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期刊观察] 重新发现大正时代

苏枕书

大正时代再发现

短暂的大正时代始于1912年，方从风云激荡的幕末维新中一路走来，十四年过后，又将进入战争、战败、复兴、衰颓的昭和年代。昙花一现的大正时代在人们的印象中，有女性解放，恋爱自由，城市生活丰富这些概念，似乎预示着现代社会的到来，让人想起竹久梦二的画，谷崎润一郎的《细雪》，三岛由纪夫的《春之雪》：奢侈，放浪—还有“大正浪漫”。平凡社双月刊《心》五月号的主题正是《大正时代再发现》，记录了安野光雅、森真弓、半藤一利三人的座谈会。

安野是日本画家、诗人，生于大正末年，距昭和元年仅七日。森真弓是日本传记小说家、散文家、编辑、市民运动家。作家半藤一利是夏目漱石的外孙，与司马辽太郎交情深厚，对昭和史很有研究。他是日本有名的保守派，对靖国神社祭祀战犯一事批评极甚，坚持认定昭和天皇对战争应负责任，故被右派政客指为“半藤一利不是保守派，而是左翼”。近年来他更以积极参与护宪运动、坚持和平立国原则而被右翼政客认为是“反日左翼”。

日本著名随笔作家、编辑山本夏彦曾说过，大正时代的象征词汇，是“口语文章，自由恋爱，不孝顺父母”。而这三位想到的大正时代的关键词，则有昂贵的钢琴—当时贵族好慕洋风，华族小姐必习钢琴；有咖啡馆—洋式店堂内系围裙的美丽侍女，年轻男女约会，喝利口酒，写诗，聚会，享用并挥霍青春。半藤说，提起青春，总想起永井荷风的小说。森真弓很惋惜如樋口一叶、尾崎红叶、斋藤绿雨、森鸥外等优秀小说家，均死于明治时代。半藤更认为，大正十二年（1923）的关东大地震中，日本失去了全部的好东西。这样说不单指大地震中死去的20多万人与巨大的经济损失，更指天灾之后政府发动的战争。明治时代的战争多少还是因救国强国，而昭和时代的战争则是彻底的膨胀与侵略。大正时代的和平在战争与战争之间尤其可珍，迅速颠覆埋葬于大地震。

森真弓重点提到了当时的“新女性”概念。这一概念最初由日本最早的女性文艺杂志《青鞜》提出，主张自我觉醒，呼唤女性打破封建旧思想的束缚，争取社会家庭双方面的新地位。当时有许多女性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就业，职业多为咖啡馆女侍、司机、摄影师、秘书、理发师、助产士等。大正十四年（1925），细井和喜藏出版《女工哀史》，记录的正当时纺织工场里女性劳动者的悲惨生活。 

半藤对“大正浪漫”这一概念表示反对。他说，大正十年（1921）以来，日本已处于黑暗危险的环境中。关东大地震后，哀鸿遍野，四处逃难。更大规模残杀朝鲜人，杀伐之气极重，谈何浪漫？！大正年代也终以大地震画上句号。

提起大正时代的作品，三人各有所好。安野喜欢和辻哲郎的《古寺巡礼》、南方熊楠的《十二支考》。森真弓想到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以及大正时代的童谣和童话（比如北原白秋的作品）。半藤则推荐中里介山的《大菩萨岭》，也喜欢金子光晴、宫泽贤治。三人皆有一种随和自由的气质，谈话氛围轻松开阔，读来颇增见解。

夏目漱石的《文学论》

岩波书店的双月刊《文学》五、六月号做了夏目漱石《文学论》的研究特集，十数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此作。如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近代日本文学副教授上田敦子从文学史与修辞学角度认为夏目漱石的《文学论》是一种“压抑的文学”。东京大学近代日本文学教授小森阳一从文学与科学之间分析《文学论》的语言观。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则分析《文学论》问世以来，百余年间人们对之解读所经过的历史。文末由漱石关于文学理论的苦思联想到章炳麟的文学观。

1900年夏目漱石留学英国伦敦大学，从此开始探索“文学”究竟为何物这一理论性研究，回国后出版《文学论》。此书一直被认为是艰深难解的作品，文中一个数式定义（F+f）也引起许多人的思考—漱石认为，凡文学内容的形式，都需要用（F+f）来表示。F 指的是焦点的印象或者观念，f 指的是附着于其上的情绪，因而上述公式又可以看成是印象或者观念，即认识性的要素（F）和情绪性的要素（f）的结合。本期特集中就收了福罗里达大学近代日本文学副教授Joseph Murphy一篇文章，分析（F+f）的可能性。

素喜读漱石小说的读者，不妨也略关注一下《文学论》，或可作为理解漱石文学思想的另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