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庸和聂绀弩

维庸的情感纠结性何在？在平静时回忆激烈，在惨淡时怀想极盛，以吊儿郎当的腔调忏悔真心的罪过，苦涩时嘴角的甜味，带着哭腔去笑，大笑着抹眼泪，带着嘲讽去尊敬，在绞刑架上做圣徒…

周伟驰

这两年读过的诗集也算不少，唯有维庸和聂绀弩是我最爱。维庸虽然久闻其名，但一直缺乏中译，而杨德友先生的译笔，真算得上出类拔萃。以前只读过杨先生译的神学与哲学著作，印象不是特别深刻，未料到他本是学文学出身，所译维庸竟能深深地吸引我。这次为写维庸，我把这本译诗集随身携带，竟致于从北京到香港，又到广东再到河北，“兜率天”了一圈。我未见过杨先生其人，但从译笔之洒脱谐谑来看，当是与维庸有同等的才华。译者定要与原著“同频”“共振”，才情仿佛，宛如棋逢对手，经一番美妙的“邂逅”方能产生佳作，确是的论。非郭宏安不能译加缪《局外人》，非戴望舒不能译亚默和洛尔迦，可惜这种“相遇”那么稀少，真跟你死我活的爱情一样稀罕神秘。

维庸诗的好处一言难喻，我想到的只能道出一二，大抵是情绪的复杂性，或“纠结性”。后来法国文学和哲学的那种人性乃至粗野放荡，从拉伯雷的肉身狂欢到萨特的那种恶心，都似乎在这个法国文学的一世祖那里粗具规模了。评论家、诗歌史家和思想史家，大都着眼于维庸比如对中世纪“死”的终结，就是将神学中天堂地狱的想象对于“死”的缓冲阀拔除，而一头撞到“死”的怀里，跟“死”面面相觑，一了百了—“但是，去年的白雪如今安在？”上帝的终结意味着人的开始，维庸竟终于启了文艺复兴的人文大旗了。其实，倒不如说他跟孔夫子的方法论相近，不知人安知神，未知生安知死，尚未否认神的存在，而只是将兴趣放在人的一端罢了。尚未否定集体生活的方便，而只是屈从于个性的落拓不羁罢了。

维庸的情感纠结性何在？在平静时回忆激烈，在惨淡时怀想极盛，以吊儿郎当的腔调忏悔真心的罪过，苦涩时嘴角的甜味，带着哭腔去笑，大笑着抹眼泪，带着嘲讽去尊敬，在绞刑架上做圣徒……这类“情感佯缪”的极致就是，千感合一，万情一体，笑即泪，苦即甜，神圣即亵渎，粗鄙即精致，浪荡即真挚，黑色幽默即白色纯情，抵达了佛教大乘“圆融”的境界—这本是一个极好的现象学课题，足够胡塞尔用类似于中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笨重的现象学术语吭哧吭哧描述半天而无法“还原”出其“本质”。

维庸这种不乏邪劲的魅力，但我们最好不要把它当作一门技术来看，并将之山寨化生产。现在的风气，喜欢把艺术还原为技术，把政治还原为行政，把境界拔低到环境，把胸襟解剖为乳房，把经验交还给词语，用词语来搭建巴别塔，而忽略词语后面的人，仪文后面的圣灵，庖刀后面的庖丁，操作诗歌的诗人，那个活泼泼的活灵，有性情有缺陷的个人。无论怎么强调“无个性”，诗到最后总要“图穷匕现”，诗即人，人即词语，一首诗可以伪装，一生的诗却不能敛容。一个诗人终其一生勤于制作，到达“淋漓尽致”的地步，总是会“诗如其人”的，那就是“诗人合一”啦。

维庸这个文学院毕业的高才生，从事于打架斗殴是出于风气，做梁上君子和江洋大盗是出于穷困，一不小心杀死情敌却是出于争风吃醋的性格，他二进宫三进宫是出于天性，上绞刑架是从自由走向必然，路易十一的赦免可以一次，但能否二次呢？维庸生于1431年，到1462年被驱逐出了巴黎后就渺无行迹，也许在别的地方犯事，被阎罗王勾了姓名，被牛头马面抓了回去。法国诗歌始兴于这样的“文人大盗”，奇哉！

相维庸之形之下，聂绀弩（1903-1986）多少显得拘谨。在统一的社论体话语洗劫之下，他不免仍沾染了那时代的正统说话方式。但他的出彩是在其中的谐谑，用同一语言作短兵相接的颠覆。传说中的“旧体诗词”没有一味地沦落为“老干体”，聂老还真是功莫大焉。自从1955年开始“被胡风反革命集团”，他作为旧体诗词的当代“诗史”之天命就“被降任”了。聂的生性诙谐与不拘，在词语工整游戏中竟玩得酣畅。《解晋途中与包于轨同铐，戏赠》注者后记未说明作于何时，但无论如何总是事后聂绀弩的回忆中落笔，考虑到聂的随时吟诗，当场戏作的可能性也大。1967年聂被捕入狱，后与包于轨等人一同被转解押送某看守所，开始其无期徒刑后因偶然插曲终成十年关押的深牢大狱生涯。此诗大约是押解途中送给包于轨的作品，聊备一笑。当时“文革”氛围下，聂竟不以押送为耻，反以为笑，真奇人也。其诗何所谓？“牛鬼蛇神第几车，屡同回首望京华。曾经沧海难为泪，便到长城岂是家？上有天知公道否，下无人溺死灰耶？相依相靠相狼狈，掣肘偕行一笑哈。”处处皆典，反差明显。二人同铐，如狼狈相随，笑样百出，岂不悲摧。再如1955年的《反省时作》之五：“朝朝雨雨又风风，梦断巫山十二峰。望美人兮长颈鹿，思君子也细腰蜂。盘盘棋打鸳鸯劫，出出戏装宇宙疯。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亦是处处皆用典故，“长颈鹿”对“细腰蜂”，“鸳鸯劫”对“宇宙疯”，专横语境下人人都是修辞家，诗人和哲人在词语下潜伏得尤深。当然，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典还须有心人，注家—索隐之后，读者才能更深地体会层层旧油墨底下的历史处境下的同情同感，使诗人一己的当代之情有了一个深远的历史景深，有了纵深感。

聂绀弩1903年生于湖北，年轻时在上海学过外语，先入国民党，后入共产党，曾任香港《大公报》主编，1955年被卷入“胡风事件”，被隔离审查。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劳动。1974年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在山西监狱十年。1976年出狱前一个月，女儿已自杀身亡。聂绀弩的诗几乎从始至终叙及其遭遇，确与当年杜甫之为“诗史”类似，具特色者，则是其以喜剧演悲剧，以笑谈述遭逢的诗笔了。如果说维庸是“绞刑架上的诙谐忏悔”，那么聂绀弩就是“看守所里的春秋坦白”了。就诗中重重涂彩的用典，悲欣交集，哭笑不分乃至庄即谐谐即庄，共抵于同一如如呈现的存在而言，他们都是诗人中的先行者，修辞术上的发明人，情感上的纠结主，诗歌观念的恐怖分子。

《遗嘱集》
[法]维庸 著  杨德友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版
310页，38元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全三册）
侯井天 句解、详注、集评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年11月版
1024页，9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