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济之死：自杀的自我阐释
自清末以来，“自杀”成为知识分子表达自身诉求、希冀激励社会的一种极端形式，如1905年，就有陈天华、潘英伯、惠兴等人因忧国忧民自尽。这些志士的主张，均在死后由报章披露，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与同情。
《京话日报》同人的自杀，亦属于这种类型。不同的是，自杀者本身即是报人，因此主张的披露更为迅捷、完整，同人的评说更为贴切、全面，自杀者及其同情者也由此拥有了更大的自我阐释空间。
《京话日报》同人的共同特点是：位不甚高，名不甚显，功名大抵只到举人，官职不过通判、中书，又在北京生活多年，与中下层社会的联系相当紧密。《京话日报》在1905—1906年的全盛时期，几乎就是北京中下层社会的公共舆论平台，各阶层来稿充满版面。
但1913年复刊的《京话日报》，已经非复旧观，沦为诸多“小报”中的一种。因此，梁济等人的自杀，以及他对自杀行为的发布与阐释，不仅仅是个人伦理层面的追求完满，而且带有宣扬《京话日报》的启蒙理念、突破“守旧”的文化形象等含义。
《京话日报》自杀的三人中，以梁济自沉影响较大。究其因，除了其子梁漱溟（北大教员）与知识界的密切关系之外，梁济的自杀准备充分，遗留资料丰富，是此事传播广、震动大的主因。
梁济不但针对各种对象（政府首脑、家人、亲戚、朋友、世人等）撰写了不同内容的遗书，还详细安排了自己死后的诸多细节。遗书的发表，果然完全依照梁济的设计。
梁济等人为什么如此在意世人对其自沉意义的理解与评价？不能不考虑到他们的启蒙理想与其时启蒙处境之间的距离。
《京话日报》针对的主要是北京中下层社会，所依恃的思想资源，主要是立宪派如梁启超、张謇等人的见解，因此在清末盛极一时。但进入民国后，在君主立宪已不可以实现、共和现状又无法让人认同的背景下，《京话日报》可用于启蒙的思想资源已然枯竭。因此后期《京话日报》讨论政治问题，多半只能采取讥刺或反讽的笔调，重批判而少创设，自然难乎在社会上产生政治影响力。
丧失了思想资源、政治资源，《京话日报》启蒙的合法性也就产生了动摇。《京话日报》同人开不出可以救国救民的“药方”，只能在吁请救济、介绍慈善上做文章，仍然是底层启蒙的路子，但似乎并非治本之法。在民国这样一个以法律威权、政治威权替代道德威权的社会，如何能教育出梁济所谓“良好之人民”？而以《京话日报》同人的地位与影响，很难获得上层文化话语权，从而将一己之主张贯彻、奏效于全社会，这是梁济等人忧心之所在，也是《京话日报》的底层启蒙之途备受压抑的原因。
梁济等人宣扬道德理想的潜在对手，除了“不守信义”的政府当局，力倡新思潮新文化的《新青年》也是重要的目标，对此陈独秀略带委屈地表示“把鄙人放在大骂之列，不知道
梁济等人的自杀，在社会启蒙层面上，不妨看做突破自身启蒙困境的一种努力，其所警醒的“世人”更多是指向上层社会。梁济自沉的确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与讨论，但他所持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却要待到20世纪20年代，才借由几次大争论引发知识界的分裂与碰撞—其子梁漱溟正是其中的活跃分子。而《京话日报》对旧家庭伦理的坚持，更将在新文化自上而下的推广过程中不断显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