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职场大战，透视国企改革：《浮沉》折射盛世欲望

“盛世下的欲望”成为大多数时候，制片方回答《浮沉》所蕴含社会议题的答案。或许，在职场励志、商战阴谋之外，电视剧《浮沉》还应该被关注的是国企、民生。在国企改革20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由《蜗居》和《失恋33天》原班人马打造、导演滕华涛的电视剧收官之作《浮沉》，从6月30日起在浙江、北京、东方和深圳四大卫视播出，很快就获得了高点击率和收视率。

乍一看，这部改编自崔曼莉网络小说的“职场大戏”与《失恋33天》、《杜拉拉升职记》等作品，多少有些相似—“《浮沉》开场，白百何演的乔莉一如既往地像《失恋33天》里的黄小仙，伶牙俐齿，一个脏字都不带，杀伤力却大得让人想撞墙一了百了”、“《浮沉》相当于《杜拉拉升职记》的升级版，再加上职场版的《士兵突击》”—大量的报道都集中在对这些相似之处的讨论上。

但读过原著小说的读者，热议的却是另一个话题—相比原著小说里的职场奋斗、步步惊心，电视剧《浮沉》少了大量职场内容。不少读者因此对改编后的电视剧不满，认为该剧是改编失败之作。

导演滕华涛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可以被归类为“职场剧”、“商战戏”，甚至因媒体过多的类型化而不满。他在阐述剧本改编经过时，首先提到的便是“大刀阔斧”砍掉了大量职场情节。“《浮沉》的剧本之所以做了三年，就是因为原小说只有商战、职场，根本没有人物情感。其实，所有社会上我想说的关注点、问题，都隐藏在人物的情感中间。我希望通过几组人物之间的情感变化，来影响所谓‘七亿大单’的格局变化，从而折射出人的欲望和欲望实现所带来的人生浮沉。”

“盛世下的欲望”成为大多数时候，制片方回答《浮沉》所蕴含社会议题的答案。或许，在职场励志、商战阴谋之外，电视剧《浮沉》还应该被关注的是国企、民生。在国企改革20周年之际，《浮沉》也许有除了职场之外的现实意义。

国企改制引发的“利益之争”

如果撇开女主人公乔莉在外企从前台、总裁秘书到销售的职业发展线索，《浮沉》的故事更像一出围绕国企改制而引发的“利益之争”。

江州老国企晶通电子厂厂长王贵林，在带着全厂员工守住清苦、耐住寂寞若干年后，终于等来“改制”喜讯—七亿的改制资金，着实让全厂沸腾。出乎意料的是，以江州副市长为首的领导层，却以王贵林改制经验不足为由，临时更换于志德—张副市长的女婿、主攻国企改制研究的大学教授、民企老总—走马上任晶通改制负责人，王贵林则成了一个清闲、无实权的挂名厂长。这是“权力”之争。

“按照你的性格、对晶通的感情，你肯定一上来就把这些事情理清楚，工人的去留、未来的生活保障……越繁杂的摊子，就越需要简单直接的方式去解决，要我只需要三步：精减、清算、改头换面。”王贵林与于志德原为“发小”，在未知负责人易主时，曾向后者讨教。于志德的这番话，基本定了后来双方改制理念的基调。

七亿改制资金，成为整个故事的悬念来源。美国赛斯和日本SC两家外资软件公司成为竞争七亿订单的主要对手。赛斯在主攻负责人于志德落后的情况下，派出毫无经验的销售乔莉“剑走偏锋”围攻已经毫无实权的王贵林；而日本SC因员工薄小宁有裙带关系，在张副市长指派下，领先一步取得与于志德见面的机会。美女攻势、金钱诱惑、相互挖角打听对方内部消息，在两家外企争夺订单的过程中，似乎已经不足为奇。

为了明确表达主流价值观，《浮沉》的故事在工人抗议后迅速转向了于志德被捕、张副市长落马，菜鸟销售乔莉依靠自己的能力赚钱，不行贿、不走歪门邪道最终获取销售单；王贵林和于志德虽然情似兄弟，但一个爱厂如命，以不牺牲全厂大多数职工利益为前提选择合作伙伴和适合企业改制的软件，另一个首先谋划的则是在改制中自己能得到的利益。

“我们讲的就是一个关于欲望的故事，这比较符合我一贯对都市变化这个主题的关注。”滕华涛说，“《浮沉》让人思考的是，现代人究竟该怎样对待欲望，我们有没有可能让它慢下来，等一下自己的灵魂？”

“携款外逃的贪官”

与《蜗居》相似，《浮沉》里也有一位风度翩翩、英俊潇洒的“贪官”。

作为工人子弟，王志飞饰演的于志德有着骄傲的内心和强大的成功动力，在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后，他进入体制内教育机构，同时也一心盯着经济改革，最终在副市长岳父的帮助下，成功插手晶通改制，希冀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他有着高超的政治手腕，以及长期在体制内汲取的政治厚黑知识，还对女主播情人“情深意重”。可以说，《浮沉》里的于志德，承载着新闻里的官商勾结的故事细节。而结局于志德因贪污遭情人举报，携款外逃未遂，不少观众也将其与“外逃贪官”相联系。

不过，同是凤凰男，岳父都是高官，都有情妇，而且都认为自己对情妇是真爱，于志德的“贪官”形象却不如当年的宋思明深入人心。“于志德与他的太太张丽关系也太差了”、“亏他还有脸说段芹是他的初恋，热恋，黄昏恋，在段芹父亲的墓前承诺自己会娶段芹，会一辈子对她好，结果自己食言，为了权势娶了他老婆，段芹居然也没跟他分手，还原谅了他，继续没名没分跟他在一起，真是笨蛋啊！”

“在那样的家庭里，本身品质就不是很健全，副市长的女儿找老公就是找一个能管理、能带出去的，张丽知道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深厚感情，她也知道段芹的存在。我们的人物设定她一开始就知道，所以她不断提醒于志德，你在外面怎样我不管，但在晶通改制这个上，你别把我和我爸折腾进去。”滕华涛这样解释于志德与妻子从始至终的恶劣关系。

于志德表达对情人段芹的爱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在晶通“干一票”后带着她远走加拿大，从此“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而实现这一浪漫之举的前提条件是在加拿大购买一套价值5000万的海滨别墅，资金来源自然是晶通那七亿。

与当年对“宋思明海藻并非真爱”的观点一致，滕华涛说，于志德对段芹虽然表现得更为一往情深，但依然不是真爱。“我会想去提醒一些总爱编一些特别美好的故事的人，像于志德这样比较典型的，他其实有很多的优势和才华，他总需要做一些不好的事，但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他要编一个特别美好的理由，他不需要骗别人，他完全是骗自己。终归有一天这个骗局连自己都骗不住，最后结局就是这个样子。”对于滕华涛来说，对段芹的一往情深，只不过是于志德为贪污编织的理由。

于志德最终未能逃跑成功，他在被捕第一时间举报了岳父。然而现实生活中，携巨款逃往国外的贪官“捞了就跑，跑了就了”的大有人在。去年，中国人民银行一份关于“腐败资产外逃”的研究报告曾引起不小的震动。

导演滕华涛对“外逃贪官”的细节小心回应：“于志德的欲望最后膨胀到，无所谓什么手段，只要他把这个欲望实现了就行。但我没有觉得他有什么敏感，他就是国企改制这么一个人，贪官说不上。”但他同时也表示，副市长“任人唯亲”的行为，“你查查有多少这样的事儿”。

现实主义“潜规则”

两家外企争夺七亿大单所使尽的手段，也让人联想到了近年来外资企业在华商业贿赂频频被爆的现实。

2009年震惊中外的“力拓案”，将跨国公司在华商业贿赂丑闻再次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而摩根士丹利、西门子、朗讯、德普、沃尔玛、家乐福、力拓这些鼎鼎有名的跨国巨头，在中国都留下了不光彩的印记，亲手将自己秉持的商业伦理埋葬。慑于西方国家严苛的法律，此类跨国公司已将商业贿赂主战场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

《浮沉》详细描绘了外企销售部门，与国企负责人之间行贿、受贿的过程。日本SC公司第一次邀请于志德在日本料理吃饭，销售主管土井派情人、美女销售车雅尼“美色诱惑”，并针对于热爱美食的特点表示，与之合作后可出钱让其飞往全世界吃尽美食，享尽奢华。而向负责人于志德“行贿”似乎是这两家外企销售的共识和核心竞争点，互相打听对方的出价也成为故事中的关键情节，因此引发的挖角、卧底，进一步增加情节惊险程度。

“七个亿到底会把人逼成什么样？”编剧鲍鲸鲸对外企觊觎这七亿资金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当七个亿的一个饼戳在这儿的时候，有这么一群人被别人告诉说你们有权利去咬一口，你们把嘴张到最大，去咬这个饼，你只能咬一次，大家肯定会拼了命地把自己的嘴张得特别大。但有的人会去考虑，这七亿我有资格去咬，谁给我的资格？”

即便在于志德“东窗事发”之际，两家外企高管依然没有死心。恰逢财务放假，无论是赛斯还是SC，负责人均存着“于志德是副市长女婿不会出事”的侥幸心理，决定用自己的钱先垫付给于志德。不同的是，土井直接将500万汇入准备潜逃的于志德的账户，而美国赛斯中国区总裁何乘风却在按下“确认汇款”前，收到了“于志德出事”的消息。SC公司后拒绝为土井讨回行贿的500万，并以单子未成功为由拒绝由公司承担，因为“一旦公司出面讨回500万，会影响公司声誉，成为商业贿赂丑闻”。土井最终跳楼身亡。

“技术更新”还是“工人利益”？

在贪腐之外，还有“是否保障、如何保障工人利益”的重大命题。

国企改制过程中有所谓“三转”之说，即：政府转让产权、职工转换身份、企业转换机制。“转换职工身份”通过所谓的“买断工龄”方式来实现，即政府用国企转让产权所得的一部分，按照职工的工龄长短，分别支付给职工一笔经济补偿金。“买断”之后，职工与企业不再有任何瓜葛，完全撇清。补偿金其实就是遣散费，职工待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裁员基本一样。

“买断工龄”作为改制的重要环节，是由地方政府部门主导的，地方政府从该企业的资产出让所得收益中拿一部分钱，用以支付职工的工龄收购费用。国企改制20年来，针对国企改制职工安置费用过低的报道以及民众意见频频见诸报端。对于原国企中年纪较轻或从事技术、营销、财务等工作的人员，一般算不上大问题，因为他们在劳务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再就业不会遭遇困境。然而，对于被“安置”的40-50岁的大龄失业人员来说，却是极为严峻的生存挑战。他们试图再就业必遭遇年龄等各种门槛。在经济收入归零同时，还要承担逐年大涨的社保金，而买断工龄的经济补偿金仅够交纳大约两年社保金。

《浮沉》以美国赛斯公司软件系统CAM与AAM的销售和选择，侧面切入“是否保障、如何保障工人利益”问题。技术峰会前的沟通会上，赛斯销售总监陆帆介绍了两种系统—CAM和AAM，前者更为先进，但要以削减工作人员为必要条件；后者提升空间小，但能保证厂职工原职不变。

王贵林和于志德单独讨论赛斯系统的选择。王贵林看中的除了晶通能真正有效改制，还有全厂上上下下员工们的去留，他更倾向于AAM系统。于志德的意见则反之，认为AAM系统是让晶通这次改制换汤不换药，想要有效并彻底达到改制的目的，精简人员是必要条件。两人因此对立。在于志德决定购买CAM软件后，晶通厂的员工集结起来抗议。王贵林赶到，豪言壮语后站到了工人们的一边，改变了被削权的局面。

“我们相信的确会有王贵林这样的领导存在，没有太多想法，特别朴素，他需要对他的父老乡亲负责任，能够把他们一千多号人带好。也没想大富大贵，他有特别朴素的信念。”滕华涛面对媒体评价“王贵林形象过于高大全，仿佛焦裕禄”时回应，他认为王贵林在改制过程中所秉持的理念和价值观，看似主旋律的套路，恰是对“是否保障、如何保障工人利益”这一命题的最好回答。

本报记者严友良对本文亦有贡献

“最初打动我们的就是国企改制这条线”

本报记者 赵妍 实习生 房雅倩 发自上海

最初决定购买《浮沉》影视改编权的是制片人徐晓鸥。

“《浮沉》最初打动我和导演的地方，就是原著小说里不太明朗的一条线——国企改制。”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这位曾制作红极一时的《蜗居》的制片人表示，“《浮沉》实际上用了一个很巧妙的角度，对国企改制的议题作了一次尝试。”

“滕华涛解读现实很独特”

时代周报：《浮沉》现在的播出情况、收视如何你应该很清楚。在具体的收视率方面，你有没有消息？

徐晓鸥：因为是四个卫视播出，每个台的收视率都不太一样，收视率到目前为止，浙江台和上海台的收视特别好。浙江进了前三，上海进了前五（全国收视）。这次整体的受众跟以往的剧有非常大的差别，受众高端而且不是一般的高端。

时代周报：作为制片人，你觉得改编这部片子价值在哪里？

徐晓鸥：当时《浮沉》第一部出来的时候还没有觉得它有特别高的价值，后来看到第二部的时候，只觉得特别打动我、特别好。当时是在飞机上看的第二部，看完以后下了飞机就赶紧叫人帮我找下作者是谁，我要给她打个电话，后来就给崔曼莉打了电话。

崔曼莉说和其他公司都谈得差不多了，因为从第一部出来就开始谈，已经谈了一年。我说你无论如何也一定要等我一下，我们一定要见面谈一次。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但没有想得特别明白哪里好，直觉是看着让我很兴奋。后来我们运作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明白了当时为什么会打动我—小说里并不是特别凸显的那条线，国企改制，在小说里它就是个背景。但我们认真分析了一下，这条线在当时其实是最打动我们的。

时代周报：为什么选择滕华涛来导这部作品？

徐晓鸥：买到小说的时候我就找他了。想买《浮沉》的人其实很多，那时滕华涛在厦门拍戏，我就跟他说，这个东西挺好的，要不你看看。他说“这个小说我不是特别有兴趣，因为已经有一些职场电视剧了”，后来我说“这个东西特别好，我也说不出有什么特别好，就是让我特别兴奋，要不你看看吧！”他就看了。然后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哎，这个有点意思，我有兴趣”。我说，“好！那你约着崔曼莉，我们来谈一次。”滕华涛的介入也是打动崔曼莉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们从这部戏的开头就是和滕华涛合作的，没有当中挑选什么啊，我们就是一起干的这个事儿。

我跟滕华涛比较熟，因为前面合作了《蜗居》。还有是滕华涛有一个特别不同于一般导演的东西，就是他解读现代生活非常独特，他有他的眼光、角度以及价值观放在里面。他跟一般导演的做法不一样，所以这其实也是这两年他非常火的原因。这个东西是很难模仿或者说很难拿得走的。他对于当下生活的解读特别有意思。

读者比作者对改编意见更大

时代周报：电视剧《浮沉》与原著小说在情节上有很大差异，原著作者对此是否有意见？

徐晓鸥：不会。我们跟崔曼莉沟通得特别好，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是比较幸运的。她是一个很大气的作者，滕华涛婚礼的时候我们还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她就跟我说，以前传说中原著作者跟电视改编是死敌、有很深的矛盾，相互骂来骂去。她说“我们一点都没有，我们特别好”。我说，“是的，当然这源于崔曼莉的大气。”

相对来说人物都是她创作的，她就像个母亲一样。最初谈的时候，她就跟我们说，“我虽然生了这个孩子，她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要把她嫁出去。我不一定要嫁个有钱有势的人，我要嫁一个懂她的、能够给她好的生活的这么一个人家。”所以她后来就选了我们。崔曼莉其实是一个特别明白的作者，也有网友@说你能接受吗怎么怎么的，但崔曼莉就很简单，你看她都不太发表评论。每一个形式都有它的创作规律，文学不能代替电视剧，电视剧也不能代替文学。那怎么样能够充分地互相理解呢？她觉得很简单，就是找这个行业最好的人，只要和这个行业里比较好或者最好的人合作就不会有大的失误，而且可以充分信任和理解。我们团队包括开机和其他什么崔曼莉都一起来参加宣传，所以我们沟通得特别好。

时代周报：反而是小说的读者对改编幅度意见很大。

徐晓鸥：对。刚才就是说，这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电视剧完全按照文学本拍就没有人看了。因为比如说商战的心理战里很多招数其实是非常难理解的，如果不把它转换成电视剧能够表现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情感的方法、人物命运的方法，观众就没法看到文字所体现的那种惊心动魄。那种内在的惊心动魄（不是说打仗的那种惊心动魄）是没有办法在影像上体现的。如果说观众理解不了，电视剧不就瞎拍了吗？

“《蜗居》给我们太多经验教训”

时代周报：我们知道国企改制过程当中，除了电视剧里表现的于志德这类从中获取个人利益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工人的利益如何保护的问题。大结局里这些工人都留了下来，没有因为改制而遭到利益损害。但是现实却是很多工人下岗。有人评价说这种结局很主旋律，你怎么看？

徐晓鸥：可能这是一个进程吧！无论国企改革还是什么都是有一个发展的进程，到了今天我们再来讲这样一个故事的话，我们其实不是仅就这个故事究竟是怎么样的，而是说为什么会觉得王贵林这个形象特别有意思。如果我很模式化地说，这个企业家就是为了保护工人利益怎么怎么样，可能大家都会觉得特别难接受，因为他不符合经济的理论、不符合经济的规律，但是为什么我们都特别喜欢他的一点是王贵林最后用经济的手段去解决了经济的问题，并且达到了各方利益的均衡，这才是一个企业家的智慧。如果你只是偏向一头，这个我们大家都懂，如果你只会一样活，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佬。只有在各方有冲突的时候，你能够找到一个中心点，能够均衡各种关系，然后奔向你想要奔向的那条道路，那你才是大佬、是英雄。所以我觉得王贵林是《浮沉》的原作给予我们的很大的灵魂，所以他才会与一般的国企领导形象不一样。

时代周报：马上国企改制20周年，我自己联想，这部电视剧你们在制作之前有没有那个意思？对过去历史或者当下社会的反思。

徐晓鸥：没有。我们就是从一个人物形象出发的，国企改制在中国的发展中是一个特别大的命题，我们在影视命题中从来没有表现过或者表现的也是苦憨憨的那种、或是从头再来啊那样的，那个是过去的一段时光，但是怎么解构这个命题，其实挺难的。所以我觉得《浮沉》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视角，它不是一个正面解构国企改革的东西，从正面来解构是比较难的，从影视角度来解构比较难，可能出来也不好看。但恰恰，第一它是国企跟外企的碰撞，就有价值观的碰撞，就好看就会有火花，第二就是国企改制它可以从一个很巧的角度来管窥这块的内容。

时代周报：所以《浮沉》是很有社会话题性的，你不是第一次制作这样的电视剧了，从投资的角度，会觉得还是有风险的吗？

徐晓鸥：不会吧！我觉得在某些方面《蜗居》给了我们很多经验和教训，但是如果说所有的影视作品、所有人都不敢去碰触和解读现代生活的话，那就没什么意思了。然后《浮沉》是给了我们特别好的一个文本，让我们可以从这么多角度去碰触现代生活，而且我们的价值观是很正面的，这一点我们很有信心，所以没有什么担忧。这部戏投资也很大，也从侧面说明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