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戏剧性来得再汹涌些！
安吉拉·卡特是英国人，而她写作短篇的方式处处与托宾继承自英美传统的经验相违。四册《焚舟纪》如一出充满华服霓裳和夸张脸谱的宫廷剧，或是一场不断有鬼魅迤逦而出的旧世界马戏，璀璨夺目又酝酿暴力，一如第一册《烟火》的名字，大热大冷都做了个足。不，这个女人的短篇一点也不极简，而是洛可可。
包慧怡
在去年的上海书展上（也许称为上海庙会更贴切），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参与了一场名为“短篇小说的阅读和创作”的沙龙。席间，托宾概括了他的短篇写作理念：与长篇相比更私密、更关乎个体经验的题材，避免赤裸裸的戏剧性，以留白的方式刻绘人物，情感处理上的矜持与节制。的确，这似乎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欧美，尤其是英美短篇小说写作的主流，从耶茨到卡佛，从托宾本人到克莱尔·吉根，近年来在国内备受赞誉的一系列西方小说家，都隶属于这个泛极简主义的传统：冷静朴素的现实笔法，节制到吝啬的词汇，清淡却毫不轻盈的悲伤，微澜般使人适度惆怅的结局—与华美热烈的拉美传统或知性繁博的法国传统断乎不是一个路子。这类作品经得起技术方面的检验，有时真可做到不多一句不少一词，但是读多了容易让人生起一股饥饿感：难道短篇小说能做的仅仅如此？
安吉拉·卡特是英国人，而她写作短篇的方式处处与托宾继承自英美传统的经验相违。四册《焚舟纪》如一出充满华服霓裳和夸张脸谱的宫廷剧，或是一场不断有鬼魅迤逦而出的旧世界马戏，璀璨夺目又酝酿暴力，一如第一册《烟火》的名字，大热大冷都做了个足。让戏剧性来得再汹涌些吧！留白？恨不得从发梢到饰物来个巨细靡遗的白描才快意；个体经验？偏要拿童话与民间传说—全人类共享的回忆、集体无意识的结晶体来开刀；约束情感？……人家可不做傻事。不，这个女人的短篇一点也不极简，而是洛可可。虽然她和托宾同样将长篇小说比作交响曲，卡特称自己的短篇为“室内乐”，托宾则口拙般地将短篇小说比作“一支歌”。
莎士比亚、格林兄弟、哥特罗曼司、爱伦·坡、童话、哑剧、好莱坞，卡特从不避讳她的师承，却将这些“影响的焦虑”如珠宝般亮闪闪挂了一身，凤冠霞帔招摇过市—她有这般底气，因为知道自己作为一个解构者，一个讲故事的人，在才智、奇想和语言上的独特。“坠落，就像鸟从半空落下，当精灵王将风绑进手帕里，系紧四角让风无法逃逸。于是没有流动的气流能支撑鸟儿，受制于重力的他们尽皆坠落，就像我为他坠落，并且知道自己之所以没有坠落得更深，只是因为他对我手下留情。”（ 《精灵王》 ）对一个通篇使用此类语言的小说作者，你能说什么？你也许要担心，她的诗才会败坏了她的叙事能力，她魅惑的嗓音会将读者诱入语词的密林深处，忘却了来时的初衷—那么不妨拣起《焚舟纪》中的任意一册，来看看故事本身。
《焚舟纪之一?烟火》写于1970年至1973年间，其时卡特旅居日本，此前，她已出版了诗集《五个安静的呐喊者》和《独角兽》，以及包括《魔幻玩具铺》在内的数本小说，刚开始尝试创作短篇—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因为住的地方太小，不足以写大部头，“房间的大小影响了我在房中所做之事的规模”。调侃归调侃，她一定很快发现了这种轻短快的形式为她所拥有的特殊才华所提供的施展空间，一如她正缓慢而略带惊疑地发现日本之美，并将它尖新、矛盾、幽明不定的特质记录在《一份日本的纪念》、《冬季微笑》和《肉体与镜》这三个短篇中：“这城市吸引我，起初是因为我猜想它含有大量作戏的资源。我总是在内心的戏服箱里翻找，想找出最适合这城市的打扮”（《肉体与镜》）。
《烟火》中的其余故事则已经打上明确的“卡特制造”的烙印：对葛萝苔丝壳（grotesque）和阿喇倍思壳（arabesque）的沉迷；对皮草、珠宝、镜子、玫瑰等意象的浓重恋物癖；在生与熟、肉与素、乱伦与吃人、巫术与禁忌仪式方面近于人类学的视野；以及最重要的，因过分洛可可而造成的不自然的风格。或许应该借用动漫语汇称之为高级耽美？或者借用苏珊·桑塔格的定义称之为“坎普”（camp）?反正卡特采用这种风格绝对出于自知自愿，她素来不待见自然主义，不待见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不肯满足读者“向来希冀相信字词为真的欲望”，认为那是低层次的摹仿。那么在卡特那里，什么是高层次的摹仿？从她写给罗伯特·库佛的一封信中或可窥见一斑：“我真的相信，一部虚构作品若能对于自己乃是与所谓现实截然不同的人类经验形式这一点有绝对的自知（就是说，它不是记录事件的日志），就真的能帮助改变现实。”
这种论调太容易让人想起奥斯卡·王尔德的名篇《谎言的衰朽》，想起这位唯美主义活标本、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老牌丹蒂关于“生活模仿艺术远胜于艺术模仿生活”，关于奇绝的想像力（而非肖真的模仿力）才是艺术最高手段的种种珠玑反论。卡特从未将王尔德公开列入其师承，她却极可能是英国本土唯一将王尔德的衣钵完好保存至20世纪下半叶，并且淋漓尽致地实践了其美学主张的作家。只不过，若说19世纪末那场日趋颓废的唯美主义运动推出了一个多少有点底气不足的“为美而美”，到了卡特那里，“美”的含义则要更加丰富、宽深、泥沙俱下。很难想象戈蒂耶、王尔德或者于斯曼写出这样的句子：“刽子手坚持他早餐的煎蛋卷只能用恰好正要长成小鸡的蛋来做，并且八点准时上桌就座，津津有味享用一盘带着羽毛、略有尖爪的黄色煎蛋卷……这可怜女孩已独自偷偷去把哥哥尸首仅存的部分，那颗怵目惊心、长着胡须的潮湿草莓，取回家来埋在鸡圈旁，免得被狗吃了”（ 《刽子手的女儿》 ）。唯美主义诸军师并非不能以恶为美，化丑为美，只是，女将卡特策马驰骋莽原的姿势是那么自然，你难得能注意到那转换的动作。所谓不自然的文风，在她本人那里只是“一身儿爱好是天然”。
五年后问世的《焚舟纪之二?染血之室》是卡特的名作。坦白说，阅读本册的一种方法（尤其是其中《染血之室》、《师先生的恋曲》、《老虎新娘》、《精灵王》诸篇），是把它当作女性向的色情小说来读： 纯洁被动的女主角在绫罗绸缎与百合花丛中簌簌发抖地等待有力且有害的男性前来分派她的命运—卡特对这原始一幕（以及围绕这一幕展开的一切）的精雕细琢、分毫毕现的反复描摹（仿佛那是一种无药可医的情结）使得评论家诟病其“歌颂女性被物化的过程”，在“女权”之后又给她扣一顶“伪女权”的帽子。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卡特也在本册中不断将男主人公类型化、功能化、消费他们，甚至连将女性物化这个动作，都服务于女性本身的性幻想。《萨德式女人：色情读物的意识形态》（1978）比《染血之室》早一年出版，卡特为之所撰《自序》的副标题是：《为女性效命的色情读物》。“他的结婚礼物紧扣在我颈间，一条两吋宽的红宝石项链，像一道价值连城的割喉伤口……他剥去我的衣服，身为美食家的他仿佛正在剥去朝鲜蓟的叶子—但别想象什么精致佳肴，这朝鲜蓟对这食客来说并没有什么希罕，他也还没急着想吃，而是以百无聊赖的胃口对寻常菜色下手。最后只剩下我鲜红搏动的核心，我看见镜中活脱是一幅罗普斯的蚀刻画……十二个丈夫刺入十二个新娘，哀啼海鸥在窗外邈邈高空中荡着无形的秋千”，标题篇《染血之室》中的这段文字可作为女性向色情读物—自然只是其中一类—的范例：男性向色情读物渲染进攻与摧毁，女性向色情读物刻画沦陷与受伤。
“短篇叙事有限的篇幅使其意义浓缩。信号与意思可以融成一体，这点在长篇叙事的众多模糊暧昧中是无法达成的。我发现，尽管表面的花样始终令我着迷，但我与其说是探索这些表面，不如说是从中作出抽象思考，因此，我写的，是故事。”卡特在《烟火?后记》中如是谈论自己的短篇写作。的确，在奇绝的想像力和华美到伤眼的视觉效果背后，她所反复把玩、试探的其实是抽象观念。即使读者不理会这些观念，依然可以享受故事中妙趣横生的戏仿、美不胜收的奇喻、荒诞不经的反论和匪夷所思的才智。卡特甚至不愿将这种非典型叙事称作短篇小说：“故事跟短篇小说不同之处在于，故事并不假装模仿人生。故事不像短篇小说记录日常经验，而是以日常经验背后地底衍生的意象组成系统，借之诠释日常经验，因此故事不会让读者误以为自己了解日常经验。” 《焚舟纪》中的许多故事都没有具体的年代、地点，这恰恰赋予了文本一种普遍性，仿佛人人都可对照这些故事，检验自己最混沌最深沉的梦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童话（假如它们没被当作抚慰弱者的废话打发了事）、民间故事和色情读物共享同一片土壤，最公众又最私密，最普遍又最个人，最容易消费也最易遭误读。正如卡特常被误解为不以原创力见长的作家，恰是因为她所拥有的是一种重瓣水仙般罕见的原创力。
一如卡特生前好友拉什迪所言，《明智的孩子》是阅读卡特的最佳入门书，但最有可能使她获得不朽的，却是《焚舟纪?染血之室》。美国版《染血之室》称其中的故事为“成人童话”，这是个可怕的错误。安吉拉·卡特真正的工作是下到深处，汲取古老故事中潜藏的可能性的甘露，以之为新故事的起点。她的短篇与本文篇首提到的英美主流之间并非繁复与极简之争，魔幻与现实之争，诗歌与故事之争，而是两类描摹、探索乃至改变现实的致幻术之间的对峙与互补。
《焚舟纪》（五册）
[英] 安吉拉·卡特 著
严韵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版
1100页，100元