，题材都可以用“锋利”来形容，现在拍《爱的替身》又牵涉到强奸、计划生育、农民工，很多都是社会敏感的话题。你会一直选择走这样的路、拍这样风格的电影吗？还是说会慢慢转向拍些商业电影？

唐晓白：我不排斥商业啊！其实我也挺喜欢好看的电影。所以我脑子里其实没给自己贴标签。可能在拍电影之初，你会急于拍一些和自己有关的个人故事，或者自己特别感兴趣的题材。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你可能不会去做一些他者的考量，不会去想市场。但我觉得我已过了那阶段。

其实你能从我的作品中看出来，包括《爱的替身》，我关注了与我没有任何接触的阶层，他样的人们。所以我不觉得一定要拍很独立的片，或完全不和商业资本结合，我不是那样的人。当然独立制作也有独立制作的好处，你会少很多限制。大片的导演也挺悲惨的，中间会有很多匪夷所思的故事，尤其在中国。在独立导演界，你找钱很难，你上映要找个档期简直比登天还难，非常费劲。而说到大片悲催的地方，它们这么大的规模，投入好几个亿，如果一个导演把一部商业片拍赔了，基本上可以跳楼去了。所以说都挺辛苦的。

时代周报：一定意义上，《爱的替身》是你从“个人故事”走向“他者故事”的转型？

唐晓白：我们这个电影在欧洲反响特别好，在欧洲拿了四个奖，有两个奖是观众票选出来的。对我来说挺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以前觉得，我是一个不太考虑“观众会不会喜欢我”、“要不要顺着观众而拍得更煽情”的导演。我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拿了两个观众选择奖，后来我想，大概是因为《爱的替身》本身具有一定的伦理争议性，所以大家有这样的热情去讨论，对它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但话说回来，我们现在找档期也很困难。你很难拿出很强大的阵容，所以去和大片拼也挺难的。

时代周报：这是你第一部在大陆公映的片子，那么目前档期定下来了没有？

唐晓白：还没最后定。我们一直在找一个最好的时机。一个是因为我们的片方是一家比较新的公司，他希望找一个比较稳妥的时机推出电影。另外，最近市场上大片太多，也有意想避开这一时期上映。之前计划是五六月，现在又得往后拖了。

实习生魏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